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极端糟糕的经济与民生，是其丧失大陆政权的最主要原因，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军事因素也只是客观作用，丧失民心天怒人怨才是最根本的。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于1912年，民国时期的38年，只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瞬，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极不稳定的过渡时期。在人口发展史上，它同样也只是一个极为动荡的阶段。经过多种数据的综合，大致可以知道1912年的人口数约为41964万，1949年约为54167万人，处于缓慢增长状态。民国的人口有几个特点：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当时全国的死亡率为2.76%，华南地区为3.04%，四川为4%，而婴儿的死亡率则更高，达到15.6%，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即使城市也不过是40岁。

民国时期几乎年年闹饥荒，累计饿死2亿人，平均每年几百万。

（一）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二）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三）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四）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五）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六）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七）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八）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这里面有些人祸）

（九）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十）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十一）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对民国时期的这些大饥荒，研究报导的人好象不多，这和我们要争取台湾回归有关——官媒不提倡不支持太多有关民国的负面报导。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到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4岁。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据估计民国时代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可参看剑桥中国史）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独立了，民族经济开始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还有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死亡率大大下降，人口迅速增长。20世纪50年代初，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6%上升至2.3%。1963年的出生率破纪录地达到4.3%。人口总数至1971年达到8.52亿。1972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紧接着，有关部门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要求，即鼓励晚婚晚育；鼓励夫妇生育两胎的间隔达四年以上；鼓励少生育子女。为配合宣传，还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口号。那时全国范围内，一对夫妇仍平均生育四个孩子（说明那时的日子并不是太难过，怎么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呢？），至1979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75亿（如果到了“崩溃边缘”，人们普遍吃不饱穿不暖，哪来的人口数量飞速增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