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丨邓小平：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点击：作者：胡新民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20-04-30 08:58:59

面对中美“蜜月期”的结束，“为扭转局面、争取主动，党和政府确定了90年代初期外交工作的两个重点：一是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二是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继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又在修订后出版发行。在增补的文章中，关于中国的对外关系，除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这一篇外，还有一篇《中国的对外政策》。

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增加了这两篇文章，就更加有利于读者理解前一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关于中国外交、特别是中美关系方面文章。这对于全面准确理解邓小平理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增补进《邓选》前后

1983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1989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经邓小平同意，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对《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和《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又作了修订、增补，199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文选第二卷增补了14篇文稿，其中有一篇专门讲中美关系的的文稿，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这篇文稿是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共和党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专门阐明中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的。

这篇文稿为什么没有被收入1983年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而又被收入1994年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呢？不妨回顾一下当时中美关系的情况。

自从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中美正式建交的谈判历经曲折，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台湾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美上海公报》中中国方面重申的立场）上谈不拢。由于当时的战略态势和美国扩大海外市场的需要，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的绝大部分议员，并不反对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对台湾问题有他们的底线，即不能放弃对台湾的军售。如果在这个方面让步，将会使美国的“反共”信誉严重受损，从而对亚洲乃至全球的美国盟友造成沉重打击。

1978年9月17日，美国总统卡特在接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时说，中国领导人应该了解一件事，没有一个总统能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而不对台湾安全作出承诺，正常化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军事设施是至关重要的。10月初，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在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坦率地说，如果美国坚持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仍然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可能撤出谈判。（陶文钊何兴强著《中美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第242页）

两国的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仍在继续，按先易后难的顺序进行。也就是说，对台军售这个最困难的问题被放到了最后。

华盛顿时间1978年12月14日上午，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来到白宫拜会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问他，对于美中建交一事，北京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消息？柴泽民回答，没有什么新消息，建交工作一切顺利，特别是因为美国已经同意，停止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柴泽民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清楚，双方在谈判过程中中方一直坚持美方在建交后应停止对台军售。

布热津斯基立刻感到情况不对头。他误认为在建交谈判中，双方达成的意见是这样的：美台防御条约将在一年后自然终止，在此之前的一年里，美国照旧向台湾出售武器。但一年之后，美国可以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布热津斯基非常清楚美国国内的政治情况，即如果完全停止对台军售，国会是决然不会同意总统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布热津斯基随即向美方谈判代表，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发出详细指示，要求伍德科克再次向中国领导人“澄清”这个问题。此时，距离双方预定的公布中美建交消息的时刻只有15个小时了！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2019年1月4日，《参考消息》在《外交官回眸中美建交40周年：见证中美建交艰辛谈判历程》的栏目下刊登了署名廉正保的文章。文章写道：

“2月15日下午，邓小平再次会见伍德科克，双方就美售台武器问题进行具体商谈。邓小平对美国顽固坚持在建交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做法表示了坚决的反对。”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展现了大国领袖风范和博大胸怀，运筹帷幄，以战略家的宏伟气魄，果断决定不让美售台武器问题影响中美建交的大局，同意‘按原计划进行’，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售台武器问题留待建交以后继续讨论解决。”

“我参加了上述所有会谈和会见，记录和见证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5日晚9时），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同时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美国的声明表示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方声明强调，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1979年1月1日下午，邓小平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讨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座谈会。在讲话中指出：

“去年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制定的，但他们来不及实现就去世了。我们实现了他们遗愿的一部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国际反霸事业的发展。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我们要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大好局面。”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开始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同卡特举行第三次会谈，重点讨论双边关系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

我们讲过的话是负责的。中国人不会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因为这有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建交公报宣布后，美国政府就迅速采取多种措施善后与台湾的关系。邓小平访问美国回国后不久，美国参众两院于3月19日至20日，协商一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文本，1979年4月10日经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与台湾关系法》载明：

“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外交关系或承认之不存在不应影响美国法律对台湾的适用，美国法律适用于台湾应与1979年1月1日以前相同。”

这实际上还是把台湾看作国家，把台湾当局看作政府。这与中美建交公报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埋下了以后中美关系中许多矛盾和摩擦的祸根。（陶文钊何兴强著《中美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第248页）

1980年11月，里根在美国大选中获胜。里根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强烈的反共情结，声称要“把马列主义抛弃在历史的尘埃中”。竞选期间，他和美国亲台势力相呼应，抨击卡特对华政策，声称他上台后将重建与台湾的“官方关系”。

面对这种迅速变化的形势，邓小平在里根上任后，即乘接见史蒂文斯和陈香梅时发表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谈话。

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

“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里根不得不审时度势。他认识到，要对付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美国力不从心，需要借重中国。而如果在台湾问题上走得太远，就会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因此，中美经过8个月的艰苦谈判，终于共同发表了《八一七公报》。

在公报中，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政策。”

美国政府进一步声明

“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与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来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八一七公报》的达成使当时紧张的中美关系得到缓解，对80年代中美关系得到较全面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于后来美国政府是否履行了这个公报所说的“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世人有目共睹，在这里就无须赘言了。

研究中美关系发展史的专家学者，一般都会把1972-1989年的这段时间概括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

这个“蜜月期”的结束于1989年，是与当时的大气候和小气候密切相关的。

关于小气候，邓小平在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道：

“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

“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

“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

“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在谈到大气候的时候指出：

“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伤亡了多少？美国支持南朝鲜进行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了多少？还不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在内）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有多大！所以，他们谈人权是没有资格的。”

邓小平在1992年初发表的南方谈话，重点提到了大气候的问题。

邓小平强调：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他还警告说：

“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倒。”“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邓小平还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