中国崛起将在未来十年变成现实。1937年一个中等强国日本在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便可轻而易举地打断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当下世界范围内已无任何国家有能力阻止中国的崛起。从1937年，95%以上人口生活于农村，到建国后工业化进程的稳扎稳打，中国战争时代“人肉坦克”的特色已转变为制造业山寨史上的奇迹。

　　只要不犯国内政策错误，中国崛起无法阻挡。从国际趋势而言，过去500年，近代历史的基调是西方主导的，但如今，面对中国的崛起，外部力量却无可奈何。回望过去近500年，当15世纪末哥伦布开始地理大发现，16世纪初麦哲伦环球航行，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逐步科学化，而此时的东方，“天圆地方”依然统率着中国人的天文观。此后伴随工业革命、现代科技、现代意识形态、社会运动等，世界性的重大事件都在西方集中发生，如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一战、二战、冷战等，这也促成了西方势力加速在世界各地的拓展，而其中唯一一次非西方的挑战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通过在理论上宣扬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是西方模式成功，同时对它们进行战略控制，将此成功化解。而从国内因素而论，国内的一些小起伏并不会干扰崛起的趋势。

　　中国崛起这个无法化解的趋势在物理和心理层面都改变着世界格局。从物理层面分析，全球的政治、经济中心将逐步从欧洲转至亚洲，从大西洋转至太平洋。在这个过程中，另两种趋势应运而生，第一种是中美关系决定了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冷战格局结束后，美国坚持永远维持唯一超级大国的战略，拉拢英、日等国，行成了称霸多年的一超多强格局，而同时的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极力主张世界多极化，构成第二支对抗力量。伴随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显著成果，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另一种意想不到的世界新格局正在形成，即“两超多强”。在今年十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半年世界经济报告中，中国位居第二，并且呈现出与美国接近，与日本、德国拉开距离的趋势，而这种势不可挡的崛起也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促成了中美的战略合作，西方七国集团会议由此扩大至二十国，中国成为重要一员，成为“G1+G7→G2+G20”的一次转折，“中等强国群体崛起”的趋势也在“两超”的大背景下展开，诸如土耳其、伊朗等在1990年代美国如日中天之时毫无发言权的国家，开始在多极化的诉求下振兴。

　　从心理层面入手，中国的崛起也将打破西方文明一元化的定论，过去被认为是唯一实现人类工业化道理的西方模式，正承受着另一条中国特色道路的挑战。

　　世界经济：金融危机阴影残留，全球进入下行周期

　　国际格局下，世界经济是一道无法掩盖的伤疤。经济学界曾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预测，5年内世界经济将摆脱萧条态势，然而2013年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席卷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与西班牙，美国媒体更用这五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拼凑的单词“PIIGS”(中文：笨猪五国)加以嘲讽。当时新一轮的预测将希望放在了2015年，然而随着今年中国经济的放缓，这个期待似乎又再次破灭。

　　如果将世界经济比喻为一个处于病后康复的非健康状态的病人，即使最新的言论认为2020年世界经济将恢复，但这个漫长的“休养”过程中，实则依赖着“量化宽松”这个药物的维持。

　　世界经济周期从2008年后处于20年的下行期

　　世界经济范围内，有三大周期参与运转：消费者每5年的心理偏好变动决定了消费品兴衰的短周期、制造业决定的为期12年左右的中周期、非线性科技创新频率决定的50年左右的长周期。从长周期看，自世界工业化启动以来，在某个阶段由于积累技术的成熟，市场、投资、就业、税收等同步繁荣，世界经济呈现上行周期，但同时，一段时间后，技术积累无法跟上需求，开始匮乏，市场便进入萧条的下行周期，而这个“时间”基本为“每50年一个周期”，描述这个现象的即“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由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1925年提出。如果将该理论投射于现实，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前，IT革命的扩展导致了20多年世界经济的繁荣，然而2008年之后的近20年内，下行周期的乌云似乎将笼罩世界。

　　国内经济转向“消费首位、投资第二、出口第三”。这种国际形势下，对国内经济有两点启发。首先，从改革开放初期国际环境下顺风顺水、事半功倍，到现今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这需要引起注意，并加以正确应对;其次，与之呼应的经济政策也需调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首位、出口第二、消费第三”要朝着“消费首位、投资第二、出口第三”的方向逐步靠拢。

　　世界变革：全球性问题层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指日可待

　　随着世界多极化、全球化的深入，全球治理问题成为国家之间的又一个重要话题。当前这一部分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第一是大国关系的变差，例如美俄的乌克兰问题，中日的钓鱼岛问题等;第二则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埃博拉等蔓延世界。全球问题开始严重，治理需求上升，然而大国间由于嫌隙，协调能力变弱，治理供给下降，最终造成全球治理的赤字，这将成为未来十年世界的又一大趋势之一。

　　过去作为全球问题主要解决者的欧美国家，一方面欧洲受到难民危机、东部乌克兰危机、南欧债务危机的影响，开始“有心无力”;另一方面美国将注意力集中转移至亚太地区，尤其针对中国，而“新孤立主义”对于曾经耗费在国际问题上心血的不认同也导致了其逐渐的“有力无心”。在这种契机下，“世界期待中国”，虽然全球治理本身是国家利益所需，如出口、一带一路等实践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秩序，但中国还是一个学徒，还在学习的过程中。

　　另一个对于国家内政冲击较大的是全球政治的觉醒。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城市化加速，缺乏竞争力的农村青年大量进入城市，自身条件的匮乏与城市大环境的诱导，极易出现愤怒情绪;其二，教育的普及下，大多数国家低档的6年义务教育多培养出半懂不懂的“三脚猫”，但又在网络启蒙下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最终被自以为是的民粹主义绑架;其三，全世界中产阶级队伍在过去的20年中变得庞大，但新生力量与政府的协调仍需要经历一个充满矛盾的长期过程;其四，网络的渗透力使这个“只有20多岁的青年”将虚拟世界带入人类生活，由此造成的政治后果主要是化解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和控制，社会自组织能力在平面化的信息时代增强，但网络背景下的政治讨论往往受到碎片化、快餐化的限制，陷入极端言论、负面偏好的不利漩涡。从这个层面出发，可以预测的是，西方国家将进入弱领导时代，伴随外部地位下降，内部矛盾突出，政府往往会成为民众的出气筒。

　　面对相似的世界性挑战，反观大国关系，合作与竞争并行。首先，基于文明冲突的意识形态分歧将加剧。当年冷战背景下，美苏两国的竞争虽也以此为重点，但本质上仍为西方内部的两种主义之争，而当下，文明竞争更为深刻复杂。其中主要分为五派矛盾：第一，以美国为首的普世价值派占主要力量，推行霸权主义;第二，约16亿穆斯林教徒，发展至极端则产生恐怖主义;第三，造反派，例如俄罗斯普京、拉美左翼领导查韦斯等人在认同西方政治价值的同时却又遭到排斥与歧视;第四，“逍遥派”中国相对信仰力量较弱;第五，约9亿被遗忘人口分布于海地、索马里等落后国家。而目前前三者矛盾较为尖锐。

　　但是，未来十年可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点年，中国曾抱憾于三次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第四次不能缺席。应将期待眼光放于材料工业如纳米技术、生命科学如基因技术、新能源如核聚变和氢能源这三大领域。在经历了蒸汽时代、电力时代、计算机时代后的世界，新的全球革命将会是又一次大国间合作的机遇。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进取心下，外部挑战依然严峻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型大国关系”等，一系列新理念在过去3年的中国外交中出现。面对国内外对于中国是否放弃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战略，当下，习近平主席执政的当下，“战略坚持，战术改变”是一大特色。

　　然而未来十年内，中国虽能凭借自身的强大规模与工业化力量，但外交挑战依然存在。一方面，如19世纪西方盛行的“真理在大炮射程范围内”的言论在全球并无变化，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强权政治的基本逻辑主导世界;另一方面，台湾问题、中美问题、周边问题如日本、朝鲜、南海突出，而全球化下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诸如疾病、外国移民、海外利益保护、国际责任等，日趋严峻。如在广州约20万的非洲移民中仅1.4万人口为合法移民。

　　从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赶英超美”的构想，到中共十八大承诺“两个百年”目标——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从未止步。个人期许是“中国护照全球通行、人民币国际化、全世界讲中文”，虽看似遥远，但机遇与探索并驾齐驱的时代下，中国值得期待。

　　（作者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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