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者提到某政法大学一位教师，开设西方文明通识课。这门课大概是从正面来介绍西方文明及其历史的。结果这门课却遭到不少学生的反对，有人还向校方举报这位老师。评论者认为，从正面介绍西方文明并没有什么错误，毕竟对于学生来说，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包括了解西方文明，也是非常正常的，有时也是很必要的。评论者还认为，听了这位老师的课，表示不满，甚至举报的学生，主要是在中小学时期，所接受的教育所导致的。当然，评论者没有继续往深里说，即没有评论中小学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到底是对是错。当然，评论者内心是很清楚的，没有说不等于没有自己的判断。

评论者讲到了这位教师讲课时的一个细节。在讲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这位教师说，在英法联军与清廷谈判时，清廷扣押了谈判代表共39人，最后有20人在被扣押时死亡。英法联军为了报复清廷的行为，才放火烧了圆明园。

讲这样一个细节是要表明什么呢？那言外之意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清廷没有扣押谈判代表，而且善待这些代表，就不会发生火烧圆明园的灾难了呢？我想，听到这段描述的人们，很有可能会从这位教师的描述中得到这样的结论。再进一步的结论则一定是，还是清廷的做法先不对，所以才遭到英法联军的报复。所以。火烧圆明园的罪责不能推在英法联军的身上，而应该由清廷自己负责。

这就好比一个强盗想要到一户百姓家打劫，老百姓在抵抗过程中砍掉了一个强盗的手指。而强盗要进行报复，杀了这家很多人，还放火烧了这家人的房子。这还算是报复吗？这本来就是蓄意抢劫，所谓报复不过是找了一个借口而已。

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英国与法国为了摆脱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损耗，想要在中国身上大捞一把，从而蓄意发动的侵略战争。在战争中，英法联军杀了不少中国人。虽然清廷掳走英法方面的谈判代表，而且后来虐待至死并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但清廷的做法确实也有泄愤的情绪在内。而英法联军借此更大肆屠杀中国人民，抢掠圆明园，最终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即使清廷中在整个战争中的某些做法似乎并不占理，但英法的强盗行为并不能因此就需要由清廷来负责任。日本侵华期间是，不就是经常有小孩子向日军士兵吐口水，就遭到日军的杀害吗？

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当时，英法联军所谓与清廷的谈判，不过是要求与清廷签订一个更为严苛的不平等条约，要向中国索取更多的好处。这样的谈判一开始就不是公平的。虽然清廷掳走英法方面的谈判代表不算明智，但这个谈判本身就是强盗行为的另一种表现。

那位政法大学的教师，在所谓西方文明通识课上讲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这个细节，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他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能够完整地讲给学生，学生们恐怕也不至于就因为他讲到了这一段事实就会举报他。这段历史事实，在中国方面，从来就没有隐藏过，在任何相关的资料上都可以看到。

这位政法大学的教授应该算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了吧？他以讲述西方文明通识课的方式，实际上向学生们灌输的依然是站在西方资产阶级视角中的意识形态观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当然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从来不会否认。但是所谓西方文明，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再有多少可借鉴之处，都不能抹杀和否定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实行帝国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政策。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在一开始，我们很多人都会感到一种震撼。但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更全面也更深刻了。西方现代文明确实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这样的学习既不是全盘肯定西方文明，更不是全盘照搬西方文明。我们现在在所谓现代西方文明中，看到了更多的虚伪，更多的蛮横，更多的霸道。这难道不是今天世界的现实吗？

我虽然并不认为，在大学里开设所谓西方文明通识课一定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的。但如果真正从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角度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上来讲这门课，也是完全可以的。但如果像这位政法大学的教师那样，打着介绍西方文明的旗号，来为资本主义文明站台，甚至为其鸣冤叫屈，诋毁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那么这样的课程是应该丢弃的。

当年哥伦布航海到西印度群岛，开始了他的殖民主义的行径。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人民必然要起而反抗，在反抗中也不可避免地杀掉一些殖民主义的基督徒。而哥伦布就借此机会向当地的人民大开杀戒，还掠走了不少当地的人作为奴隶，送回西班牙。

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干出那些无耻的勾当，总要找一些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借口。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那些宣扬所谓正面的西方文明的公知们，以及为他们辩护的另一些公知们，他们改变某些做法，通过迂回的方式来为西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进行开脱和辩护，都是徒劳的。他们这点雕虫小技是骗不了人的。

那些被那个所谓评论者批评为举报老师的学生，我不相信这样的年轻人就那么狭隘和愚昧。我相信，我们在中小学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老师们，也不可能宣传错误的是非观与价值观。中国的近代史确实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压迫中国的历史。这个大的结论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位政法大学的教师，以为为其辩护的评论者也改变不了这样的结论。

这让我想起某大学的某位知名教授，他在批评所谓是不是落后就要挨打时，提出了所谓“作死才会挨打、讨打才会挨打”的谬论。不知道政法大学的这位教师所讲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这个例子，是不是也论证了那位知名教授的观点？看来他们是心有灵犀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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