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横扫千军如卷席，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命运。几十年后，我军又打响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三大战役”。目前，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基本完成，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第三大战役”攻坚展开，这场决定我军未来的伟大变革正向全面胜利的目标迈出决定性步伐。

如何认识军事政策制度必须根据时代条件作出调整

军事政策制度调节军事关系、规范军事实践、保障军事发展，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基础性意义。任何军事政策制度都是时代的产物，必须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完善。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国际军事竞争十分激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军事政策制度上，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在这方面都采取了很多举措。美国各军种先后出台立足大国战争和冲突的战略指导文件，新公布的2020财年预算案提出给军人薪水上调3.1%。俄罗斯不断推进和优化军人住房保障制度，建立军人住房专项基金，提高军人医疗保障质量和服务水平，扩大疗养范围，改革兵役制度。百舸争流，奋楫者先。我们必须把握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巩固和发展我国军事政策制度优势，掌握军事竞争和战争主动权。

我们党历来重视军事政策制度。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党的历史使命、人民军队担负的职责任务，根据建军治军特点规律和实践要求，不断调整和完善军事政策制度，为人民军队永葆性质和宗旨、提高打赢能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但也要看到，我国现行军事政策制度大多形成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这些年虽然不断进行调整，但理念不先进、导向不鲜明、体系不完备、军地不衔接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已经不适应形势任务发展的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军事政策制度应该根据时代条件作出调整，而且应该系统改、深入改。这些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党和国家政策制度创新步伐很快，军事政策制度要紧紧跟上，加强同各方面改革的协调联动，形成总体效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着眼强军兴军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形成习近平强军思想，推动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理论和实践成果应该在军事政策制度上确定下来。同时，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党的十九大对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的战略部署，都要求体现到军事政策制度中去。

为什么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必须与新体制相契合

任何一场成功的军事改革，都要在搭建“硬体制”的同时，对政策制度等“软机制”进行重塑再造。体制改革和政策制度改革互为一体、密不可分。这次国防和军队改革，率先开展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打破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实现我军组织架构历史性变革。压茬推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改变长期以来陆战型、国土防御型的力量结构和兵力布势，实现我军力量体系革命性重塑。通过这些改革，“硬体制”塑造基本完成，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

如果说领导指挥体制改革重在“强大脑、健中枢”，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重在“强筋骨、壮肌肉”，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则重在“通经络、活气血”，必须与前“两大战役”有机衔接。尽管现在制约我军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得到有效解决，但同新体制相适应的运行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新的力量结构也有需要磨合改进的地方，巩固和拓展前期改革成果、进一步释放改革效能，必须要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这对我军是更内在、更深层、更持久的重塑，对整个改革的驱动、调节和支撑也更具关键性。

这次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是基于什么考虑来设计的

一般而言，政策制度的制定有两种典型途径。一种是“描述”，就是把实际工作中的做法，用规范化语言表述出来，上升为政策制度；另一种是“设计”，就是着眼事业发展，着眼实现更好地领导、指挥、管理和保障，主动设计塑造更加科学、更加先进、更加有效的政策制度。这次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以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为指向，以战斗力为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以调动军事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坚持系统谋划、前瞻设计、创新发展、整体重塑，全面重构我军军事政策制度体系。

军事政策制度改革首先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改什么与不改什么上必须保持政治定力，对不能改、不能丢的，必须一以贯之、坚持到底，改了丢了就是自毁长城。1990年10月，苏联出台《苏联共产党组织在苏联武装部队中的工作条例》，规定“苏联共产党组织及其机构不得干预行政人员和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这就使军队脱离了苏共的领导，这样改革最终让苏联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国防和军队改革不论怎么改，这一条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必须通过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不断强固这个“命根子”，把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搞得更加成熟定型。

军队是为战争而存在的，军事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解放和发展战斗力，军事政策制度调整优化也要聚焦于此。这次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就是要以战斗力为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起备战打仗的政策导向，形成服务能打仗、打胜仗的制度体系，促进战斗力竞相迸发、充分释放。人是战斗力的决定因素，是军队建设的主体。人的问题解决好了，就会直接带来整个军事系统运行和军队建设效益的极大提升。从现实情况看，军人转业退伍安置难、伤病残军人移交难、退休干部安置难等问题依然存在，征兵难、吸引保留人才难等问题也很突出，这已经成为影响部队凝聚力、吸引力、战斗力的痛点难点。官兵有所盼，改革有所应。这次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就是要坚持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牢固确立官兵在强军兴军中的主体地位，着力创造公平公正制度环境，保障官兵基本需求，维护官兵权益，增强官兵自豪感、获得感、成就感，激励官兵争当“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这次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打破部门领域界限，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修补补的模式，从指挥、建设、管理、监督4条链路上进行顶层设计，从军事实践活动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进行整体重塑，鲜明提出深化军队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改革、重塑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军事管理政策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这“一大体系、四大板块”，导向鲜明、覆盖全面、结构严密、内在协调，用综合集成的方法构建起集领兵、用兵、养兵、管兵之制于一体的完整制度群，符合我国国情军情，适应新时代、新使命、新体制要求，必将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政策制度保障。

怎样理解新旧政策制度转换、衔接需要一个过程

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直接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和军心士气，涉及面很广，非常敏感复杂，必须科学研究论证、稳步推进实施，决不能急躁冒进，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推进激进式军事改革，在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大量裁军，致使50多万退役军官中70%以上失业，48%的现役军人家庭收入在最低生活标准线以下。当时的俄军被形容为“半个军队”，军人只能领到一半薪金，只有一半的军人能住上房子，严重削弱了官兵士气和部队战斗力。

根据这次军事政策制度改革部署，我军2020年前要完成各领域各系统主干政策制度改革，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基本框架，2022年前要健全完善各领域配套政策制度，构建起比较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这个目标，任务艰巨繁重，专业化程度高，立法周期长，跨部门、跨领域、跨军地统筹协调难度大，体系之复杂、节奏之密集、动用力量之庞大，可以说前所未有。完成这么多政策制度的设计、配套、落实，本身就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军事政策制度新旧转换不是“外科手术”，而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渐变过程。过快了，超越现实条件，超过了国家、军队和官兵的承受能力，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失已有成果；过慢了，就会错过改革的窗口期，拉大与外军的差距，还可能影响官兵的士气。所以在军事政策制度新旧转换期间，既要循序渐进、分步实施，成熟一项推进一项，做到政策制度平稳过渡，避免反复“打补丁”、来回“翻烧饼”；又要紧前推出改革急需、备战急用、官兵急盼的政策制度，制定小而实、见效快的过渡性政策，确保改革蹄疾步稳、行稳致远。

（执笔：刘 江、倪望望、李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