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观点应该不是太深奥、不属于多么高深的见解，但通过高级别官员讲出来就更能形成广泛共识，得到普遍认同。尤其是经过6月、7月的行情……更加“接地气”!

　　据华夏时报报道，1月14日，在重庆经贸工作会议上，黄奇帆作为一个地方大员却极为罕见地当起了“股评家”，他引用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股市的三句话认为，应该先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再推多渠道股权融资让巨量资金入市，提振股市信心，最后启动注册制发行，推行注册制必须要有严峻刑罚在先，“出牌顺序错了，一手好牌也会打输。”

　　事实上，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起草小组成员，他对股市的真知灼见已经贡献在顶层设计之中：经济结构调整需要金融服务体系调整的支撑，从过去以政府主导投资的模式向企业投资转型，金融服务模式也需要从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转向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模式，资本市场在国家战略和经济转型中显得尤为重要。

　　而此前，中国7任证监会主席都是从国有四大银行调任，搞完间接融资再搞直接融资，虽然同属于金融行业，不过，与简单的银行存贷业务相比，资本市场却相对复杂。记者梳理发现，历任证监会主席对资本市场基础工作做出了贡献，但任期都不长，惟一任期比较长的是从农行来的尚福林，完成了一个令市场称道的股权分置改革。

　　中国早期懂资本市场的一些高官都有体改委背景，黄奇帆懂股市也与他在上海从事国资体制改革的一段经历有关系。

　　文革时期，黄奇帆还是上海焦化厂的一个工人，上世纪80年代初，他成为这家工厂的副厂长，后来调任上海市经委工作。上世纪90年代起，黄奇帆走在了上海浦东开发热潮的前列，他调任上海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成为后来的上海浦东管委会副主任。

　　1994年，黄奇帆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开始思考上海市经济政策和改革方面的策略，并逐渐过渡到政府工作。1996年，黄奇帆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体改委副主任，并在两年之后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经委主任。2001年结束上海从政经历，调任重庆市副市长，主管国资委，直到后来成为重庆市市长。

　　黄奇帆在上海主导的国资重组首次体现出高超的资本运作才能，资本市场第一个净壳收购的概念正是由他提出来的。

　　1998年，黄奇帆主导了资本市场第一起上市公司净壳收购案—上海房地产集团收购嘉丰股份，也就是今天的金丰投资。黄奇帆的资本运作天赋充分体现在这场上海本地股的重组之中，加上后来的交运股份和电器股份的重组，净壳收购模式成为他当时在资本市场创新的经典，也有效促进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

　　黄奇帆的资本运作天赋同样带到了他任职的重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曾经说过，上海给重庆的最大贡献是送来了一个资本市长黄奇帆。

　　黄奇帆到重庆后主管国资委，组建了国有资本的八大平台，并构建了闻名海内外的国有资本运作“渝富模式”。黄管理运作国有资产的思维完全是资本的思维，而不是局限于简单的资产管理思维，这种模式类似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通过资产的买卖和重新组合实现增值和收益。资本的增值成为重庆国资管理的目标，而资本运作和杠杆撬动就是黄奇帆手中的点金术。

　　2013年11月，黄奇帆曾经撰文《国资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国资改革，核心的思维仍然是以资本市场作为战略阵地，实现国资的结构调整和转型：第一个层面仍然是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实现多种所有制并存;第二个层面是国有经济有效组织形式是混合所有制，通过股份制实现国资、外资、集体资产和民营资本等非公经济的交叉持股;第三个层面是国有企业管理的核心是资本管理，国资委不是管行业和产业，而是管国有资产，其中的核心是国有资本经营的增值。

　　进入2014年，股市持续低迷和IPO重启出现的问题，让“资本市长”黄奇帆当了一回“股评家”。市场甚至一度为此沸腾，沸腾的原因或许有比黄的言论提到的“出牌顺序”改革论更为实质的内容。

　　黄奇帆认为，证监会先推注册制发行是出牌顺序搞错了，直接造成股市的下跌和信心缺失。应该是先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打通场外市场和场内市场的转板和退市通道，完善新三板的功能;实现发行市场与上市明显分离，拟上市公司先到新三板进行公开发行或者私募发行，场内亏损企业也退到新三板重组，新股发行挂牌一年之后，符合上市条件转入场内交易所交易;不发行新股符合上市条件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可以直接到沪深交易所上市。吸引养老金、公积金、企业年金、保险(放心保)资金、公募、私募和海外投资者大量资金进入多层次市场，提振股市信心;如果这些资金仍然不能提振市场信心，可以考虑推行中国版的QE计划买入股票，这也是多渠道进行股权融资的途径;最后，在法律完善之后，在场内交易所推行注册制发行。

　　黄奇帆1月14日还对近期新股发行中取消对大股东及战略投资者的限售改革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要搞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得有严刑峻法在先，美国有股票发行的“三道宝剑”在头上悬着，一旦上市公司有造假就面临牢狱之灾，并且可能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帮助造假的中介机构也会终身禁入。美国有这三个法规(记者注：或为《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及《萨班斯法案》等一系列法案)，所以它可以做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如果这个严刑峻法还没有出来，就去搞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甚至还把大股东及战略投资者持有股票的3年锁定期取消了，结果有些大股东一听要上市了，发了疯一样就想把自己的股票全抛了—为了想更多地套现，就把股票发行定价拉高成每股50元，可能原本只有50倍市盈率，就把它拉高成70倍甚至更高市盈率。”

　　“股东高市盈率套现不是坑股民吗?”黄奇帆说，而且你作为大股东，套现是有规定的，这个也监管的不到位。“券商、股票发行公司、律师事务所都是根据发行量收1%的佣金，所有人都设法把股票发行价往高处推，就是不对股民负责”。而且你作为大股东，要套现是有规定的，这个也监管的不到位。而对于国内股市持续低迷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黄奇帆在1月14日的会议上也有谈及。

　　很显然，以官场的规则，一个地方大员公开评论一个行业及管理层的做法的确非同寻常。

　　业内人士的理解，黄市长关于“出牌顺序搞错”以及“出牌的顺序打乱了，你就会输”的说法分量是挺重的，言外之意，管理层其实手中是有牌的，不是没牌的;是有好牌的，不是全部是烂牌的;一手的好牌，输在出牌顺序，责任在谁?

　　同时，千万别以为黄奇帆抨击股市是种了证监会的田，荒了自己重庆市的地，那样就把黄奇帆看扁了。黄真正要说的话是，股市里的钱少了，居民的消费就会减少，中国1亿股民代表1亿多白领消费群体，我们会因此有很多意外的困难。这就是财富负效应，这就是晴雨表对经济的反作用，这叫牵一发动全身。

　　所以，股市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个投资者愿赌服输的问题，而是整体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市场一直处理不好交易定价和融资的关系，股票发行与供求的关系，市场只是一个交易场所，而不是融资场所，股份制才是融资工具。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一个框架，而多渠道资金涌入才能让这个融资体系丰满。当资本迸发涌出，当股市信心恢复，当法制修正完善之时，注册制推行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