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平：用普通人视角来看世界格局

点击：  作者：周小平    来源：党建网  发布时间:2015-07-04 19:39:20

 

  

【前言】前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中美必须增强战略互信，并表示：“对抗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基辛格何许人也？那可是一位从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开始，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斗智斗勇的人物。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智囊。是一位冷静的“现实政治”支持者，1969年到1977年之间，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对多次全球地缘政治的震荡有着卓越的预判能力。

 

　　而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著名智囊刘鹤发表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也开始在学术界大热，其中一段“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段话也被部分媒体用黑体重点标注转发。

 

　　即使再不敏感的人，也开始意识到目前的情况有些“不太对”，但又说不明白哪里不对。也许是因为专家们的理论太专业，因此我想尝试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解读目前的世界格局，希望对大家了解当下这个时代有所帮助。

 

一、面对自身的巨变，中国开始感到困惑

 

　　进入2015年，中国政府轰轰烈烈的反腐斗争也进入了“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的局面。同时针对民粹主义的不断高涨，政府似乎也陷入了某种困惑和妥协。针对民粹主义者手中的王牌——“环保牌”（去工业化），“泛民主牌”（无政府化），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

 

　　在中国政府遭遇“7·23”动车事故舆情危机之后，出事的是“动车组”而并非新建的“高速铁路”的科学声音被淹没在狂潮一般的民粹声音浪潮中。在夹杂着谣言和纯粹感性煽动的信息席卷下政府做出了“高速铁路全面降速，从时速350公里降低到300公里”以及“部分在建高铁施工标准全面降低，从设计350公里标准，降低为设计250公里标准。”这些政策被普遍认为是失败的。有专家认为，降速降标后“综合成本”并没有节约多少，但是却极大了限制了国内高铁对飞机的竞争力，直接和长期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并且“动车事故”绝非孤例，中国政府“十二五”规划中“PX实现全面国产化”的目标只完成了不到1/3。本来PX是一种安全的日用材料，常用于饮料瓶、饭盒、服装、鞋子、电脑、银行卡等等，过去中国使用的PX原料主要从日本、韩国、新加坡进口，价格相对较高。而一旦实现国产化，可利国利民。但这一计划同样被淹没在了狂潮一般的民粹声音浪潮中。在夹杂着谣言和纯粹感性煽动的信息席卷下，许多在建或筹建的PX工厂被迫暂停或永久停工。直接和长期的经济损失同样是天文数字。

 

　　与此同时反转基因技术、反核电站、反火电站、反水电站、反变电站、反垃圾焚烧站、极端环保主义、极端动物保护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去工业化呼声等民粹论调、以及三非外国人猛增等情况在中国社会不断肆虐发酵，令人寒意陡升。

 

　　今天的中国不仅有这些内忧，还有许多外患。

 

　　今天，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十三亿多的人口，还是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所列注“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随着对内建设和对外出口的几十年发展，中国社会同样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其主要表现为：内部增长空间见顶、上升渠道变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因此中国社会的收入差和阶层矛盾日益凸显。

 

　　但和美国所面临的情况不一样的是，中国还有极大的外部增长空间可利用。美国今天的地位是由于其成为世界警察之后，获得了全世界贸易主导权和货币结算权之后所缔造的，但不管这个全球资源空间有多大，它始终有一个上限，而一旦到达这个上限，就会出现无法解决的内部问题，而逐步走向衰落。这个上限，美国早已达到，因此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从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世界上没有不落的太阳，也没有不死的人，更没有永不熄灭的恒星。

 

　　但对中国而言，虽然内部发展空间快要到顶，但外部发展空间却还相当广阔。毕竟面对全世界70亿人的大市场来说，13亿人的中国市场只是这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只要走出去，中国就足以解决内部增长空间见顶、上升渠道变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等问题。用一些不太恰当的简单比喻来说就是：“一旦facebook的全球市场变成微信的，google的全球市场变成百度的，美孚全球的市场变成中国石油的、苹果的全球市场变成华为的，以及全球海洋贸易量转为高铁贸易量的话，那么中国还有的是发展空间。但与之相反的是，世界市场留给美国的增长空间，早就见底了。”

 

　　然而当中国把目光投向世界时，越来越多的感受到了“拥抱中国”和“抵制中国”等两种声音的同时存在。尤其是在中美高层不断努力朝趋于达成统一认识，即：“避免走向对抗，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迈进时，这种感受尤为明显。

 

　　譬如在一方面，美国热情邀请中国官员去美国访问，试图加强合作增强互信，但另一方面美国却在本来警戒严格的现场布置（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是刻意布置的）了三个所谓的“跨国访民”现场“喊冤”。这不禁让人联想:假设中国也安排斯诺登在奥巴马访问中国期间“拦车喊冤”,效果会不会一样令世界侧目。但是，显然中国政府目前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和“习惯”。

 

　　同样面对中国想要走出去的战略规划，西方世界均表现出了充满矛盾性的做法。一方面拥抱中国，一方面诅咒中国。在中国的意图通过“一带一路”重振陆权的超级战略和“亚投行”吸引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要的关注和参与的同时。中国“走出去”的规划又遭遇到了这些来自国家其他方面的抵制。

 

　　在中国的喀什，这个未来“一带一路”联通中亚和欧洲的枢纽地带，越来越多的暴恐事件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正在被有组织有计划地挑拨起来。大量境外资助的恐怖活动训练营在兴建，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培训和传播地下组织，也在通过网络等手段越来越广泛和隐秘地被传播。

 

　　在缅甸，中国政府投资高达数千亿的水电站等基础建设投资被中断，损失无可计量。同时缅甸政府军还在中国边境持续与果敢交战，不断挑拨中国的底线和神经。在日本，右翼借助钓鱼岛问题成功上位后，把中日关系推向冰点。巴基斯坦不断遭遇无人机侦察或袭击和来自印度的施压，而中巴经济带却事关中国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窗口：瓜达尔港。中泰“大米换高铁”协议也是一波三折。

 

　　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拥抱中国的“亚投行”，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一方面又热衷于在自身媒体上持续长期丑化中国形象。热情欢迎中国领导人的骑兵仪仗队和用拙劣的方式对其进行诋毁的报刊杂志同时出现在一个国家。英国教会以高铁会破坏风水为借口，阻碍中国在英投资的HS2高铁建设项目……

 

　　面对西方这套把玩的“双面手”对华外交手段，中国的对外外交手段显得较为单一。中国国内依然保持着“和平崛起”的总体思路和对西方国家的普遍认同及赞誉。这种对西方的过度赞誉似乎已经引发了一些中国学者和舆论界的担忧，但是随着中国的高中教材删除西方中世纪历史，以及在人文社科领域几乎全面遵从西方对文明史的定义的推波助澜下，这一情况可能会变得愈发严重。

 

　　但这些都比不上美国对中国在南海建设岛礁的态度令人担忧。在美国发出“会继续进入12海里”的声明之后，一个中国拥有一定影响力的“军迷微信账号”发出了一篇深感忧虑的文章。文章中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没有真正打过一场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现在这支拥有了新装备新武器的解放军部队，到底战斗力会有几何，无人知晓。”这种担忧表现的是一种普遍的不战之困。

 

　　对于美国而言，在全球范围内资源已经掌握到了极限，外部再无增长空间的现实条件下，面对无法解决的内部矛盾不断加剧，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避免冲突急剧恶化，平稳走下神坛，从而实现软着陆。

 

　　而对于中国而言，在全球内还有极大的资源掌握范围，外部还有许多增长空间的现实条件下。面对可以解决的内部矛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尽快适应自身角色的转化，学会应对“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逆向种族主义”以及尽快做到“走出去”，从而实现平稳崛起。

 

　　促使世界重心和平过渡，事关全球安危。因为对全世界而言，像中美这样的庞然大物、核大国，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突然走向混乱，那么其后果都必将是全球性的灾难。

 

二、面对根本性矛盾，美国同样束手无策

 

　　在中国困惑的同时，彼岸的美国也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美国南卡州21岁白人青年迪伦·鲁夫于教堂内枪杀9名无辜黑人，震动全美。在他的自白书中这样写道：“黑人总体来说智商偏低，无法控制冲动，有着更高的雄激素水平。这三样东西叠加在一起的后果就是暴力。”“每天都有白人在街上被黑人谋杀，人们却假装这个国家还有值得自豪的东西。”

 

　　南卡州这起屠杀事件，加上美国各州上百个城市不断陆续出现的黑人骚乱和暴动事件，似乎突然都在告诉世界：“美国黑白种族问题突然又变得严重了”。众所周知美国在过去是一个黑白种族问题很严重的国家，但随着世界进入“大和平期”以来，随着美国政府推出了各种对黑人政策的倾向，以及逐步给予黑人相同的学习和投票权力，加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媒体和政要精英们一直在力推“不同肤色，同一个灵魂”的道德标准，使得人们在印象里认为美国的黑白种族问题已经越来越趋于平淡和消弭了，但现实却是残酷的。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到2011年，27.6%的黑人家庭处于贫困，而白人家庭贫困率为9.8%。也就是说在白人感到自己的生活空间被黑人不断侵占的同时，黑人也被这些代表着不公平的数据点燃了愤怒的情绪。白人认为黑人家庭贫穷是因为其种族“笨、懒、蠢”导致，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在政策上足够倾向黑人了。而黑人则认为自己贫困的原因是由于美国的政策和权力分配对黑人种族不公平而导致的。因此美国社会的黑白种族矛盾在底层人群中不断爆发，对抗日趋激烈。

 

　　但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呢？很多分析家把目光投向天然的黑白种族问题，但我认为导致黑白种族对抗的本质原因是由于美国正在走向衰落的经济。换句话说黑白种族问题其实不过是美国产业空心化、经济持续衰落以及全球摄入资源能力持续衰弱之后社会矛盾的一个集中爆发点，而并非矛盾本身。如果我们假设美国资源足够大，可扩展空间还有很多，上升通道还很开阔，那么黑白种族矛盾就绝对不会爆发。

 

　　实际上，不同种族的“和平融合”往往只能在资源足够的情况下，而生存资源一旦变得紧张，矛盾就会激化。就算美国没有黑白种族问题，随着经济的持续疲软，可扩展资源不足以及上升通道关闭，白人和白人之间同样会爆发激烈的冲突。可能是不同州之间白人的对抗，也可能是不同职业白人之间的对抗。这就如同在古代国家，每当粮食不够吃的时候，总会有各种势力武装斗争一样。黑白种族问题只是美国社会在经济衰落的情况下最容易爆发出争端的脆弱点，而非本质原因。春江水暖鸭先知。

 

　　尽管美国官方一直坚称“经济下滑趋势能得到遏制”，但自2014年感恩节以来“美国宏观经济意外指数”(US Macro Data Surprises Index)持续下滑，由正值跌入负值，且目前已创逾十年同期最差水平。该数据由花旗集团和摩根集团推出，每天更新并在网上发布。而这种情况几乎已经是美国自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常态”了。

 

　　普林斯顿的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根据统计资料写成的《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一文，引起不小的轰动。“很幸运有工作的人，有的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长途上班，牺牲了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油漆工卡普托先生每天早上三点钟起床，四点钟发动汽车到125 英里以外的纽约长岛去上班。在路上要开三个小时左右。现在他晚上10点才回到家里，睡上五个小时又要去上班。”在克鲁格曼的研究中引用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另外，美国家庭目前平均每年在食品、医疗、能源和住房等方面的支出比2000年时，已经高出了近 5000 美元，美国中产阶级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松度日。直指“美国中产阶级正在消失”的局面。

 

　　副总统拜登也认为：“甚至就在我们的经济还在增长，并且增长的基础还很牢固的时期，中产阶级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比如从 2000 到 2007年，生产率提高了将近 20%，然而工薪家庭的收入却每年下降了 2000 美元。现在随着经济的恶化，痛苦也在极大地加深。”在经济增长期尚且如此，那么2008年那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这些政治家、专家拿出来的数据的背后，在冰冷统计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人均摄入资源的减少，和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不断加剧，日益加大的生存压力成为了美国爆发黑白种族矛盾和冲突的催化剂。

 

　　面对这些深刻的社会矛盾，美国政界和学者早有人大声疾呼：“如不解决日益严重的黑白种族冲突问题，美国社会可能因此而彻底撕裂。”但美国的政治家却似乎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作为。激进派认为：“给予黑人足够的政策倾斜和保护，反而促使了他们的贪得无厌，黑人本身的懒、笨、蠢造成了他们自身的贫穷，所以是时候纠正这些错误了。”然而激进派却无法提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案。难道取消美国政府目前对黑人的福利和倾向性政策就能避免美国社会走向撕裂吗？当然不可能，因为那势必会导致更激烈和更可怕的对抗。莫非要美国再度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或者种族清除政策？这显然更是行不通的。

 

　　美国当权者深刻明白这一点，因此只能以和稀泥的态度，继续高呼“黑白平等”的空洞口号，倡议白人尊重黑人，同时给予黑人更多的照顾。而美国政府这些行为又被激进派认为是：“懒政、软弱、虚伪、空洞。”激进派认为：“反正照这样下去，黑白种族矛盾迟早会激化免得更不可收拾。与其这样，不如提前下手，也许还来得及。”但就政治的现实层面，恐怕没有哪个政客敢做这样的决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事态一步步恶化，而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

 

　　这就好像你在汪洋大海上驾驶者一艘方向盘失灵的船，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撞向冰山一样，无奈。也许现在动手炸了船就能避免撞向冰山，但与其现在就炸掉，到还不如抓紧时间享受撞击之前的美景，多活一天是一天。

 

　　这就是现实政治主义。

 

三、“大和平期”是否会骤然结束？

 

　　纵观人类近代全球史，更像是一个全球版的“战国时代”。每一次全球危机的对抗，世界大战的爆发本质的原因都是由于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和平”期的持续时间间隔是20多年，算起来恰好是“一个经济增长大周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核武器的诞生，导致之后的全球对抗是以“冷战”的方式展开，并最终以苏联的轰然倒塌划上了句号。

 

　　苏联的倒下留下了广袤的领土资产和政治空间可供蚕食。因此全世界各国都获得了对外扩展的新空间，加上核威慑的制衡，从而使得人类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然而20多年过去了，又一个“经济增长大周期”结束，世界各国的增长空间、资源摄入空间、利益诉求矛盾再次濒近极限。任何一个偶发事件如果处理不当，都可能迅速激化矛盾，从而走向全球性的战争对抗。

 

　　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坚持不让步，美国不愿意走下神坛的心态持续，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受困，这三个问题如果持续得不到解决，都可能导致这场全球性危机的突然爆发，从而结束当下这个“大和平期”。

 

　　因此，如何真正做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如何切实“增强全球战略互信”，如何落实“权力平稳过渡”，是一个需要欧洲、美国、中国、乃至全世界共同相互妥协、让步和协同努力才有可能做到的大工程，需要世界各国同时从现实和文化两个层面充分交融互信，这事关人类文明福祉。因此西方不能固执己见非要凌驾于中国之上，不能幻想任何争议领域都必须得由中国让步，否则就一定会招致来自中国的猛烈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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