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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立虹:论苟坝会议伟人毛泽东的领袖风范 ——建党百年回顾与思考(苟坝会议之二)
点击:  作者:​侯立虹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1-02-02 08: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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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坝会议是党史上非常特殊的会议,也是与遵义会议唱和的里程碑会议。而苟坝会议的曲折在于毛主席坚持真理的高瞻远瞩,苟坝会议的特殊在于毛主席捍卫真理的矢志不渝,苟坝会议的辉煌在毛主席胸怀全局、忠诚使命的崇高风范,从根本上改变军事领导体制,使党和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伟人毛泽东的领袖风范决定了苟坝会议的特殊贡献,决定了苟坝会议写下党史军史的灿烂篇章。

一、毛主席审时度势的高远站位,决定了苟坝会议的历史地位。


苟坝会议的参会领导和指挥员,都有着纯粹的党性,都有着对党对革命对红军负责的赤诚,都有着跳出国民党反动派包围圈、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强烈愿望,都没有任何私心,只是因为认识全局、把控大局水准高低,对军事对敌情对形势判断差异,才发生了打不打打鼓新场的激烈交锋。深入剖析争论的出发点、分歧点、剧烈碰撞点,对提高苟坝会议特殊贡献的理解,对提高先进性纯粹性和无产阶级政党党性本质的洗礼,对体悟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对推进当今的四个伟大工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围绕打不打鼓新场的激烈争论,实质上如何认识把控大局的根本分歧。苟坝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能否攻打打鼓新场军事行动,林彪电报的理由是周浑元的中央军战斗力较强不好打,而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战斗力较弱,而且打鼓新场是黔军的军需物资囤集地,攻克后红军能获得物资补充。朱德与除毛泽东外的所有参会人员也都认为黔军若好打,还当作一块肥肉不吃太可惜。毛主席则认为黔军表面弱,但有了中央军的支持,就成为实际的不弱,甚至强大。这就是孤立看问题,还是联系、发展、全面地看问题的本质区别。由此我们想到战上海的战略,面对两个重要对手,一个是杂牌军刘义,一个是国民党嫡系部队邵壮,基层指战员都认为刘义弱先打刘义,军长却认为先打骄横自大的邵壮,其缘由就是打邵壮,刘义不会支援,而打刘义,邵壮必然支援,等于刘义的力量增加了一倍甚至更多。记得长征时,红军打中央军,地方军很少主动支援,及时支援也是应付;打影响蒋介石围剿战略的地方军,中央军都是拼力支援。攻打打鼓新场就是毛主席分析的那样,就会形成中央军、滇军、川军在蒋介石督战下拼命支援的情形,守卫打鼓新场表面很弱的黔军力量会增加数倍数十倍,从战场局势和敌我态势来看,不能攻打打鼓新场。这就体现了主张打与反对打的大局把控水准差别,也决定了毛主席竭力阻止攻打打鼓新场,再次力挽狂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2、聚焦能不能攻打打鼓新场的论证交锋,关键是革命激情与从实际出发对党和红军高度负责的思想碰撞。林彪建议打鼓新场不仅是认为黔军弱,还在于“遵义大捷”红一军团不是主攻,只是协同红三军团,战果小,缴获少,很希望用一次大胜利来提振红一军团的士气,与会人员也都希望用一次大胜利鼓舞士气,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毛主席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是因为蒋介石已在3月5日下令各路追剿部队向遵义、鸭溪地域压来,红军已经陷入敌军的四面围击,硬要攻打打鼓新场这一堡垒,很难突出敌军新的包围合击圈,尽管打鼓新场只有黔军一个师六个团,战斗力也不强,但打鼓新场既有城墙和碉堡,又有四面八方援军,西南面的滇军一天行程可到打鼓新场,西北面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三个师大半天急行军,即可赶到打鼓新场侧击红军后背,东面国民党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也是大半天行程,就可赶到打鼓新场攻击红军左侧背,东北面川军三个旅和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两天行程就可赶到打鼓新场投入“聚歼”红军的战斗。这都说明不能攻打打鼓新场。会议之所以出现激烈争论的局面,是因为娄山关胜利和遵义大捷后的轻敌,黔军仓库物资的诱人,打击敌人冲出包围的热血和激情,而毛主席坚决反对,是认为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能因革命激情引发可能遭致灭顶之灾的盲动。中央军委二局截获的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湘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打鼓新场集结的密报,充分验证了毛主席分析研判的正确。毛主席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毛主席之所以成为当之无愧领袖,其他领导成为拱北斗的众星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毛主席主持会议,会不会以表决简单否定大家推不翻、驳不倒的一人意见,会不会担心独断专行听任正确意见被否决,肯定不会,而且会采取一定方式引导大家认真思考接受正确意见,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党的历史上很多人有机会成为党的领袖而没有领袖的根本原因。

3、苟坝会议思想观点的对立,核心在于攻打打鼓新场是战略还是战术的思维判断。毛主席在分析攻打打鼓场时,当时红军的战略目标,是立足于走,尽早跳出蒋介石在黔北地区形成的大包围圈,这就决定了打是手段,走是目的,不应太在乎一城一地的攻取,更不应在如此窄小的战略空间过久的滞留,不应该考虑不利于脱身的战斗。而其他领导则很看重再打一次打胜仗鼓舞士气,再缴获些武器装备补充部队,也就太在乎一城一地的攻取,势必把攻打打鼓新场当作战略问题。由于战略目标和实现战略目标方式路径的巨大分歧,也就当然地产生攻打打鼓新场的巨大分歧。事实证明,毛主席审时度势,把握全局,所坚持的意见和主张代表了真理,并用真理打动了多数人,使多数人用真理修正了激情带来的错误,一致同意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场计划。联想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气势汹汹重点进攻延安和山东解放区时,毛主席主动放弃延安,华东部队大踏步后退,不纠缠一城一地的得失,最终赢得了战略大反攻。今天重温苟坝会议毛主席坚持真理的大局观,对反对世界霸权,对全面实现党的奋斗目标,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苟坝会议一系列特殊境况反映了毛主席特别坚强而纯真的党性。


苟坝会议之所以在党史上特别耀眼,是因为其有着与历次党的重要会议不同的特别,既有着一人正确抗争众人错误的特殊性,也有着毛主席特别孤立的特殊性、毛主席用辞去前敌政委抗争无果的特殊性、初次错误决议形成的特殊性、意外罢免毛主席前敌政委的特殊性、纠正错误再做正确决议的特殊性,还有着彻底改变集体投票决定红军打仗的特殊性,正是苟坝会议这一系列绝无仅有的特殊性,凸显了毛主席坚强而纯真的特殊党性为党做出的特殊贡献,铸就了苟坝会议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党和红军之后的特殊辉煌。

1、毛主席特别坚贞而纯粹的党性,造成了“高处不胜寒”特别孤立的境地。苟坝会议上,由于毛主席坚持真理的特别表现,遭遇了所有人反对的特别孤立,显示出正确意见得不到理解支持,即使以辞去前敌政委的抗争,也唤不起大家醒悟和支持的特别无奈,但这种孤立和无奈,不是自命不凡、恃才傲物脱离群众的孤立,也不是面对困难和危境无所适从、没有办法的无奈,而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改变中国、拯救人民的政治水准、思想境界非同一般的根本差异所致。这种情形,在新中国成立后反对特权,要求老革命不吃老本、要立新功有过,在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走集体合作化道路有过,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上更是有过。苟坝会议上,毛主席还特别伤感,本意拿辞去前敌政委提醒与会人员回顾成立前敌司令部、让他担任前敌政委,统一指挥红军作战之目的,与会人员居然从反面理解,还一致通过罢免他前敌政委职务,这种情形除非毛泽东,对于一般领导是完全难以承受的,而且这种特别孤立的情形,即使在王明教条主义统治最严重的时期也没有出现过,因为那时总有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人的暗地支持。这种特殊性,足见当时在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后所出现的另一种倾向的严重性危险性,也表明毛主席后来一直强调反潮流,反对无原则的跟风,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英明伟大,还特别折射出毛主席晚年特别孤独的历史渊源。

2、毛主席对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极端负责和高瞻远瞩,往往提出领导和群众不理解的富有远见卓识的超前研判和前瞻性决策,也就决定了会发生绝对错误多数否定绝对正确少数的必然性。毛主席的伟大,不仅表现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对革命必胜信念,而且特别反映在惊人的远见和异乎寻常的超前精准判断、果敢决策,这种比其他领导“早看50年”(王震语)的千古领袖风范,常常使他的战友、同事和部属不理解,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从坚定“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到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粉碎蒋介石围剿的战略方针,到反对洋顾问敌人拼消耗的堡垒战、阵地战,都始终不被理解,甚至受到讥笑嘲讽乃至排挤打击。苟坝会议出现的与会人员都反对毛主席的意见主张,也是认识判断差异所致。为何所有领导和红军指挥员都同意攻打打鼓新场,是因为从长征开始,党和红军一直被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联合追着打,洋顾问目空一切的瞎指挥使红军仗打得很憋屈,娄山关战役胜利、占领遵义城的大捷才有了胜利的自信,遵义会议清算了教条主义统治、取消了洋顾问不懂装懂的霸道指挥,党的领导和红军指挥员特别想再用大胜利提振士气。这种激情在娄山关战役、占领遵义城、两渡赤水时,别人都说不行毛主席说行,而且果然就行,而这次大家都想利用攻打打鼓新场打击敌人嚣张气焰、扩大战果,但大家都同意,他却不同意。在毛主席判若两人的行为刺激下,转化为对毛主席特别不能理解甚至激愤,误以为他变得保守胆怯,于是出于特别想打胜仗的革命激情而听不进毛主席的反复陈述,长征后一贯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领袖群体也转变为群起否定毛泽东正确决策的特殊境况。此等由思想水准境界和政治判断力产生的对大局认识判断的差异,革命热情加勇敢精神与切合实际科学决断产生激烈对抗,出现绝对多数的错误否定绝对少数的正确也就在所难免。新中国成立后出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与社会主义革命,分田单干与农业合作化,“30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与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一种作风,“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治国理念等对立现象,无不表明党的一些领导与毛主席的根本分歧,不存在任何个人利害关系,都是毛主席境界太高、看得太远引发的冲突。所以,研究苟坝会议,特别是研究一人正确众人错误,要有正确的基点,客观认识领导集团水平差异的必然性和英明领袖核心作用的重要性。

3、毛主席纠正极端民主化领导方法的特殊贡献,表现了他为党呕心沥血的领袖风范。苟坝会议的特别珍贵,就是毛主席的伟大,在于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意见被采纳,自己的职务被恢复,心安理得地安享正确的荣耀,而是紧紧抓住正确意见被否决的症结,如何杜绝此类情形再次发生,针对党中央遵义会议后又把反对洋教条独断专行扭曲为政治局投票表决决定军事行动的极端民主,把反对忽视军事民主、决策民主异化为忽略科学集中、民主集中的半截子民主集中制,提出纠正“原有二十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决定军事行动”的方法,而党中央高度重视,及时成立适应瞬息万变战争形势,能够当机立断全权负责指挥军事的新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调整党中央军事领导的重大决定,赋予了毛泽东同志实际军事指挥权。这就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主张获得了处于主导地位的制度保证,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包括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陈云等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由此可以看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得出的结论。

三、毛主席的非凡气度和卓越贡献决定苟坝会议的特别重要和特殊贡献。


苟坝会议因毛主席一票反对很引人注目,因众人错误毛主席一人正确很值得研究,也因毛主席正确意见被否决很让人不解,更因毛主席抛却个人恩怨以非凡气度亮起马灯精神而光彩夺目。一是毛主席为党为革命为红军安危担忧夜不能寐,深夜提着马灯找军事负责人周恩来请求晚点下攻打打鼓场的命令,以挽救红军的拳拳赤诚掏心抛肺地陈述攻打打鼓场的危险厉害,证明了毛主席又一次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历史功勋;二是周恩来能够听从毛主席的请求,从敌情变化中及时纠正原来的错误决策部署,并与毛主席一起做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工作,后来又一同做政治局成员工作,表现了从善如流的风度;三是总结确立了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路径,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又注意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注重研判少数人意见,既防止极端民主化,又防止主要领导独断专行,使党的民主集中制更加科学完善;四是根据对敌斗争需要成立新的军事三人小组,将军事民主与果断决策结合起来,将党内民主与军事民主区别开来,赋予毛主席实际上的军事指挥权,进一步巩固扩大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使党和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

苟坝会议由于毛主席的领袖风范,使其与遵义会议一样光照史册,而且苟坝会议与遵义会议都是聚焦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和指挥权。遵义会议因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历史转折的非常会议,苟坝会议因及时铲除了极端军事民主萌芽,赋予了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权,成为党的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会议。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体现了党不迷信外国,不迷信教条,不迷信共产国际,不迷信军事权威的坚决革命的、批判的斗争精神,苟坝会议则突出了坚持真理,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气和魄力,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使毛泽东正式走到了中国革命军事舞台的前端,越来越充分地展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际能力和水平,奠定了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实的基础。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气度风范,使苟坝会议伟大而闪光,成为实施毛主席“调出滇军,甩掉追兵,假道云南,进军四川”宏大战略构想的关键环节。苟坝会议后,充分显示了毛主席的用兵如神,亲自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挺进云南,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胜利地实现了和红四方面军的合师,取得了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可以肯定地说,“苟坝马灯闪烁真理之光”,“苟坝会议:一盏马灯照亮长征前路”。如果没有苟坝会议就没有毛主席真正的军事指挥权,就没有巩固遵义会议成果的延续;如果没有苟坝会议的历史选择,就不会有红军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还是二十几个人天天开会不停争论,中国革命胜利会拖长很多时间。《英雄赞歌》有“地陷进去独身挡,天塌下来只手擎”的歌词,而毛主席在苟坝会议的包藏宇宙之胸怀,“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胆略气魄,所取得的红军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决定了他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救星,必然成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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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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