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脱离历史真实、美化民国时期的社会状况，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突出表现。就在7月8日高考当天，又有“大V”发布微博，借所谓1946年梁思成、冯友兰、梅贻琦三位文化名人的女儿考清华落榜之事，美化民国“教育公平”。事实真相如何？请读此文。

“【教育的公平】 1946年有三个女孩考清华落榜，落榜的女孩分别是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女儿梁再冰，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这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中国教育的公平和良心。” 

“她们，林徽因与王孟瑜、王次亮、曾语儿四个人，不仅长得好看，而且出门穿一样的衣服，所以引人注目了，常有闲人跟梢，还有人偷拍她们照片的。我有时跟她们一起出门当保镖。因为我长得高大，又喜欢体育。我不让社会上闲人靠近她们。”（此段引自陈学勇：《林宣访谈录》）

“我还记起了那时的一个传闻：清华北大南开是联合招生，梁再冰填的第一志愿当然是清华，却被分数线略低于清华的北大录取了。林徽因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爱女的考分竟够不上清华的录取标准！后来校方把卷子调出来给她看，她这才服了。”

“几年后，我偶然向冯钟璞(宗璞)提及此桩往事。她说，当年没考上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岂止梁再冰，就连她本人和梅祖芬的考分也没够上清华的分数线。她只好在第二志愿南开大学外语系念了一年，1947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清华大学外语系二年级。但她认为清华的课程与南开有所不同，所以又从一年级念起，于1951年毕业。梅祖芬则在清华的先修班读了年，次年考入清华外语系一年级，与冯钟璞同班。”

这些（民国）大师深深懂得，孩子就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少年强则国强。这样的大师放下身段，怀抱对国家……巨大的热忱投入到为孩子编写语文教科书的工作中。这样的教材，绝无当代社会华而不实的商业气息，却满含着大师浓浓的温情；他们把自己认为最值得传播的素质和理念，用孩子最能接受、最有效率的方式传递给他们。……如今让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对当今语文教育仍不满意的部分国民，最便捷、最充分地接触民国语文、感知民国语文的风貌与神韵，也就成了一件很有意义、很迫切的事情。

民国很贫穷，什么都没有，但却有自由。北洋政府不管教育，国民党政府想管，也不大管得了。至于媒体、文化、艺术，大体上任由从业者随便折腾。有了自由，尽管环境恶劣，别的也可以有。……“民国范儿”就是一种教养，一种态度，一种文化，一种文人牛哄哄的劲儿。……今天，我们的知识人，已经用没边的谄媚（见到领导的时候）和没边的狂妄，代替了过去的恭谦和牛气。手里的活儿，除了粗制滥造，就是抄袭。“民国范儿”，官场没有，学界没有，市场没有，连博物馆都没有。此时此景，说点“民国范儿”，算是纪念，也是挽歌。

内乱对于教育显明的影响列下：（一）省教育经费积欠至十个月；（二）指定为省教育经费的盐税附加税为军人提去四十余万；（三）地方教育经费随时被军人提取，致各地欠费自数月至十余月不等；（四）地方教育机关，随时被军人占据，学校常不能如期开学；（五）内地交通权完全为军人占据，学生不能按期到校，甚至于被危险；（六）教会学校特别发达。

我国教育，因承数千余年“偏重个人”积习之故，所以近年以来，虽尝闻有“适应社会”之呼声，而学校毕业生尚未能皆为社会上实际有用之人物。试观我国现今学子，除少数外国留学生与国内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讲求实学外，大都徒冒虚名，以“文凭”为目的，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无所裨益于社会。小学毕业生，知识幼稚，姑置勿论。中学毕业生，往往学农不农，学工不工，学商不商，甚至有在家赋闲，成为社会上之寄生虫。至大学与专科学校毕业生，对于学问虽算有一点门径，但尝见有毕业于纺织专科，而为普通中学图画教员者；有以毕业于农业专科，而为普通行政机关助理员者，甚至有以留学欧美各国大学与专门学校毕业，归而应考试于书业机关，充普通编译员者。所用非所学，滔滔皆是。

很有几个县城里，学生看不到铅字排印的书本，除了教科书，校长、教师、以及家里的父兄，一致认为铅字排印的书本不是好东西，即使也有几本不妨看看，然而挑选挺麻烦，还是一律不准看方便。学生看课外书是冒险的事，要随时慎防监察的眼睛，如果被发觉了，至少受一顿责骂。……某一个教育行政机关对视察人员作如下的指示。一个教师，如果对于待遇不大计较，教功课认真，得到学生的好感，他就有些可疑，应加注意。一个学生，如果埋头用功，功课不错，又喜欢看课外书籍，他就有些可疑，应加注意。（上述引自胡金平：《民国教育热的背后：一种想象性的社会记忆》）

“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大学则是所谓的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 （本段引自李开周：《民国时期上大学要花多少钱》）

“结果是提倡较高标准的、远远超过贫困国家的条件的学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却被忽视了。学校内缺乏社会理想，是一种不直接与周圈的生活以及通常获得国家新生的必要条件相联系的抽象教育。这就使中国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学校受教育，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

公立的幼儿园常设在与富裕家庭比邻而居之区。入学必经的考试有意选择那些已证明智力与体力均属上乘的儿童，这些孩子大多出生于富裕之家，因而排除了最需要入学的儿童。入学者的学费都是一样的，根本不注意支付能力。公立小学的招生办法也一样，因此穷人家的孩子照样被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学校未被充分利用，而入学学生的家长在必要时本来是可以为孩子请家庭教师的。优先录取富裕的、有势力家庭的孩子的模式又出现在中学和大学中。公立的奖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出国留学，而不是系统地根据需要奖给。

“法律、政治和文学的学科过度膨胀”。在校的攻读正式学位的学生有59%以上学习法律、政治或文科，6%学习教育学。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到10%，学工程的为11.5%，只有3%学习农业。

报告实际上没有认识到披着现代外衣重新出现的古代传统，于是遗憾地指出，

“大多数中国大学生的抱负是在中央或地方当官，如果不能当官，就当一名教师。”（上述引自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即如讲教育，匪区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土匪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我们却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本段引自蒋介石:《以自强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卷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