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抗战中的国军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来自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

点击：作者：王奇生来源：铁军文化发布时间:2018-08-12 09:47:20

原文标题：《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学界有关抗战时期政治、外交乃至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可观的推进，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日趋客观公允。相对而言，有关抗战本身的军事史研究略显滞后，如对正面战场的探讨，还偏重于各次战役敌我双方攻守进退的过程描述，而对军队的组织形态、指挥运作、战略战术、作战能力、教育训练、官兵人事、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士兵的招募与兵营生活，以及战地和后方的党政军民关系等，深入系统的实证探讨尚不多见。史实方面，尚有一些基本的面相模糊不清。资料方面，有些常见的、重要的史料亦未为学界充分利用。

最近接连阅读了三部国军高层人士的抗战日记。三人分别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①三人的日记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即已公开出版，然而学界关注者似不多。三人日记的共同特点是记事翔实、坦诚，不仅详细记录了自己的经历、见闻和心得，还记录了交往人群的言论与见解。三部日记中，两部是手稿影印本，字迹极其潦草难以辨认，显示作者下笔时未曾顾及他者和后来人的阅读。因阅读手稿本的“不快”，笔者在数年前虽多次检视，但每次都未能耐心通览。此次下定决心才将其通读完毕。三人在抗战时期的职务，分别代表了国军最高作战指挥部、最高军法执行机构和战争前线的高级将领。与其他“局外”史料不同的是，三部日记可视作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透露了不少外界不甚知悉或不大清晰的军界内情与详情。本文是在读完三部日记之后所作的一篇读史札记，主要选取战时国军较具普遍性而尚未为学界关注或关注不够的若干面相有所呈现，有所补充，并非一篇全面论述抗战时期国军特质的论文。②

“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

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

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了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在战争快结束时，我首次负责发动重大规模的攻势，可惜攻势刚开始，战争就结束了。大多数海内外的同胞认为，我们以劣质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③

张发奎在回忆录中提及战争与军事的很多细节和细致的方面，是其他史料中甚少见到的。更难得的是，张的一些表述相当坦率，比如他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④；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⑤他虽然声称自己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⑥

张发奎的说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记中得到了更具体、更细致的印证。虚报战绩、夸大宣传，是各国对外作战宣传的惯用手段。抗战时期，国军各高级长官谎报战功更属常态。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中央虽明知内情，也往往认可。抗战时期的很多“大捷”大体如此。何成濬即指出：“自抗战以来，各高级长官所极力宣传之台儿庄胜利、湘北几次大捷等等，无一不夸张，中央明知之，然不便予以揭穿，只好因时乘势，推波助澜，借以振励士气，安慰人民，用心亦大苦矣。各国对外作战情形，大略皆类此，不过中国之高级长官技术特为巧妙。”⑦作为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直接与闻军事委员会的最高决策，自然洞悉各高级长官之虚报内情。

与何成濬相比，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前线作战情形更为了然。他每天会将各地战况和部队的动态记录于日记中。如徐对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伯陵)的谎报军情和虚假宣传，在日记中多有记载。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在战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薛岳即“运动”各方为其宣传，“预祝胜利”。徐担心其“过甚宣传”，因“我宣传过甚，敌欲罢不能，徒增其对我努力”。他让人转告薛岳：“等击退敌再宣传，何争此一时。”⑧但薛岳不仅没有中止，反而进一步“扩大宣传”，“有不能抑制之势”。徐永昌日记载：“(第九)战区方面竟径向几家报纸发表无理宣传，(未经新闻检查)，谓毙敌三万几千，伤敌六、七万，俘敌八千几，致使招待记者席上某某外国记者询问本会发言人，对湘北敌已无所用其追击等等讥讽，顷，敌人亦名我纸上战斗胜利。”⑨

对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敌我伤亡人数，徐永昌一直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如徐在10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次湘北战役，我用师三十一(军十一)，伤一万八千四百二十二，亡八千七百八十二。……又据报，获步枪一千一百三十四，轻、重机枪三十八，各种炮十四、战车九，俘虏二百四十七(详确否尚待详报到部后再看)。薛伯陵对外记者及武官(日前由渝招待前往者)谈话，发表湘北之役，敌遗尸四万一千余具云云，使本部战讯发布组大为作难。又据报，长沙外籍传教师语外记者及武官，敌人二十七日入长沙约两万人，留四日退去。又该访察团对湘北战颇感失望云。⑩

第九战区在不同场合的宣传口径并不一致，如毙敌人数有“三万几千”和“四万一千”之说，俘敌人数有“八千几”与“二百四十七”之说。徐永昌感觉无法确认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发布战讯深感为难。到10月25日，军令部次长林蔚向徐永昌转述从蒋介石那里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

一、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完全子虚，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二、敌人打过汨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三、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枝，余可想矣。(11)

徐永昌获知这一情形，大为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12)然而，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薛岳故技重演。而这次徐永昌似乎对薛岳所报战绩信而不疑。他在1942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第九战区报告，第三次长沙会战，各部实报俘获统计如下：中队长以下一百三十九名，步骑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枝，轻机枪一百零二挺，重机枪十三挺，山炮十一门。我军真正胜仗，第一次台儿庄，第二次昆仑关，第三次即为此次长沙会战，其俘获尤属空前。(13)

而何成濬日记中对第三次长沙会战则有不同的描述：

(军事委员会)会报时，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14)

军委会与会诸人之所以“均笑斥之”，是因为薛岳所报敌我伤亡人数及敌我伤亡比例实在“过于虚妄”。据一般观察，抗战时期敌我之战力，大致是“敌一师可抵我六师”(详见下文)，以这样悬殊的战力对比，显然不大可能以我军伤亡二万九千余的代价，取得毙伤敌军五万余的辉煌战绩。

一般战争中，交战双方对于己方的伤亡数比较容易掌握，而对敌方的伤亡数则不易弄清。而前线将领为了邀功，或交战双方为了宣传，有意夸大毙伤和俘获敌军的数字亦属常态，所以战争中双方对外公布的伤亡数字往往出入甚大，一般都不可信。日军和中共军队一般会将内部报告和对外宣传区别对待，内部报告较为真实，而国军则内部报告亦不可靠。正如何成濬所言，各战区的作战报告多不确实，只是薛岳做得“太过”而已。据徐永昌描述，前方将领的报告，往往“情况稍急即万分告急，稍缓又自夸能炫虚”(15)；“情况稍好便声张我军如何如何有力，稍坏又自称毫无力量”。(16)而张发奎的说法是：“军一级单位喜欢夸大伤亡数字以显示战事有多么惨烈，他们通常多报敌军的损失，而失踪人数往往申报为负伤。”这是国军的传统，早在1937年以前的内战时期就是如此。(17)

对于高级将领竞相虚报战绩的现象，徐永昌不无感慨地说：“今时代实为一宣传时代，出风头时代。”(18)类似之语不止一次见诸其日记，并非徐随意而发的一句感慨。不仅前方高级指挥官“宣传太过”，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很重视战争中的宣传，会亲自过问和布置某次战役的宣传事宜，甚至要求提前发布国军战胜战报。徐在日记中写道：

蒋先生略于督责训练，督责战斗，一意于宣传工作，岂知作战宣传须名实相称，否则事实稍迟即明，无异自暴其丑，非善后计也。敌人师出无名，苦于久战，广大散布，军纪日坏，益以内外反战风炽，所以战斗力日趋于下。然我一个上等师抵敌两大队，力量每感不足，则战之宣传份剂(原文如此。“份剂”当为“分际”之误——引者注)与应努力之点，亦既明示之矣。(19)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对于日军方面公布的伤亡数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5月日本方面发布开战以来日军战死59098人，蒋推断其实际战死者当在59万人以上。(20)当1940年2月日方广播声称在广西击毙国军8000人的战绩，蒋则推断国军死亡“并不过千，损失必不甚大”。(21)不知蒋的这一折算比例(扩大10倍或缩小10倍)有何依据，是否意味着中国方面对外公布的伤亡人数，亦有这么大的“水分”。1943年7月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22)美国方面同样对中国处理战事新闻的“不实”颇多訾议，“一般印象似认中国统帅部对于战情粉饰逾分，不愿承认挫折，失败更无论矣。……如此宣传之结果，使华盛顿之军火局认为无庸立即对华增加援助，因中国军队能自击败日本。……故中国每日夸张胜利，对于美国人民仅能产生恰然相反之效果。”(23)宋子文、顾维钧等据此认为“宣传过甚往往得到相反之作用”。(24)徐永昌更是一向反对“过度宣传”，以为“架空或不尽实在之宣传所得效果或属一时或全无用，除非目的即在骗人一时，否则‘人之视己，如见肺肝然’一语形尽宣传之无用矣”。(25)对于宣传的不实，不仅外人不信，国人亦渐表怀疑，如1943年12月官方对外发布“攻克常德”的消息，民众即多存疑问。(26)日军方面更深知，他们每次撤退时，都会被中国方面宣传为“大捷”，故有时攻占某城而又无意长期占据时，有意不对外宣告，以免撤出时成为中国方面作战胜宣传的机会。(27)

缺额、逃兵、壮丁

抗战时期国军的伤亡人数，除虚报战绩外，还另有隐情。

首先是部队的缺额。所谓“缺额”，是指军队编制人数与实际人数之间的差额。有关国军部队缺额的情形，相关日记中有大量记载，兹引徐永昌日记数则：

1939年11月9日：

午前开最高幕僚会议，何敬之报告，国军编额达四百八十万，其中六十万为非正规军游击队，又缺额常约二十万，所以兵额常保持有四百万数字云云。(28)

1940年6月12日：

白健生因今日所有各师皆缺额三千上下，全国缺额达七十万，建议师与师归并，以充实小单位云云。(29)

1940年8月12日：

午后会报，陈辞修新由巴东归，报告如下：……抗战情绪很低，每师最少缺三千额。(30)

1940年8月23日：

午后会报，辞修报告：该战区(第六战区——引者注)十二个军缺额达十万名，另需输卒八万名。(31)

1942年4月27日：

第三战区曾报告，每师平均缺额三千以上。(32)

1943年9月7日：

第三战区电话，现在每师平均仅五千人。(33)

何应钦与白崇禧的数据均是对国军缺额的总估算，而两人的数据相差甚大，而以1939—1940年之间的战况观察，数据差的形成，显然不是一年间战争所导致的变化，应是何应钦估算过低所致。因为有更多的史料可印证白崇禧的估算，即各师缺额3000上下更具普遍性。查1940年1月丁治磐日记，他所统领的陆军第四十一师，全师编制13427，实有官兵9741，缺额3686。(34)1942年12月，他所统领的第二十六军，全军编制39803，实有官兵25676，缺额12124。(35)无论军、师，缺额率一般为30％—40％。到抗战后期，有些部队缺额率高达50％—80％。如1944年11月，白崇禧报告广西军队“缺员太甚，号为一军，人数不及一师”。(36)另据同期徐永昌日记：“有某集团军所辖二军，计四师，照编制应约有五万人，据报缺额至三、四万。”(37)

缺额的直接后果，首先是战斗力的减弱。丁治磐即认为：“中国军之不堪一战，即以编制上兵员过少之故。”(38)何成濬亦断言“抗战失败的大原因即在此”。(39)缺额固然使部队战斗力减退，而统兵官往往并不急于补充兵员。对统兵官来说，缺额的好处是可以“吃空额”。徐永昌概括性地指出国军将领“吃空额”的情形：兵额永远七、八成以下，粮饷、服装永远要十成。(40)抗战初期，国军“吃空额”的情况尚不严重，至抗战第三年起，才日形猖獗。抗战后期，军饷受通货膨胀影响，“吃空额”现象也随之加剧。有关统兵官“吃空额”的史料甚多，兹引述数则：

王世杰日记1941年8月8日：

武汉大学学生王道胜新自晋南返渝。据云整军工作为目前急要之图。各师兵员无一足额者，而且多数不足法定半额。但中央饷款均照足额发给，故师长、旅长、团长无人不中饱；甚至一师长而每月能中饱饷项达五、六万元。彼等之法定待遇诚然不厚(中将师长之薪饷及公费约六百元，薪饷仅二百四十元)，然中饱之饷则每每为法定收入之数十倍!此一现象甚可虑。(41)

何成濬日记1944年8月17日：

(陈)乐三云，其弟在涪陵某师管区任下级官，昨回渝言，师管区司令、团长、营长、连长无一不吃空额，司令所吃之数目特多，团长次之，营长、连长又次之，实有兵数不及所领薪饷之一半，已成为定例。上级机关往往派员点查，从未闻有以空额获罪者，不悉何故。(42)

何成濬日记1944年11月28日：

独立工兵第二团团长干戢来寓，……谈滇中情形，颇以带兵为畏，盖做生意、吃空额已成普遍习惯，排长以上皆富，惟士兵特苦，与同流合污，不知何日犯罪，不与同流合污，则作事处处受其牵掣，拟见委座后，即辞去此职云云。(43)

当然，也有个别将领声称“空额”所得，用于弥补部队其他方面的亏空。如张发奎晚年回忆时称：“我的下属部队都是缺额的，但我们都申报满额并且收到足额的军饷。然而多余的军饷并未落入我个人腰包，是存进四战区后勤部门的账户。”(44)另一方面，并非所有层级的军官都有“吃空额”的机会，因为有的高级指挥官让所属各级团长、营长、连长“利益均沾”，也有的独享“空额”而不给下属各级有分润的机会。张发奎回忆录中还提到，军、师级单位上报长官部的兵力数字比实有人数少，因为他们害怕再被指派担负艰难的任务，而他们上报中央则是多报多领饷。(45)

一般而言，战时军队很难持续保持“满额”状态，因为一场战役或战斗下来，难免有伤亡，而兵员的补充则有一个时间差。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国军的“缺额”，并不全是战争伤亡造成的。每一次战役，除了伤亡，还有大量士兵逃亡和失踪。在通常情况下，前方将领的作战报告中只有“伤亡”人数，没有“逃亡”人数。他们一般将逃亡人数算作伤亡人数(46)，让人以为部队减员均为伤亡所致，其实国军士兵逃亡的比例非常惊人。兹引徐永昌日记三则：

1938年10月30日：

张轸之参谋长云，百一十师原有战斗兵六千，经战后，伤亡八九百，逃散约三千，现只剩两千人(该师为中等师，可以以此概其余矣)(47)

1941年11月23日：

第二次长沙会战，我参加作战者有三十五个师，及其他之数个团，阵亡官兵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八，负伤官兵三万六千八百八十六，失踪士兵一万○三百○三。(48)

1944年7月27日：

由我远征军怒江西岸攻势作战敌我兵力研究，……敌我之损失约为一比三、四也，但我损失之数三分一以上在逃。(49)

由是观之，士兵逃亡人数，与伤亡人数相比，少者约1/3，多者竟是伤亡人数的3倍以上。

另据丁治磐日记，他所统领的陆军第四十一师，1939年一年间，逃兵统计达4500余人。(50)该师当时实有士兵约9000人，意味着士兵逃亡率高达50％(因不断有逃跑，不断有补充，其速亡率很难精确计算)。又据记载，该师自1937年冬参加抗战，迄1939年冬两年间，共战伤2853(官220，兵2633)，阵亡1755(官101，兵1654)。(51)以此观之，两年间的伤亡数，大致与一年间的逃兵数相当。丁治磐坦承，“军队需要壮丁补充之多，并非战伤战死，乃为逃亡及兵役机关所交之老弱太多，不得不加以淘汰，故军队之缺额实生于逃亡与淘汰。此责任应由办兵役者完全负担也”。(52)

据张发奎回忆，逃兵现象早已存在，抗战时期“开小差”的比抗战以前还少一点。(53)其次，“开小差”的主要是士兵，但也不限于士兵；每次打了败仗后，都会有勇敢的军官留下来，胆小者离开。(54)军官“开小差”一般是跳槽；而士兵“开小差”有的是为了携械潜逃，变卖获利；有的是职业性壮丁，回去后再卖；更多的当然是逃避兵役。(55)对下级军官来说，防止逃兵是他们重要的职责，也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据丁治磐描述：“下级军官及班长常扃门伺守，俨然阍者以防逃，又常使士兵相叠而卧，以使一人之起可警其余，虽在暑日亦如此者，其防逃之苦，可谓尽矣，然仍不能免于逃。”(56)

1939年11月，何应钦在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前方后方总计开小差的，一月有13万之多。(57)后方“开小差”应指征兵过程中壮丁的逃亡。相关史料显示，征兵过程中壮丁的逃亡更为惊人。国民政府官方战后发布的资料，抗战八年总共征集壮丁1400余万，除征拉过程中的折损，实际送达前方部队者有1200万人。(58)这意味着90％以上的壮丁送到了战场，中途折损不到10％。

然而，来自非官方的数据与之出入非常大。1941年7月，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路线为昆明—贵阳—桂林—衡阳—桂林—湘西镇远—贵阳—重庆，据称这一线路是壮丁必经之道，考察结果令他心悸神伤，终生难忘。事后，他写了一份考察报告给蒋介石。据蒋梦麟的描述，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在这一过程中，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他在考察报告的最后写道：“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59)

笔者数年前阅读蒋梦麟的上述报告，深表怀疑。因为“百分之二十五”和“不及百分之十”的比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此次阅读丁治磐日记，发现内中竟有相似记载，印证了蒋梦麟的报告：

1942年10月14日：

役政不良，逃亡相属，以本军补充之努力计算，战斗兵仅6000人有奇，全国100军计，到战场者当不足60万人。而军政部之统计，则前后方士兵共为600万人，在战场不足1/10。(60)

1943年4月26日：

民国三十一年，全国计征壮丁100万人，逃者60％，病30％，伤□□(原文字迹不清——引者注)10％。(61)

1943年11月19日：

自征兵以来，已征700万人，连年逃亡达半数。(62)

蒋梦麟与丁治磐都推断壮丁在途中折损高达90％，到达战场者不过10％。有所不同的是，蒋氏所见折损十之八九是死亡，而丁氏认为折损十之五六是逃亡。另据唐纵1944年11月27日日记，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是日在国府纪念周报告称，“抗战七年来征兵达一千一百余万人，然实际到达战场者恐不及五百万人。逃亡病故者大多也”。(63)这意味着兵役部部长所估算的逃亡病亡壮丁比例也高达百分之五六十。此外，丁治磐日记(64)、何成濬日记(65)中均记有具体案例。其他史料中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66)这些具体案例大致与全局性数据相印证。战时役政的负面性记载甚多，“其声誉之劣早腾于外”。(67)然而战时役政究竟“糟”到何等程度，蒋梦麟、丁治磐与唐纵等人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参考数据。

作战能力与指挥官素质

一般认为，抗战前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有素，常常以两个大队对付国军一个师，或以一营对付国军一个师。国军则需以五、六师对敌一师。徐永昌在1939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

徐州会战以来，我对敌用兵常以五师对敌一师，而每感力量不足，近数月中，已有两、三次获敌小册子记载用兵，亦谓其两大队可抵我一师(我师步兵九营，敌则十二营)，是每营抵我四营半。“一师可抵我六师”，此诚可作敌我用兵之标准预计矣。(68)

身为师长的丁治磐有更直接的体验。他在1939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依敌编制装备上比例之其一旅团，约当我一师。然以敌军指挥卓越，兵卒精练，故只可以我一师当敌一联队。”(69)1940年4月5日丁又引述他人说法：“南宁之失，敌以一个半师团进攻，我二十余师之兵力，竟尔败溃，其兵之强，殆可以一个营败我一师。”(70)

抗战后期，日军的战斗力有所下降，而国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国军要六七人才能抗敌一人。(71)同期徐永昌也有相似估计：国军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72)

何应钦在拟定国军减编方案时，亦大致以国军一个师对日军一个联队的比例编制。不过考虑到抗战后期国军编制的缺额，国军与日军的战斗力未必有如此悬殊。其时国军一个师的编制约一万人，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国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而国军的实际伤亡人数(失踪除外)，也大致是日军伤亡人数的三倍。问题是，国军一师对日军一联队，“仍系处处打败仗”。(73)

导致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面对国军处处打败仗，当时不仅国人有自己的看法，盟军方面也有很多的观察与分析。一直为学界关注和引用最多的，莫过于史迪威对国军的负面性评论。史迪威对国军有一概括性的说法是“官不如兵”：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74)“官不如兵”这一说法很快在国人中流传开来。(75)而在徐永昌看来，“史迪威等每言中国兵好、官全不好，即是要指挥全中国军队”。(76)史迪威也许确有自己个人的考量。不过，我们应注意到，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亦有大致相似的看法。早在1938年的一次会议中，蒋介石即已指出国军将官的学问与技能，远不如同级西方先进国家的军官，也比不上日本的军官，他甚至认为“我们做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的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77)徐永昌日记中也记录了蒋在军委会的一次内部讲话：“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78)蒋还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

那么，国军高层和前方将领又是如何审察和反省的呢?有意思的是，国军将领首先将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直接指挥。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喜欢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直接指挥集团军和军、师，甚至直接将指令下达到团、营一级。熊式辉曾当面“批评”蒋介石：“总裁用兵及用人行政，每喜用直接指挥办法，如言组织之运用，在纵的方面破坏法则，莫此为甚。”(79)徐永昌日记中多次记述蒋介石直接指挥与事必躬亲的情形：

1940年6月28日：

午后会报，文伯、为章颇论此次第五战区作战，委员长径以手令指挥汤恩伯频频，结果徒多失机而已(诚然)。(80)

1944年5月6日：

会报不及两小时，蔚文转达第一战区电话至四、五次，间有时一团之活动，战区亦请示委员长。此非丛脞而何。(81)

1944年6月12日：

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书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委员长之要求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82)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过于干预，而未能充分授权，致使部队长官纵有指挥长才，也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因此国军将领中，甚少有统帅型人才。徐永昌身为军令部部长，深感蒋介石“权责集于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劳而不可得，以是往往于横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转觉国事有举轻若重之嫌，深用惶叹!”(83)

张治中1939—1940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

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即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84)

除了蒋介石的集权和直接指挥，徐永昌对国军高级将领的“劣点”也作过直率的分析：

一、报告不确(上下欺蒙捏造事实，影响上级官判断)；二、漠视训令(对于指示机宜及战术纠正之重要训令，其部队长从未研究促其实施，以转令传阅了事)；三、作战被动(令打则打，令追方追，无令则一味观望，不知逸去多少有利机会。完全倚赖耳目太远之高级官命令)；四、无协同精神(无命令，友军虽败不救，遇退则各恐退却落后)；五、畏飞机、畏唐克车。(85)

徐永昌还转述并认同关麟征、李汉魂的看法：“前方师长以下作战不力、报告不实，军长以上结党营私、不知有国”；“全国最不进步是党，其次是政，若军事在比较尚算最好。”(86)比较国军与日军、共军的差距，徐认为“我对敌失于训练太差，对共失于政工太差”。(87)分析国军军纪不良的原因时，徐注意到文武待遇不平：“文职优于武职，后方优于前方，我实造成不平，无怪前方之多数骚扰人民以自肥。”(88)而对于抗战后期国军的败绩表现，徐认为：“关于战事致胜之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以致追溯其由，蒋先生似不能辞其咎。”(89)由于蒋对嫡系将领的纵容，使得嫡系将领恃宠而骄，军风军纪败坏，在徐看来，“愈是所谓杂牌队伍，其纪律反较好，盖尚非毫无忌惮者”。(90)

值得注意的是，身为师长、军长的丁治磐，面对国军败绩，同样持有“兵好官不好”的看法：

1940年6月3日：

军长颇以军队无训练、不足以赋指挥者之计划为叹。余谓“兵皆可用也，独叹指挥官之无能耳”。(91)

1940年10月15日：

抗战到现阶段上，每次会战，我之兵力皆优于敌人……装备上我亦不算劣势，我之士气亦不馁于敌，而犹不能致胜者，只是指挥官不如敌人耳。(92)

1940年9月1日：

究之宜昌之失，全在高级指挥官之举措失宜，事先既无计划与准备，临机又少应变之方法，事后乃诿罪于部属，此岂国家之福利耶。(93)

1941年10月16日：

此次长沙会战，共有十个军到达战场，而不能击溃敌军，不能不自认指挥之不卓越也。(94)

丁治磐虽然也批评最高统帅部“乏力”，认为最高统帅部“只绞领袖一人之脑力，他人只在唯唯否否、旅进旅退之列，对战场实情尚多隔阂”。(95)不过，丁氏批评“指挥官无能”，主要针对高级将领，认为高级将领不懂战术：“我方指挥官多不研究战术，不知状况，判断一味直感，东来东挡，西来西顾，用兵毫无重点”(96)；丁氏还称，“第一线指挥官学识太差，以致高级指挥官不能信任，虽细致之事，亦依命令指示之，并以军法限制之，结果，下级之被缚束愈严，而军法之要求愈苛，于是一小进，一小退，皆奉命惟谨，以此失机者有之，以此枉为牺牲者有之”(97)；在丁氏看来，“神圣之抗战参加者无不奋勉图功，自私之辈究属少数，其不能每战获胜者，虽装备之劣亦为一因，然其主因则仍为指挥官缺乏战术知识，高级之企图，下级之能力，不能相应也”。(98)他认为，下级官兵是否卖力，从每次战役的伤亡人数即可判断，而重大伤亡仍不能取胜，关键在于高级指挥官的无能。他甚至认为国军指挥官之所以“不行”，是由于“不在本行上用功夫”，而将时间花在准备演讲之类事情上，“好在演讲时露面子”，当“敌人真正来了，指挥官便不能以演讲却敌，而打胜仗的法子一无所知”。(99)他感慨“大官指挥能力之不逮，及战术思想之幼稚，殊不配与倭方指挥官为敌也”。(100)他在1941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敌以郑州为攻击目标，而以佯攻长沙牵制我三、四、五、六、七、九等六个战区之兵力，其统帅之优越，吾人当且佩且勉。”(101)对于1944年豫湘桂会战的失败，他总结说：“此次会战，制空权全在我方，敌炮火亦不强于我，其在弹药亦极缺乏，敌均为夜行军，与前两年之形势完全相反，然而我仍败战者，则战略指挥之不善及军队整训之不确实有以致之也。”(102)直到抗战胜利告终时，他依然不无遗憾地说：

余甚感此次大战争，各国皆出了名将及干员，而在我国，则仍为庸庸之辈。(103)

丁治磐自始至终认为，国军打不过日军，主要不是由于武器装备的劣势，而是由于将才的劣等。“盖我军装备劣势未始不可胜倭兵，而我国将材劣等，则真不堪以当倭将矣”。(104)丁氏对国军的军事教育也有严厉批评，认为军事学校的教官“永为教官，常不到军队实习，故所教多不切实际，在书中所搜集之材料，亦属皮相之类，甚至其自己已否十分了解，有无体验，常不可知，故每当学生质问之际，即起争执，甚至因之以致打倒。此其罪，固生于学生之恶习，而教官本身之不健全，实亦无可深讳”。(105)

丁更批评军校毕业生“多不肯到前方部队”(106)；“军队素质之不能加速提高，由于中央各校毕业，只图做大官，不愿做实事，以寻求出路为本身进阶，如此则部队工作人仍是部队人工作，而这些知识高欲望大之分子，则常在流动中，无益于其本身，亦无益于国家。试以我陆大同学而论，到部队来则团长尚不屑当，即肯当，亦只为混资格”。(107)由于军校毕业生好高骛远，不肯下部队，“竟使军队服务者仍是行伍为多。盖行伍以无门路只可呆守岗位，国家反蒙其福。学生日在流动之中，不守岗位，不但其自身无成就，毕竟误了国家。”他还因此得出“最有心得之一语”：“门路愈多之人，其成就愈少，古今人之成功者多只是一条路逼迫而成。”(108)据他对陆军四十一师的统计，每年军官的补充，军校只能提供1/4，其余3/4完全要依赖从行伍中拔擢。他且断言其他各师当亦如此。(109)他让军校新分来的毕业生写自传，发现这些军校毕业生多为失学学生，其程度皆在初中以下，文字率多不通，通畅者极少。(110)这反映了抗战时期军官培养质量的下滑。

战区制与地方军人势力的膨胀

学界一般以为战前的地方实力派因一致抗战而逐渐归顺中央，却忽略了另一现象，即一批军事将领借抗战之机坐大，甚至形成新的军阀割据局面。蒋介石固然喜欢越级指挥，而将领骄不受命，则是问题的另一面相。抗战初期，徐永昌就感慨：“在今日，命令电报所生之效果已微，今日惟有委员长亲与前方将领之电话或者有效耳。”(111)到抗战后期，情况更是如此：

午前为章来述其消极意念，略谓委员长感叹无人负责办事，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112)

而在何成濬眼中，战时地方军人势力的膨胀更为严重。他认为，高级将领借抗战之机扩张势力，以职位为地盘，造成外重内轻，中央权威失坠。他在1942年3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自抗战后，各省又渐由统一而变为割据，新式军阀较前之北洋旧军阀，尤为骄横，中央威信，远不如五年以前，无论如何措置，恐终难收圆满之效。”(113)与徐永昌的看法相近，何成濬认为，“抗战军兴，以外力压迫太甚，前时所谓杂牌军队，大部分具有国家观念，一惟中央之命令是听，改编整理，毫无阻碍”；而另一方面，有四五省区高级将领，“视此为千载一时良机，乘中央无暇他顾，要挟欺骗，扩张其地盘，充实其军队，危害党国，破坏抗战于无形之中，此等败类，真擢其发不足以数其罪也”。(114)何成濬尤其痛感桂系势力在抗战时期的膨胀，认为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最难应付”(115)；中央政府对“广西事向不能过问”。(116)张发奎也指出，白崇禧是真正拥有在广西决定一切权力的人，虽然他身在重庆，但他真正控制着广西省的党政军事务，是广西实际上的“灵魂”。(117)中央连半个人都安插不到广西!人事牢牢控制在桂系首领的手中，甚至连陈立夫CC系的势力都不敢渗入广西的国民党。(118)

作为军法执行总监，名义上执掌全军最高军法，位高而权重，实际上何成濬深感其权力无法贯彻，如人事方面，“各战区军法执行监，编制虽直隶本部，应由本部派员充任，事实上除第七、第八两战区外，均系各长官保荐。盖各战区长官，不完全服从中央命令者，为数较多。若中央派人前去，非借故拒绝，即事事掣肘”。(119)执法过程中，战区军事长官更是直接干涉，不能依法裁判。何成濬慨叹：“今日各战区司令长官，其骄横有过于明末四镇之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在其范围之官吏，倘与无私人关系，不陷之于罪戾，即排挤而去之，比比皆是，岂独一军法执行监耶!”(120)

熊式辉回忆，1943年7月的一次军事会报，议及军需，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向蒋报告本年节省军费3亿元。蒋诘问：全年200亿军费省出3亿，尚何足道?可见军需处长并未认真整理。何氏辩曰：军需处长岂能为力，整理之责，全在军师长，现在状况，军政部长令，且不为军师长所重视，有许多事改革不动。熊氏闻之，深有同感：“盖军中纪律如此，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要非一朝一夕所养成。军师长自视为天之骄子，有恃无恐，当然难于层层节制，责任犹在上层，若不速加整饬，势必日趋腐败。”(121)

抗战时期，地方军人势力的膨胀，与战区制有直接关系。事实上，战区和集团军不仅是军队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国军各个派系在战时的存在形式。战区制以及让战区司令长官兼理行政(省主席)、党务(省党部主委)，集军、政、党权力于一身，难免产生新的地盘意识和割据野心。于是乎，“各战区几成独立国，用人行政，均不遵照中央法令办理，中央亦无策制止之”(122)；“兼军职之省主席，权力几无与伦比，事事不遵中央规定，形同独立；不兼军职之省主席，则受制于人，权力被削夺殆尽。”(123)1943年沈鸿烈巡视西北七省归来，与熊式辉谈观感：军事长官不以训练及作战为重，好横干地方政治，地方官有如牛马。(124)不仅如此，战区制对军事的统一指挥与协调作战亦有弊无利。丁治磐即多次痛陈战区制在军事上的弊端：

我国抗日之役，划分若干战区，无异将一整个国家裂成若干小国，而演成联合军作战之状态。此战区被敌攻击而他区不能策动，兵力不能集中，意见不合一，故联合军之被击败，不少前例。(125)

“民国以后之历史必为好宣传者之历史”

此是徐永昌日记中的一句话(126)，却也提示历史研究者应谨慎对待历史行动者的宣传性言说，尽力挤压史料中的“水分”。近代以来，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与发达，各方势力逐渐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北洋时期军阀之间的“电报战”，北伐时期南北双方的“宣传战”均达到了炽热的程度。交战双方均视“宣传战”为军事之外的无形战力。国共等政党和政治势力更是竞相宣传各自的主义与主张。与此同时，宣传之滥用亦开始受到舆论的关注与谴责，几乎视“宣传”为垄断言论、隐没事实、愚弄民众的代名词。(127)中日战争中，为了克敌制胜，双方都重视宣传，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官方对外公布的战讯战报，报纸杂志为鼓舞民心士气而发表的言论，固均含有宣传的意味，即使军队内部的作战报告亦有虚假成分。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势必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极大困扰。两岸档案馆现存抗战时期国军档案，如战斗详报、作战总结等，数量巨大，需要历史研究者细心鉴别，勿因出自官方档案而不加辨析、盲目采信。

最近二十多年来，一批民国党政军人物的日记陆续公开，得到学界的重视。相对而言，日记、书信之类私密性史料，不涉公开宣传，虽不乏预为后人阅读而作秀者，多数则是为自己记事抒情备忘而作，无意公开，故可信度较高。当然，任何历史研究，均有必要将各种相关文献比勘互证，本篇读史札记着意强调日记史料对国军军事史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希望引起学界对战争文献因“宣传”所产生的问题，以及私密性日记所呈现的若干特质和面相有所关注和审视。

就历史进程而言，后来发生之事不可能影响以前发生之事；而就历史研究而言，后来的历史结局难免影响历史学者对之前历史事件的评价。美国学者易劳逸(Lioyd Eastman)先生论述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时说过这样一番话：“如果历史在1945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描述为一篇大无畏牺牲的英雄史诗。”他进一步拿欧洲战场的情形相比较：“为国民党军队说句公道话，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128)本文所呈现的虽多是战时国军若干负面的特质与面相，却无意否认国军坚持八年抗战的伟大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