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科学地对待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

点击：作者：周新城来源：昆仑策研究院发布时间:2016-02-02 11:06:00

　　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怎么估量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个问题，仅仅从理论上进行推理，是回答不了的，书本上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必须结合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实际来探讨。应该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花了很大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中苏十年论战中，这个问题占了相当大的位置。

　　如何评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总的倾向是，借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完全否定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因而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等等都成为理论工作的禁区，谁也不能提及，这显然是不对的。

　　我认为，应该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探索放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背景下来研究。因为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谁也回避不了。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才能看到毛泽东的探索的历史意义。孤立地看，可能看不清楚。

　　十月革命胜利，俄国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列宁曾预见到阶级斗争还将在一个历史时期里长期存在，而且有时会相当激烈。他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他们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力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但是，苏联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斯大林认为，剥削制度消灭了，阶级斗争就没有了，连矛盾也消失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再是矛盾的运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他把社会主义制度设想成完美无缺的、没有矛盾的社会制度，而且断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资本主义不再有复辟的可能性。一旦社会上出现矛盾和冲突，他就认为是外部原因造成的，是国外的间谍制造的。这种观点，显然是违反辩证法的，是形而上学的。[1]毛泽东批评说：“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2]然而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却占统治地位。

　　毛泽东以彻底的辩证法思想，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批判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质和状态同资本主义不一样罢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敌对势力还竭力想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显然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不具有对抗性。即使在人民内部，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也还属于阶级矛盾的范畴。处理得不好，非对抗性矛盾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他明确指出：“革命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3]“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4]

　　当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刚刚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就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国际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它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外部因素。1959年11月，他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印发了杜勒斯的几篇关于和平演变的演说，要大家看一看。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腐蚀我们。毛泽东还特别讲到，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以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日程，并提出应当采取的一系列实际措施。

　　在中苏十年论战中，毛泽东深深地感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让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掌握政权，必然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此他提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任务。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定程度上也是受这种观点的影响。

　　总起来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是，第一，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过去了，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阶级斗争也仍然存在，有时会十分激烈；第二，帝国主义国家仍然处心积虑地想消灭社会主义，用武力办法不行，就改用和平演变的办法。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存在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外部条件；第三，最危险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内部出现修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是他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危险，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需要反修防修，这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振聋发聩的。许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对毛泽东这些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也有人非议。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尤其是经历了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制度演变、甚至亡党亡国的悲剧以后，人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这些观点是具有战略远见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观点是一种伟大的预言，不幸而言中。

　　我们不来全面地阐述苏东剧变的教训。但苏东剧变至少说明了三点。第一，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人们可以对苏东剧变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有一条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即它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是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层出不穷，今天这里游行示威，明天那里罢工罢课，动不动就发生流血冲突。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这整个历史事件，是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即所谓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党内新修正主义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配合下，三股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向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认真观察苏东剧变过程的人，无不对斗争的激烈程度感到震撼，谁也不能再对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阶级斗争这一论断表示怀疑了。第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势力制造政局剧变的目的是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动荡过后，这些国家都恢复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无一例外。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经成了现实，现在谁也不能再否定毛泽东这个论断了。第三，在整个剧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执政的共产党领导集团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抛弃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推行了一条新的修正主义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搞乱了党员的思想，瓦解了党组织。他们自己就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至多是对资本主义做点改良），这才使得敌对势力能够那么顺利地夺取政权，那么迅速地复辟资本主义。这就证实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危险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一论断。

　　应该看到，毛泽东这些论断是在苏东剧变之前40年做出的，过了近半个世纪，苏东剧变用血淋淋的事实，证实了他提出的论断。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他的论断具有战略预见性。我们必须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的角度、战略的角度来观察（而不是纠缠于细节），才能理解这些论断。

　　谈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有两个问题是十分纠结的。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毛泽东是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出发，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而“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必须否定。这是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做了结论的。那么我们还能肯定毛泽东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吗？这就涉及如何分析“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了。

　　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必须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出发点同“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做法区分开来。邓小平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5]薄一波同志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指出：如果实事求是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当时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这一战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处，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这是应该肯定的；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重大失误之处，由此带来的许多做法则是应该加以抛弃的。”[6]这一分析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错在哪里？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详细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些错误归结起来主要是三条：一是指导思想是错误的，错误地认为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并把这一指导思想错误地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二是对我国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三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采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给一些阴谋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机，造成了全面内战。然而这不等于说毛泽东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错误的，绝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予以否定。对这个问题应该作科学的分析，切忌把脏水同孩子一起泼掉。如果否定了毛泽东这个战略思想，那对苏东剧变就没法做出科学的判断了。

　　另一个问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完全正确。但有人把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理解为否定阶级斗争了，理论上再也不敢谈论阶级、阶级斗争了，把阶级斗争理论当作是理论工作的禁区。一提阶级斗争，仿佛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来了。有人就是采取这种手法，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当作打人的棍子，封你的嘴，不准讲阶级斗争。这是这几年常见的现象。

　　必须指出，有没有阶级斗争同是不是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同的两回事。有没有阶级斗争，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客观状况，这是人们主观意识无法改变的；是不是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的一种工作方法，这是可以选择的。

　　所谓“纲”，指的是党的中心工作，抓好中心工作，就可以带动其他工作，“纲举目张”。确定“纲”（中心工作），取决于社会主要矛盾。任何社会都是存在多种矛盾的综合体，但其中总有一个是主要矛盾，它制约着、规定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思想认识上，必须善于抓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要抓好中心工作，把它作为“纲”，带动其他工作，这叫做“抓纲带目”。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那是做不好工作的。以什么为“纲”，在实际工作中，就是把什么作为中心工作的问题。

　　如果对社会的主要矛盾判断错了，那么确定的“纲”（中心工作）也就错了。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阶级斗争过去以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转变为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相应地，党的中心工作也应该转移，即从抓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党仍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显然是错误的，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这个教训，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事实证明，这一转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

　　但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是意味着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而不等于否定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否存在阶级斗争与是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同的两回事，有人故意把两者混淆起来，利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他们想制造一种氛围：谁也不能讲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更不能讲阶级斗争。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应该把阶级斗争理论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区分开来，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坚持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不要听蝲蝲蛄叫就不种地了。

　　江泽民有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必须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他说：“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7]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它应该成为我们一切工作、尤其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思想。既然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我们就应该经常用这把“钥匙”来解开我国国际国内重大政治问题的“锁”，不应弃之不用。应该使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法来观察、研究一切重大问题成为我们理论工作的常态。

　　那么，怎么估计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呢？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对此做出了一个科学的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方面，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把阶级斗争形势夸大了，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8]因此，“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9]]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两方面一起讲，才能全面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状况。

　　这个结论，是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才得出来的，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在阶级彻底消灭之前，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一论断，不能动摇。当前，理论界弥漫着一种否定阶级、阶级斗争的氛围，我们更应该重申这一科学的结论，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有关的政治生活现象。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10]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前，主要的错误倾向是夸大阶级斗争，酿成了严重后果；目前主要的错误倾向则是缩小、甚至否定阶级斗争，如果不予以纠正，那同样也会导致严重后果的。

　　习近平同志也是这样分析的。他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人说这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中也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直是明确的。”[11]

　　我们必须全面地科学地对待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防止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坚持它的正确方面，扬弃他的错误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

　　注释：

　　[1] 到晚年，斯大林也感觉到这种说法有毛病。1952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不能从绝对意义上理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处理得不好，也会产生矛盾。毛泽东说，斯大林是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2]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7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年印。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7]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8]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