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齐：《红岩》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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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齐：《红岩》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纪念江姐牺牲70周年

点击：作者：何思齐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9-11-14 10:21:51

70年前，1949年11月14日，重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之际，江姐被国民政府军统于渣滓洞监狱所杀害并毁尸。

江姐虽然牺牲在了重庆解放的前夜，但她的事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正是像江姐一样的共产党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才不会向敌人屈服，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江竹筠烈士（资料照片）

江姐原名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在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中国共产党地下时期重庆地区组织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共产党追认的女烈士。

她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

1948年，彭咏梧在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任上战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

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酷刑仍拒屈、拒不交出军统所要的中共地下党情报。

狱中难友这样赞颂她：

“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娅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烈火中永生》是根据《红岩》小说改编的一部电影。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里关于人物心理活动的演绎不够细腻。但看下来仍让人感到震撼。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这一带都会下雨。这个日子没有写进《红岩》。因为小说的结尾是一场枪林弹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狱，并以革命者的胜利告终。

电影的进度条在缓慢的前进，我的思绪却在许云峰和江姐赴后山慷慨就义的那一刻停留了。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电影里雄壮的《国际歌》歌声响起之时，许云峰和江姐恰如一百多年前被梯也尔屠杀的巴黎公社战士一样，站在那段墙的角落里，最后血污遍身却毫不狼狈。

1948年的重庆大街上，赤脚的报童在雾气里边跑边喊：“看1948年中国往何处去？……”此时距离新中国成立仅有一年。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的国民党反d派还在垂死挣扎。坐镇西南的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鹏飞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把隐藏在重庆的地下党找出来。让徐鹏飞头疼的不是共产党在重庆有多少人，而是《挺进报》在重庆“满天飞”却看不到是谁撒的。

幽灵一样的川东地下党人却似乎不如看起来那样坚不可摧，堤坝先从内部溃烂了。被抓后的甫志高立刻叛变了！可能他前一天还对陈松林说：“作为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地下工作人员，应该有远大的眼光和气魄，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自觉地为党贡献一切力量！”可是他后一天被捕了，却说他的所作所为可能危及到国民党的利益。也可能他心里想过自己是也受了极端势力的利用，却始终没有说出口。在当时如果作为一个旁观者，可能会说甫志高还年轻，他只是犯了一个常人难免会犯的错误。甫志高也是人嘛，严刑拷打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不信你试试！但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辩护能抹去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吗：

1949年的11月27日，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罗广斌等35人。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红岩》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

当时，共产党人既是一个极其光荣的称号，同时又意味着责任、奉献与牺牲。如果你承担不了这份光荣与责任，就不要加入这个组织，更没有资格鼓动他人去牺牲。

跟甫志高一样被捕叛变的还有刘国定和冉益智。一个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一个是副书记。这两人身居要职，却在被捕后双双叛变，致使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

叛变就是叛徒们拿着革命同志的头颅向敌人献媚，换取自己的一时苟活罢了。特别是作为重庆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刘国定和冉益智的叛变是不可饶恕的，他们苟活于世的机会是革命同志鲜血换来的，所以一句年轻不懂事是解释不了的，在严刑拷打下至死不渝的许云峰也不过33岁，只比刘国定大3岁。归根到底，这些人过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想的是解放后可以获得更高的地位。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平常大讲革命理论气节。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刘国定领誓，冉益智监誓。宣誓结束后，冉益智着重对曾紫霞和刘国志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但只不过过了半个月，冉益智就把这对恋人出卖了。和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不同，像成瑶这样的年轻人，尽管最初对政治的复杂性理解不够，但是“她正在接触生活，而且开始投身到革命激流中来了。她年轻、单纯，不懂得去怎样斗争，而且有些任性，可是，在斗争风暴的锻炼下，会一天天地成熟起来了的。”像成瑶这样的青年人是值得敬佩和尊重的。成岗被捕后，她在李敬原的引导下，加入了共产党。

而许云峰和江姐为什么不说呢？电影中有一段江姐和徐鹏飞的对话也许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