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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纪念方志敏烈士英勇就义85周年
点击:  作者:刘明钢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  发布时间:2020-08-07 09: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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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此纪念方志敏烈士英勇就义85周年】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1935年8月6日),江西省弋阳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江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他历任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红十军政委、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主席团委员,党中央委员。1934年,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合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任总司令。1935年1月27日,他不幸被俘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名著。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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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在狱中】

方志敏: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刘明钢

方志敏生命的最后六个月是在狱中度过的。在特殊的情况下,方志敏生命不息,奋斗不已,废寝忘食,殚精竭虑,继续书写中共党史上的奇迹。不仅如此,他的凛然正气更令人感动,令人动容,令人震撼。

狱中写作

1934年11月,时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率部北上,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之下,北上部队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方志敏不幸被俘,囚禁于南昌“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入狱之初,方志敏被关押在普通号,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囚一室,生活上还算比较优待,但比普通囚犯却要多戴一副十斤重的铁镣。

方志敏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唯一不能释怀的就是不能继续为党工作,因此,入狱不久,方志敏便主动要求监狱方提供笔纸,军法处满口答应。或许军法处认为,方志敏无论写些什么都没关系,反正文稿在他们手里,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后来这些文稿传了出去,交给了地下党组织,则是国民党始料未及的。

方志敏有了笔墨纸张,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有六万余字。写作曾一度中断。方志敏或许觉得,写出来也送不出去,便失去了写作的动力,因此“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胡逸民。

胡逸民也是囚犯,但身份特殊。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孙中山在北平逝世时,他是遗嘱的见证人和守灵者;他担任过国民革命军军事法官,国民党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高等法院院长和南京、徐州、汉口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等职。1934年7月,因官场倾轧,胡逸民也成了犯人,被囚禁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鉴于胡的特殊背景,狱方对胡监管宽松,生活优待,除了不能离开监狱,其他都很自由,连姨太太向影心也带在身边。胡逸民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虽是囚徒,却当面要训斥牢卒,连所长也得让我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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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后的方志敏】

胡逸民目睹了方志敏的入狱。捉住共产党三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胡逸民非常好奇,想知道方志敏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于是有事没事就去方志敏的囚室,接触多了,从心里敬佩方志敏。他甚至要求“关押方志敏四人的囚室白天不要上锁,进出方便。我经常到他们的囚室去闲谈,久而久之,彼此就渐渐地熟悉起来了”。

胡逸民每次去找方志敏聊天,都看见方在写作,可是有一段时间,方志敏突然搁笔不写了,胡好生奇怪,问:怎么不写了?

方志敏叹了一口气,说:“写了也没用,又送不出去。”

胡逸民答道:“那不见得。如果你信任我,这件事我替你办。”

“如果先生愿意替我出力,那我将努力地写好它,写多少,算多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这些文稿在我死后能送交我的同志。”

“我说到做到,请您放心。”胡逸民答道。

这真是上天送给方志敏最好的礼物!正当方志敏准备放弃之时,有人答应帮助将文稿送出,方志敏“才又重新来写”。不仅如此,文章的用语与写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设想,如果文稿最终要落到国民党的手中,方志敏肯定会有许多顾虑;然而,明确文稿可以交给党组织,交给自己人,方志敏就可以写得很直白,很坦率。

学生时代的方志敏就酷爱文学,不仅喜欢阅读中外名家的作品,而且进行创作,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勤于笔耕的作者,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与《新江西》发表数篇小说与诗歌,如果不是投身革命,很可能成为一位作家或诗人。

入狱之后,方志敏有了充分乃至无聊的时间,于是重拾学生时代的爱好,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历史感奋笔疾书,迎来了写作的又一个巅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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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清贫》手稿】

4月下旬,方志敏被转囚到了优待号。优待号条件很好,没有任何干扰。方志敏抓紧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到6月上旬,已经写完《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重要文稿。

方志敏早年染有肺病,入狱以来,脚戴重镣,饱受折磨,身体虚弱极了。写作时间稍长,头就发晕,全身无力。他咬紧牙关,靠着桌子坚持写,或者拖着铁镣在室内移动几步,实在支撑不住了,倒在床上躺一会儿,休息一下,起来再干。

由于随时都可能被处决,方志敏没有长远的写作计划,只能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而且争分夺秒地写。在一篇文章中,方志敏写道:“何时枪毙 ——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没有枪毙以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我在这炎暑天气下,汗流如雨,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我下了决心,要在一个月内,写好这篇文字。”狱中的写作十分艰辛。方志敏写道:“为着这,用去了许多思想和心血,他头上的白发,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了。”

在短短六个多月中,方志敏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疾病折磨,写下了十三万文字,用生命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如虹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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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舌战

按照国民党当局的规定,凡是新犯人都要审问一次,方志敏也不例外。

一天晚饭后,方志敏突然被“提审”。由于他戴着脚镣,行走不便,被看守背上了法庭。这是方志敏第一次与法官面对面的交锋。

自被捕之日起,方志敏就做了必死的准备。他写道:敌人们明明告诉了他们,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投降,而得暂时的苛生,一条就是死!他们不约而同地选定了后一条路。

担任法官的副处长“是瘦瘦的人,三角形脸,皮肤白净有光。两只溜溜转的老鼠眼,表现出他处事的决断”。在监狱法官看来,审问共产党人就是一笔生意,劝降成功会得到奖赏。为此,他用尽了心思,做足了功课。

落座之后,主审法官便透露了一个令方志敏又惊又喜的消息:“你的夫人组织了军队。”

“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从公署方面来的,据当地驻军电告,由你的夫人统率着,大概有一二千人,起名为赴难军。”

“湖南军?”方志敏没有听清。

“赴难军,不是湖南军。”处长从衣袋里摘下自来水笔,在纸上写下“赴难军”三个字,并用笔尖点点说“是这个”。 

“啊!赴难军。”这是数月以来方志敏第一次得到妻子的信息。

1934年10月,方志敏临危受命率红10军团北上。那时其妻缪敏怀有身孕,不能随军行动,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地方坚持游击战争。从那以后,音讯全无,这次突然听到妻子的消息,方志敏百感交集。

 “这确是于你们的案子不利,特来告诉你。”

方志敏说:“我的妻子决不能带兵,她从来没有上过火线。”

“你的夫人不能带兵吗?也许他们拿你夫人的名字号召一下也难说的。”

方志敏再次肯定地说:“我决不哄你,她是一定不能带兵,同时,她的政治地位并不算高,大家不会拿她来号召。共产党是有完全领导红军的力量的。”

见此招不灵,法官立即转换了话题,开始打亲情牌,问:“你是不是想见一见你的夫人?你们的爱情可好?有几个孩子?”

方志敏如实答道:“我共有五个孩子,都很小,我与我妻的感情很好,因为我们是长期同患难的人。但是我已到了这个地步,哪还能顾到妻和孩子?我只有抛下他们。”

法官说:“那倒不必,妻和孩子是不能而且不应该抛下的。你愿不愿写封信去找你的夫人前来?”

方志敏警惕地问:“找她来,做什么?”

“找她来,当然有益于你,表示你已倾向于我们了。”

方志敏严词拒绝:“不行,况且我也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法官马上建议:“你如果愿意写信,地方总是可以找到的。这次不是捉了几十名你们的人吗?你可以在他们之中挑一个可靠的送信。”

方志敏心想,这也许是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一可以救出一个干部,二可以写封密信送到苏区。现在最令人苦恼的事情,就是找不到送信人,报告狱中的情况。于是,方志敏说:“让我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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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中)与王如痴(右)、刘畴西在狱中】

回到了牢房,狱友们都急着打听情况。方志敏细说了提审的内容。关于找人送信一事,难友们纷纷反对,担心如果派人去苏区,敌人就可以造谣说方志敏等已经投降了。为了避免被敌人利用,这事就此作罢,不再提及。

见亲情牌也不起作用,法官马上收起伪善的嘴脸,进而以死相逼,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信仰的辩论。

法官说:“我向你进一忠告。你们既已失败至此,何必固持己见?到国方来做事好了。”

“哼!我能做什么事。”

“你能,你能做事的;不然杀了那么多人,何以还留下你们呢!老实说,上面就是要用你们收拾残局!”

“我告诉你,留在苏区的共产党员,都是经过共产党的长久训练,都是有深刻的主义的信仰的。”

“嘻嘻!”处长发出一声奸笑,“都是有主义的信仰?而且有深刻的主义的信仰?那也未必吧!我想大部分不过是盲从罢了。”

“你不能这样去诬蔑共产党!”

“当然,我不能说都是盲从,里面有主义信仰的自然也有,或者不少。好了,先不说这个问题,现问一问你们的主义会不会成功呢?据我看来,你们的主义是不得成功的,即使能成功,恐怕也得五百年,就算不要五百年,顶快顶快也得要二百年。总之,在我们这一代是不能实现的。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要做傻子,为几百年后的事情去拼命呢?”

停了一下,法官又说:“人生在世,公私两面都要顾到。一心为公,完全不顾个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聪明人吧。我也这样想过,万一共产主义成功了,谁能料定我不会转身?这是我的心里话。中国有句古话:知时务者为俊杰,随风转舵,是作人必要的本领。”

“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做的。”方志敏冷冷地答道。

 “你晓得孔荷宠吗?”法官又换了一个话题。

孔荷宠曾是功勋卓著的红军将领,不过后来叛变革命,成为著名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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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作品《狱中的方志敏》

方志敏答道:“听过他的名字,没有见过面,他是个无耻的东西!”

“他无耻?你们说他无耻,我们却说他有觉悟,他现在极蒙上面信任,少将参议!每月有五百元的薪金!”

“我不能跟他一样。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方志敏斩钉截铁地答道。

“哼!”处长突然变得庄严起来,“枪一响,人就完了,什么也没有了。机会千钧一发,稍纵即逝!确不是好玩的!”

“我完全知道这个结局!但既然不能两全,我只有选择一死。”方志敏坦然答道。

两人都沉默了。

“处长还有什么话要问?”方志敏早就不耐烦了。

于是,法官只好悻悻地令看守将方志敏背回牢房。在离开法庭前,他还警告:“你要过细想想看,千钧一发,确不是好玩的!”

在这场关于信念的唇枪舌剑中,法官败下阵来。

方志敏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只因坚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古有文天祥,今有方志敏!

端午聚餐

1935年6月5日是端午节,也是狱中的方志敏度过的最后一个节日。独囚一室的方志敏时常想念战友,怀念在普通号的日子。他写道:自从敌人强迫地将我移入这阔人们居住的优待号后,我就失掉了与他们经常面谈的机会,感着十分寂寞。

为了能与狱友“当面畅谈一次”, 在端午节那天,方志敏筹办了一次聚餐。方志敏写道:承一位难友的好意,送给我四样菜,作为“过节”。我商得看守所长的同意(仍为那位难友从旁关说之力居多)。

能将“四样菜”送进监狱,还能“从旁关说”看守所长,这位难友确实神通广大。当然,看守所长能同意,也表明他同情方志敏,起码愿意送个顺水人情。

云朦胧,月如钩,一切准备就绪,天也渐渐地暗了下来。

狱友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如约来到“优待号”。方志敏与他们已有一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小别重逢,分外亲热。

菜摆好后,刘畴西忽然提议:“叫娄梦侠同志来,他说过今晚要同我们吃饭的。”

“娄梦侠同志是谁?”方志敏问。

“中央派去中央苏区做保卫局工作的,他被捕来这里已经三个多月了。”刘说。

“好好,请他来。胡海同志也请他来。”方志敏说。

“胡海同志吃过饭了,不必请他。”王如痴说。 

过一会儿,娄梦侠来了,他是一个强壮的青年,面带笑容。此前,方志敏并不认识娄梦侠。两人互相问候,就一起吃饭了。关于聚餐的经过,方志敏写道:

四样菜中,有一个未切开的“清炖鸡”。大家都用筷子去撕。娄同志先撕下一只腿,送到刘的饭碗里。刘说:“你吃你吃。”娄说:“你吃,你只有一只手。”接着他又撕下一只腿,送到曹的饭碗里,曹说:“你吃你吃。”他说:“你吃,你也只有一只手。”(曹负伤的左手,至今未愈)我撕下一块翅膀连头颈一起,即送到他的饭碗里,他说:“你吃,我自己来。”马上用筷子夹起要递还我,我用筷子按下去,并说:“同志,你吃了吧!”我知道,敌人对于我们做保卫局工作的同志,是杀无赦的。经我手送给他的一块鸡,怕算是最后一次了。

整个聚餐,方志敏只选择这个情节:彼此布菜,让来让去,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你吃你吃”。

难友重逢,理应高兴;但几个人心里都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在一起吃饭了,想到这里,一缕莫名的伤感与惆怅涌上了心头。

饭后,胡海来了,在笼门外等着。方志敏隔着笼门与之谈了十几句话。胡海个子不高,满面的麻子。入狱不久,即患肠炎症,卧在笼门外竹床上有二十余天,虽大难不死,但瘦得不成人样。在谈话中,他表示愿意坚决就死。

送走了娄梦侠与胡海,方志敏与刘、王、曹三同志“放谈一切”,直到十点钟“收笼”,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几天后,娄梦侠与胡海先后遇害。

6月23日,方志敏撰写《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这篇文章,记载了这次端午节聚餐,并深切悼念英勇就义的战友。方志敏感叹道:“他们临难不屈,悲壮就死,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传送文稿

关押方志敏的优待号恰好在胡逸民囚室的对面,这样,两人的接触就更加频繁。胡逸民回忆道:这时,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很好说话,我想要怎样,他都答应。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不加干涉,我与方志敏天天拉家常,聊身世,不受拘束,无话不谈,日子一久,竟如故友。

为了争取胡逸民,方志敏与他谈了不少话,写了许多信。

其时,胡逸民的三姨太向影心也经常随胡一起探望方志敏。向出身于西安的殷实人家,貌美多才,说媒的踏破门槛,可是她却偏要嫁给年龄几乎可做她父亲的胡逸民,而且是做三姨太。不仅如此,胡逸民入狱,向影心也没有弃他而去。这些都令方志敏另眼相看。

向影心可以自由地出入牢房,并时常为方志敏提供一些帮助,这让方志敏感到是个机会。一天,方志敏试探地问胡逸民,能否让向影心为他捎一封信。胡没有犹豫,满口答应。

起初,方志敏并没有奢望能将文稿在生前送出,而是指望胡出狱时将它带出去,交给党组织。如今有了机会,自然不会放过。然而,这件事充满了风险,万一被国民党查获,不但送信人要坐牢甚至被处死,还可能泄露党的机密。因此方志敏非常慎重,考虑到每个细节:怎么让地下党相信送信人?万一信件落到敌人手里怎么办?不知道上海地下党的通讯地址,送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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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方志敏广场

方志敏思来想去,决定为送信人写一介绍信,而且用米汤书写,这是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常使用的密写方式。6月11日,他写下《给党中央的信》。该信首先分析敌人没有急于杀害他的原因,报告自己越狱的准备,并请求得到援助。其次,方志敏罗列了8篇狱中文章的题目,并作简要说明;再次,方志敏对胡逸民的情况作了介绍。还写道:“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即胡逸民——笔者注)君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

至于把信送给谁?方志敏想到了鲁迅与宋庆龄。方没有见过鲁迅与宋庆龄,但信任二人,并确信他们一定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于是,也给鲁迅与宋庆龄各密写了一封信。

方志敏将一切都考虑周全了,决心投石问路,遂将三封密写信面交给胡逸民与向影心,并交待:“为了以防万一,这些文稿都是密写的,即使被发现,一摞白纸,也容易蒙混过关。这次一共是三封信,一封写给鲁迅先生,一封写给宋庆龄先生,还有一封是三张纸,都标有记号,不要记混了。这些信交给鲁迅先生或宋庆龄先生就可以了。”

向影心带着信件出发了,方志敏的心也悬了起来。他估计送信往返需八九天,因此,每天都在掐着指头算。

向影心到了上海,将信件交到内山书店,书店又转交给鲁迅先生。顺利地完成任务,向影心返回南昌复命。

终于与上海党组织建立起便捷、可靠的联系,方志敏异常高兴。胡逸民写道:“第一封信的任务完成,他对我更加信任了。”于是,方志敏决定趁热打铁,再送第二批文稿。有了第一次的成功,方志敏对再次传送抱有信心,遂将几篇最看重的文章交给了向影心。此时,方志敏已经写完了近10篇文稿,但他非常谨慎,每次只让带二三篇,绝不多带。这样,即使出事,损失也不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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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

鲁迅收到了第二批文稿中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这两篇传世之作;然而,向影心却没有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交给鲁迅。1940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得到消息,有人手中有方志敏烈士的遗文,经验证系真品,于是花重金买下。这篇失而复得的文稿可能就是向影心截留的。

送出第一批文稿之后,自知时日不多的方志敏决定另辟蹊径,寻找其他的送信途径,以加快送信的速度。监狱文书高家骏被方志敏的坚贞品格所感动,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心,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些事情。他还答应写信给在杭州教书的女友程全昭,托她帮助将文稿送出去。

找到另外的送信人,方志敏又用米汤誊写《在狱致全体同志书》与《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稿,为下一轮的送信做准备。不久,放暑假的程全昭来到南昌,并于7月初将狱中文稿送到上海,交给了地下党。不久,地下党将这批文稿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1936年1月29日,在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救国时报》发表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不久,《救国时报》报社以《民族英雄方志敏》为书名,油印出版小册子,收入了方志敏的这两篇文章,以及他人撰写的相关纪念文章。

程全昭没有返回南昌。方志敏不清楚文稿是否送到,只好请高家骏再送。7月底,高家骏来到上海,送出一封信后,“发现后面有人跟踪”,“便急返杭州”,其他的信可能被高家骏毁掉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方志敏最挂念的就是那些尚未送出的文稿,他写信给“囚友”胡逸民:“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大丈夫做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危不惧。”

高家骏出发后,方志敏就将剩余的文稿全部交给了胡逸民。

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不久,胡逸民获释,出狱时,他把方志敏的文稿都带出来了。一年后,他恪守承诺,亲自将文稿送往上海,辗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

将大批文稿一次又一次地从监控严密的国民党监狱中带出去,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并大部分交到地下党手中,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迹。方志敏是整个行动的策划者,是创造奇迹的人。

(作者:刘明钢;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史博采”,原刊于《党史博采(上)》 201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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