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索罗斯——美国著名投资家、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创始人在7月9日出版的《纽约图书评论》上发表题为“与中国合作避免世界大战”的长文章,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篮子。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一种记账货币,记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账户上的“货币”,但它并不能在市场上直接使用。各国缴纳一定的本国货币和黄金给该组织,换取它,然后可以用它从该组织换取其他国家货币,如果其他国家政府同意,也可以从其他国家换。换取比例是由货币篮子比例和当前市场汇率决定。加入货币篮子的货币,其主要作用就是本身的汇率变动会影响特别提款权的汇率,历史上,一些小国货币也曾加入了货币篮子,例如伊朗沙特货币,挪威货币等。若说有什么其他作用,最多就是影响一些人心,让人们在选择储备货币(存钱)时,偏向人民币比以前多一点,但这不是主要影响因子。索罗斯认为,美国需要与中国交好,应无条件让中国人民币加入货币篮子,但是,美国政府会要求中国让步,如果中美合作无法达成,美国就会以对抗中俄军事联盟为由与中国周边国家合作,导致冷战,还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
原文充满了对中国的误导和威胁,巧妙地要求中国让步。虽然没有明确美方如何要求中国让步,但是,美国政府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要求中国开放金融,放弃大部分金融主权,甚至全部金融主权。我国央行早已按照美国精英要求,实行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增发人民币,发行的人民币基本上对应了央行储备的美元等西方货币,等于人民币是西方货币代用券,等于基本上放弃了人民币发行主权;正在按照美国的要求,按照我国金融官员的说法,就是“按需供汇”,政府被动参与货币兑换,放弃政府参与货币兑换的主权,将货币主权逐步交给美国和西方。
文章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要求中国彻底而快速的资本账户自由化,而是谨慎而稳健的改革”, 美国精英通过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要求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只是放缓了期限,其实质内容就是要求中国放弃金融主权。文章后面又说,“中国希望通过开放金融拉动经济增长”。将其说成是中国政府自愿放弃金融主权。
2010年,中国政府曾申请人民币加入货币篮子,当时美国精英以人民币不是可自由使用货币为理由,拒绝人民币加入货币篮子。所谓货币可自由使用,本是指一国政府不干预其发行的本国货币使用范围,不严禁本国货币出入境。实际上,美国政府对出入美国边境人员,还限制携带美元现金的数量。各国对此都有一定的限制,主要目的是金融安全和防止非法洗钱。中国已经不禁止人民币出入境了,可以说,是可自由使用货币了,但美国精英将其解释为,中国政府应承诺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包括贸易项和资本项账户可自由兑换或者说自由化,就是拿美元可从中国政府手里自由兑换到人民币,这已经实现;还要求拿人民币可从中国政府手里自由兑换美元,这已经实现了大部分,仅剩少量资本项了,现在美国精英要求全部实现。这种无理要求的实质是让中国交出全部货币主权。对比人们拿人民币到美国政府手里兑换美元或拿美元到美国政府手里兑换人民币,美国政府不会理睬,也没有任何承诺,就可以看出这种区别。美国和西方盟国之间有资本项开放协议(又称资本账户自由化),这种协议的实质内容仅仅是政府不限制某些资本项下的货币市场兑换和出入境,与上述要求有本质区别。金融界将其解读为美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从而歧视人民币,然后提出种种不合理要求。其实它与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可自由兑换没有任何关系。中国也可以和自己的盟国搞一个同样的协议,将人民币升级为可自由兑换货币。
货币可自由兑换的本意是政府不限制市场上货币兑换和出入境,实际上,各国政府都会因金融安全原因,审查高额货币出入境,同时防止非法洗钱。但是,我国的金融精英却按照美国的无理要求行动,这是对我国金融和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是形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主要原因,早已带来了无可估量的经济损失。按照中科院研究人员估算,仅2011年就损失3.66万亿美元。我国央行发行的人民币,全部拿来换美元等西方货币储备起来,等于完全交给西方,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下,实质就是谁拥有货币,谁就决定资源如何配置,等于让中国的经济资源交给美国和西方配置,这是中国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根本原因。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此文的编译,有删节,题目也改为美国应与中国合作 以避免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于2015-06-18 19:45先于原文发表。译文不仅有错误,而且威胁似乎比原文更严重。特别是在中心问题上篡改了原文,将作者观点篡改为要求中国让步,才能达成中美合作,让人民币加入货币篮子。澎湃新闻网积极配合美国精英威胁中国,难怪左派学者批评它是美国的“皇协军”。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洋奴精英们笃信美国的歪理邪说,将出卖国家金融主权和经济主权的政策,看成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甚至通过立法,自觉地积极配合美方要求,大力推行,公然合法地卖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荒诞现象。
附:
张宏良:巨资打造澎湃新闻,可惜共产党的钱又白花了 - 学者观点 - 红歌会网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4-07-25/57959.html
告索罗斯:中国会勇敢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 - 吴辉 - 草根网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72296.html
与中国合作,避免世界大战 (译文)
作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原文参见: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5/jul/09/partnership-china-avoid-world-war/
黄卫东参考澎湃新闻网译文翻译
白宫Pete Souza摄
图:2014年11月北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政治和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都呈现颓势。冷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对频发的国际冲突束手无策。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留下了酸酸的余味。世界贸易组织自1994年以后没有达成一个重大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因其过时的管理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因2008年金融危机而出现的国际合作下的权力机构20国集团现在似乎也迷失了方向。在各个领域中,国家利益、宗派利益、商业利益等利益集团都凌驾于全球的共同利益。这种趋势已经达到我们不得不称为全球混沌的状态。
政治领域中,全球地方冲突倍增至糜烂状态。如果这些冲突彼此独立,那么问题还有解决的可能。然而,这些冲突是相互关联的,一场冲突中的受害者可能是另一场冲突中的掠夺者。
比如,叙利亚危机中,俄罗斯和伊朗政府为什叶派掌权的叙利亚政府提供支持,导致了危机的恶化。沙特阿拉伯为逊尼派主导的武装组织提供了启动资金,而伊朗为了报复沙特阿拉伯在也门支持胡塞叛乱武装。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曾试图说服美国国会反对美国同伊朗达成核协定。太多的冲突,导致国际舆论难以施加积极的影响。
在金融领域,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建立的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失去了垄断地位。一系列由中国主导的经济组织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些中国主导的经济组织会同样陷入混乱,还是会找到一条国际合作新路?由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相互关联,这些新组织的未来取决于中国政府如何将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型为依靠内需拉动的经济模式,此外美国如何回应也是关键。美国和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将有效防止世界两大强国产生军事冲突。
是什么导致了当今世界的混乱局面?冷战期间,世界由苏联和美国两大强国主导。鉴于相互毁灭原则的危险性,苏美都小心把控着各自的同盟国,避免两大阵营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是一个相互确保毁灭对方的世界,但它发挥作用了。尽管相互毁灭原则引发了不少地方冲突,但是它有效避免了世界大战的发生。
苏联解体后,美国有机会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世界和平的捍卫者。 但美国没有达到这个地位。美国立国原则是个人自由,不愿成为世界警察。美国对于国际事务的领导权一直没有一致的看法。冷战奇迹,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冷战之后,两党合作破裂了。两大党派都强调美国的霸权地位,却忽略其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直到1997年,美国新保守派提出,美国应该利用其军事力量谋取国家利益,并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新美国世纪工程”的智囊团,旨在加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是,该智囊团使用了错误的策略,不能使用军事力量来统治世界。
“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该智囊团劝说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发起伊拉克战争,但是发起战争的理由的说服力不够,美国失去了领导力。“新美国世纪工程”从成立到解散维持了10年,时间跨度与希特勒的“千年帝国计划”差不多。
与在政治领域的踌躇相反,美国对其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地位有着明确的看法,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1980年代,美英两国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下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为华盛顿共识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据说的科学基础还有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选择理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有效执行者。与新保守派崇尚军事力量不同,华盛顿共识更巧妙地使国际统治和国家利益相互妥协。
的确,华盛顿共识植根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建立的妥协机制。著名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提议发行一种全球通用的货币——“半颗”,但是美国还是坚持以美元为世界流通货币,而且达成了目标。这就像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中的一句名言——“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华盛顿共识主张自由贸易和金融市场全球化。在1990年代末,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甚至试图更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条款,强迫资本账户开放,使货币可自由兑换。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华盛顿共识要求资本自由流通,以使资本可以避开税收和限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打了一场胜仗。
然而,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已经被证明有误,不受限制的自由金融市场是天生不稳定的,它只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不会保持在平衡状态,保证世界资源得到优化分配。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丧失了世界政治的领导地位,华盛顿共识也走向衰落。华盛顿共识引起政治和金融崩溃,率先在欧盟地区爆发,然后逐渐蔓延至全球。
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然而中国却能够独善其身。 的确,中国的金融系统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国际体系的,主要由中国政府管控。 因此,在政府的调控下,中国各大银行可以通过发行大量的贷款,来抵消外需跌落带来的冲击。现在,通过向美国消费者提供贷款,中国经济取代美国消费者,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当然,中国还是一个相对弱的“发动机”,反映了中国和美国经济的相对规模。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力量开始进军国际,世界经济的增长仍然缓慢。
本次,世界之所以能避免全球性的大萧条,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从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经验中学到了教训。 沉重的债务负担和挥之不去的政治偏见限制了全球财政刺激的规模(中国除外)。美联储在本·伯南克主席的领导下实施了一系列非正统的货币政策,包括量化宽松政策, 即通过购买债券向经济注入大量的资金。此举防止了“有效需求”(可给企业带去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进一步减少,进而避免了经济危机蔓延至全球。
2008年金融危机间接引发了欧元危机。欧元体系并不完整,虽然欧元有自己的中央银行,但是没有自己的统一国库。欧元的建立者知道这一缺陷,但是仍然以为,等缺陷浮出水面后,再用政治力量将其完善也为时不晚。这就是欧盟的运作模式——明知当下的政策不完善,还是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进行调整。
不幸的是,欧洲的政治环境在欧元产生的1999年到2008年之间有了很大变化。二战结束后,时任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开始推行欧洲一体化,从而帮助德国重新统一。但是,重新统一德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德国民众不再愿意承担任何的额外支出。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后,欧洲各国财政部长宣布任何重要的金融机构都不允许破产。德国总理默克尔顺从民意表示,造成金融危机的责任应该由个别国家独立承担,而不该由欧盟成员国共同承担。也就是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欧盟才开始考虑建立一个共有的“国库”,为出现危机的国家提供贷款。这也是欧元危机的开端。希腊、意大利和冰岛的财政危机就是欧元危机的变体。
紧随其后,金融危机演化成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国家间的借贷使得欧盟从一个各成员国平等自愿的联盟体变成了债主和债务人关系。这样的关系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平等的,并且使欧洲各国关系开始变得紧张。
欧盟的成立是国际管理中区域规模上的大胆尝试。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盟开始专注于欧洲内部问题,无心参与全球经济建设。同样,美国也将重点放在了国内。美国与欧盟的“内向型”政策使国际合作出现衰退。
由于西方是国际秩序的主导,他们日渐衰弱的影响力使国际管理出现权力真空。 这也导致一些地方势力企图利用军事力量填补这一空缺,因此军事冲突开始频繁出现,从中东一直蔓延到亚洲、非洲甚至欧洲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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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Springs作漫画,弗拉基米尔·普京(注:俄罗斯联邦总统)
其中,普京领导的俄罗斯通过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分裂,对由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国际秩序发起挑战。似乎欧洲和美国的民众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挑战的严重性。
普京希望搞垮乌克兰的政治经济,使其陷入混乱,进而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经济援助。普京的意图从俄罗斯两次与乌克兰达成同伙协议中可见一斑,以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这场战争本是稳操胜券的。现在,普京正试图利用乌克兰撩拨国际上的各个政治力量,并且在欧盟地区获得政治影响力。
俄罗斯威胁的严重程度与欧洲力量衰弱的程度紧密相关。 经过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欧洲已经是一片混乱,同时欧洲还要面临5大威胁:俄罗斯、乌克兰、希腊、移民以及英国脱欧。欧盟是否能生存下去也是一个问题。
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管理同样脆弱,世界很可能在金融和政治上被分化成几个竞争的阵营。目前,中国建立了一系列的金融组织,包括:亚洲基建投资银行,亚洲债券基金协议,新开发银行(前身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清迈协议。后者是建立亚洲区域性多国货币互换协议。这些金融机构与现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有部分重叠。两方阵营的矛盾是否会激化取决于中国如何完成经济转型,以及美国如何回应。
在这个问题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目前,该组织已经放弃了华盛顿共识观点,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机构股东——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并不愿意放弃他们对机构的主导权,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这种做法是缺少远见的,他们无视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虽然控股大股东们不愿让出他们的控制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有机会成为两大阵营间的桥梁。 2015年年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对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构成进行五年一次的复审,届时人民币有望成为储备货币。
特别提款权是一个国际资产储存单位,1969年由国际货币组织创设,作为成员国官方储备的补充。目前,人民币还没有被特别提款权认可, 其资格评估机制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事实上,日元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时,日元还没有被广泛交易;法郎被纳入时,法国资本账户还被严格控制着。沙特里亚尔完全盯住美元,也被纳入了(1976.7-1980.9,当时由16中货币组成货币篮子,目前纳入货币篮子的只有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参见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sdr.htm)。
经历了多次变更后,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标准有两个:1.该国是出口大国,2.该国的货币可自由使用。第2个标准常常被误解是强迫资本账户开放和灵活的汇率。然而,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曾囊括了不具备资本账户开放的货币。
现在中国政府正在争取使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表示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公开表示,人民币已不再被低估,基金组织不再要求中国彻底而快速的资本账户自由化,而是谨慎而稳健的改革,帮助该组织平稳地维护特别提款权的功能,维护中国的金融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接纳人民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态度,它持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否决权,即使只需要该组织70%多数同意,就能决定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如果美国做出让步,给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一扇门,那么未来人民币就可能能够与美元匹敌。美国可能会要求中国做出一些让步作为交换,但那是错误的方法。大国之间的博弈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一方得益不代表另一方会有损失。
中国希望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不是为了讨好或打击美国,而是因自身的原因,与希望人民币能够取代美元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只有间接联系。如今,中国希望通过开放金融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中国正试图加强国债市场,向外资开放,从而帮助地方政府清除负债。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篮子有助于上述过程,而其成功将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美国若将中美关系视为一场“零和”游戏,这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美国没有与中国谈判的筹码。美国若执意要阻碍中国的发展,就要承担极大的风险。习近平主席承担了经济和国家安全责任。如果他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失败,可能会引发对外冲突,以保证内部的团结和个人权力。这会使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与俄罗斯全面结盟。这种情况会导致与美国的盟国如日本的军事冲突升级,不夸张地说,我们会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确实,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投入迅猛增长,而美国的军事预算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中国重整军备是增加内需的成功之路。在南中国海,中国通过单边行动和经常是双边行动,已经显示了军事实力,引起华盛顿的关注。然而,中俄联盟要和美国直接对抗,可能还需要等上10年。到那时,我们也许会预测不断的混合战争和代理人战争。
现在,中美有高度的切身利益来寻求共识,因为除此以外的选择都很差。两国合作对双方都有深远的好处。最近,中美两方最终可能达成的气候保护政策就存在共同的基础。两国根据票面价值作出的没有约束力的陈述和承诺,达成的协议使控制气候变化的努力取得了进步。这样的合作可能会延伸至能源、金融和经济领域,进而降低中俄军事合作对美国造成的危机感,减少世界冲突爆发的可能性。这值得我们尝试。
2013年访美期间,习近平谈到 “新型大国关系”,此后中国国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奥巴马总统应该将中国和俄罗斯区别对待,勾勒自己的前景,毕竟俄罗斯推崇霸权而轻蔑法治,而中国虽然不是总是遵守法律,但对规定的条约义务有起码的尊重。美国应坚定地阻止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另一方面美国应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鼓励中国一同避免战乱。这样的提议会得到中国积极的回应。 中美之间竞争无法避免,但是这应该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从而避免军事摩擦。
当然,中美就战略合作达成协议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两国的政治体系有极大的差异。美国崇尚个人自由,而中国并没有这样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有皇帝,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进入新媒体时代以后,美国成为世界社交媒体开发的领跑者,而中国则是信息控制技术的领跑者。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制造等级系统方面比俄罗斯更成功。
两国的差异在其对待信息传播的态度中就有很好的体现。在西方,社交媒体的崛起使得信息得以横向传播,而中国的信息传播是纵向的。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更接近上层的人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源,也享受更大的话语权。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架构同样赋予人自我提升,和一定的个人自由。因此,中国的体制仍然吸引了很多尖端人才。当然,这些自由还是严格受到红线的限制,人们不得不在限制线内活动,一些越过红线的人会落入安全机构之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国安全机构对人们的束缚正在逐渐消失,但最近又可怕地逆转了。例如,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定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权利规则正在被明显收紧*。
另一方面,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和“美国梦”也体现了两国政治和社会系统上的差异。习近平的“中国梦”更强调为复兴国家做贡献,限制人们的天性和活力。而“美国梦”则更强调个人的成功,通过突破社会惯例,偏见或者强权的压制,为个人争取向上的机会和财富。美国希望中国遵从美国价值观,而中国领导人认为它们是危险的。在南中国海,网络和人权等方面,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存在冲突。
这一点,中国与俄罗斯比与美国更加相近,两国都认为自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受害者。美国则对中国的一些表现十分不满。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跨国公司常被虐待和国内公司取代。
充分认识到这些差异后,美国还是应该拿出诚意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且还要明确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冲突所在。美国应该双管齐下,有共同利益则邀请合作,有利益冲突则逐一商榷。提供合作的鼓励措施,阻止针锋相对的交易。
中美能够合作的领域可能比想象中的还要广泛。与中国合作,帮助中国完成金融改革对两国都有利。改革的成功将使中国日益增长的中产阶层实现愿望。还可能让习近平放宽一些现有的管制,从而增加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增强世界经济的稳定性。目前的缺点在于,改革的执行者和监查者是同一批人。开放媒体和社会团体的批评,将改善改革的效率。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行动非常正确。如果中国坚持当前的路线,美国会十分愿意成为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
2015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计划讨论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组成,那时中美之间的协商将不可能完成。现实来看,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亲赴美国为此事完成最后的准备。将其延长到2016年将为此提供很多帮助。之后,中国还将举办G20峰会,同年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的最后一年。中美战略合作的美好前景将调动两方所有政治力量进行国际合作的热情。
如果中美合作无法达成,美国就会以对抗中俄军事合作为由与中国周边国家强大的合作,中俄同盟将不敢进行军事挑战。 比起和中国合作,这显然是下策。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合作很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冷战”,但仍然好于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下美国正在谈判的环太平洋贸易区计划和环大西洋贸易区计划是错误的,因为中国被排除在外,这两个合作计划实际上是美国主导的反中国联盟。奥巴马要求国会给他六年时间协商该贸易区计划。如果该提案进入快速通道,国会就无法提出修正案。目前,参议院已经通过了该法案,正在众议院接受审理。如果该法案获得众议院批准,习主席可能会在2015年9月访美期间面临巨大的挑战。环太平洋贸易区计划和环大西洋贸易区计划是美国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地区攻击行动的回击,这将让中美合作的空间变得十分狭小。奥巴马总统将很难为战略合作提供善意的报价。
现在,人们只能盼望美国众议院不会批准该法案进入快速通道。国会不应通过该法案,而应在快车道上重新开始,这样美国国会有许多时间对目前的法案文本中的许多不可接受的错误进行修正。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期间,奥巴马或许还能向中国发出一个有诚意的战略合作邀请。
*See Edward Wong, “Chinese Security Laws Elevate the Party and Stifle Dissent. Mao Would Approv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0, 2015.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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