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伟伟 | 建党伟业之一：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

点击：作者：曹伟伟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18-06-27 10:40:20

1.webp (3).jpg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便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志永远奋斗。这是对全党铭记初心的一次巨大的行动引领和精神鼓舞。

　　而沉思回顾那段建党的历史，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心头：为什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幅千钧重的担子最终落在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生来就力量巨大吗？并非如此！初生的中国共产党所处时局之艰危、力量之弱小超乎我们想象。但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苦难最为沉重的时候，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救亡图存，完成了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近代的中国羸弱不堪，饱受列强蹂躏，大大小小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宛如一个个桎梏枷锁活生生的套在了中国人民的身上。几千年文化自信扫地，上万年文明几近中断。面对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面对被列强步步进逼侵略的中国，面对统治阶层日益腐败的中国，面对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倍受奴役的中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各个政治团体一个接一个轮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企图寻找一条民族救亡的道路，都梦想重塑国民精神、再造国家状态，重新建立起民族自信，但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一个接一个依次退出历史大幕。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认为我们是“社会不如人”，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的社会，结果洪秀全最终命丧天王府，太平天国陷入内乱，腹背受敌，惨遭失败；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认为我们中国“器不如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结果还是反被夷所制，改变不了割地赔款的命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认为国家是“制不如人”，力推维新变法，结果仅仅103天就被遭遇失败；还有义和团认为是“武功不如人”，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但最后反被清政府联合西方列强一同剿灭；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算是敲响中国历史的一记重锤，但革命果实最终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来助威；以胡适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为是“思想文化不如人”，将民族落后的原因归于孔家旧学，但最终一样没有实现救亡中国的目标……

　　这些政治团体绝不是只会坐而论道的空想派，全部都是竭力践行自己主张的实干派，每一个团体中都有名留千古的民族精英，他们流过汗也留过血，一样付出过巨大的代价。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牺牲和历史贡献是充分肯定的。但是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等，这些团体提出的各种政治主张、救国方案都试过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的救亡道路才开始闪现曙光。毛泽东主席后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后来人总结历史，也总是习惯性地概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概括并不够准确。毛泽东主席的论断其实是十分严谨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的最早的倡导者，也不是最早的宣传者，更不是最早的组织者，但却是最早发现这个武器是“最好的”，也是这个武器最优秀的倡导者、最出色的宣传者、最杰出的组织者。我们不是最早，但却是最优。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时间远早于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不是中国唯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

中国革命史

作者：《中国革命史》编写组

当当广告

购买

　　1902年，一些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译作就在中国陆续出版，而早在1912年3月，上海《民权报》刊登了一则招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广告。同年4月28日，《盛京日报》刊登了一篇“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以“中国共产党”为名称的组织，但这两个组织仅是在报纸上一闪身影，并未再见到相关组织活动。

　　十月革命前，1906年至1908年，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天义报》都分别刊文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党宣言》：1906年1月，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并对《共产党宣言》作了介绍和评论；1906年6月，宋教仁在《民报》第五号上译登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和《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这是在我国第一次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1906年6月，叶夏声在《民报》第七号上发表《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1908年，刘师培、何震等在《天义报》沙漠化发表了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88年序言的一部分，并加编者按语说：“案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对马克思的学说大为赞赏……朱执信、宋教仁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宣扬十分有影响力。到了1917年11月10日，国民党在《民国日报》以大号标题“美克齐美占据都城”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向国内，在随后的《国民日报》评论中，更是以“吾国之革命亦然也”对十月革命表示效法的意愿，这是中国最早报导并赞扬十月革命的，而且这是国民党的宣传。所以在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赞扬十月革命的都是国民党，但国民党终究没有发掘并运用这个武器的强大力量。

　　最早去研究并实践的是另一个人——江亢虎。江亢虎是晚清时期国内很有名气的新派官员，在出洋考察回国后，他从无政府主义转信社会主义，并在京师大学堂日夜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的原著。辛亥革命爆发后，江亢虎便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党，他由此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中国系统研究社会主义的第一人”，而他组建的社会党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为名的政治团体。后来，江亢虎本人一度被刘谦等许多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奉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也讲到自己是读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才初步了解社会主义的。

　　中国社会党自成立之初便有明确的章程和宗旨。而此时的同盟会不过是个颇具政治色彩的帮会，还远不及江亢虎的社会党组织成熟，直到1923年底，孙中山在鲍罗廷的帮助下，才给国民党制定了章程，提出了革命纲领。至1911年年底，中国社会党已经在全国建立起近500个支部，拥有党员52万多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当时就是社会党天津支部的总务干事。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也曾向江亢虎亲赠欧美新出版的社会主义名著以示祝贺鼓励，江亢虎从美国回来后，孙中山更是与他连续会谈了十天之久，并对他的主张十分重视。江亢虎也一度成为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争取的对象，在1921年的6月和10月，江亢虎以中国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分别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远东民族会议，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和共产国际的极高礼遇。而且在当时俄国华侨的眼中，江亢虎的声望不在孙中山之下，可见江亢虎和这个党的影响力之大。陈独秀曾在《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对于他后来发起的组织也一度称为“社会党”，很难说没有受到其影响。

　　这样一个在当时所有人都感到具有希望的党结局又如何呢？成立不到两年，便被袁世凯解散。后又于1916年复党，1925年改称新社会民主党。而在这期间，谁有权势江亢虎就依附谁，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甚至到逃往东北的溥仪，都是他去攀附的对象。1925年8月，因为暗中支持溥仪的事情败露，政治上一贯投机的江亢虎遭到全国声讨，他不得不于1926年秋把“中国新社会民主党”解散，亡命美国。1930年，看到蒋介石得势，江亢虎又称蒋介石为“可以倚靠的明君”，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积极奔走。1939年，江亢虎看到抗战困难，便背叛蒋介石，发布了臭名昭著的《双十节对时局宣言》，拥护南京汪伪政权，彻底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了大汉奸，后来的共产主义者们提起江亢虎，都对此人感到不齿。

　　与江亢虎一样的大汉奸姚作宾也不得不提，姚作宾曾是“五四”时期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主席，1920年3月，他在重庆组织了“中国大同党”。姚作宾在组党前就专程赴苏联联络共产国际，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援助承诺。同年6月，姚作宾在北京将他的“中国大同党”改称为“中国共产党”，并成功取得了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资格和表决权。这是中国最早以“中国共产党”为名称并组织活动的，不可谓没有影响力。直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共产国际才否认姚作宾使用“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合法性。于是，姚作宾将该党改名为“东方共产党”。姚作宾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在“九一八”事变前他投靠了日本人，担任伪冀察委员会交通组长，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姚作宾千方百计与日本人联系，成了卖国投敌的大汉奸，后来担任了伪青岛市市长，为日军侵华送粮近7000吨、资金5000多万元，并提供飞机120余架。抗战初期，民国多地饥荒，财政紧张，空军飞机尚不足300架，姚作宾的叛国行为给抗战造成了很大的被动。

　　江亢虎与姚作宾组织的党派虽有一定影响力，但终究是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所不能容忍的。而历史也告诫后来的共产党人：没有坚定的信仰作支撑，抛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高投机革命，不论占据什么优势，终将会被历史筛选出来，为人民所抛弃。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同音乐工作者座谈时讲：“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 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而早在1954年12月，江亢虎病死上海提蓝桥监狱后，毛泽东主席感慨道：“中国的第二国际彻底结束了！”大汉奸姚作宾也终究逃不脱审判，青岛解放后，姚作宾被青岛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当时的中国因为过于深重的苦难急切地寻找可以救亡的一位良医和一味良药，所以才给了江亢虎、姚作宾这类小丑借着社会主义之名登台一显的机会。从历史全局看，他们毕竟如毛泽东主席后来所说“影响很小”，不会掀起什么波澜。而当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成立组织的也绝不是只有这些汉奸之流，也有革命性相对较强的党派组织。

　　就在江亢虎1916年恢复中国社会党复党后不久，黄介民于在上海成立中国大同党，全国党员一度达到3000人，后来还与共产国际开展了合作。黄介民本人是早期同盟会成员，也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发起并组织过第一个“五一”劳动纪念日活动。这样的领导和组织规模在当时而言是可观的，其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但这个党最后也渐渐名存实亡，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黄介民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为革命作出过一定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

　　在苏联，1918年12月，旅俄的华工在列宁的直接帮助下在彼得格勒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统管旅俄华侨事务，主席是刘绍周。当时，北京政府对华工联合会十分赞赏，对他们的活动也采取了支持的态度。1919年3月，刘绍周和华工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主席张永奎正式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身份列席了共产国际的创建大会。刘绍周受到了列宁的三次接见，列宁还亲自为签署了一份要求苏联各级机关支持其活动的证明书。1920年6月，在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建立了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并立即与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刘绍周以中国工人党组织局代表的身份再次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这个组织局明确给自己的职能定性为：莫斯科共产党总筹办处。在他们的党纲中，专门有“在祖国的中国共产党员组织建设”一章，对国内的组织建设进行规划。但这个组织在1921年迁往伊尔库茨克后逐渐停止了活动。刘绍周则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样在俄国，旅俄华工于1920年春在俄国阿穆尔省组织了“阿穆尔省中华社会党”，在俄共阿穆尔省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个组织的成员均为工人，负责人为宫锡川，副首领为刘谦，而刘谦即是此前江亢虎创建的中国社会党黑龙江省黑河的旧支部负责人，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是从中国社会党中分裂出的一个组织。俄共阿穆尔省委曾派遣刘谦到中国联络孙中山，刘谦向孙中山提出由旅俄华人组成军队南下，孙中山率军北上，夹击推翻北京政府后，建立孙中山政府，这正是孙中山后来的“西北计划”的雏形。而刘谦正是因为获得了俄共和孙中山的双重支持，所以阿穆尔省中华社会党一度自称“中国共产党”，刘谦则也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后来，刘谦于1920年底离中国赴俄经过国境时被击毙。北京政府农商部在1921年6月22日也正式要求旅俄华侨总会取消这个组织，宫锡川和刘谦代表的这个党最后终究没有发展起来。

　　再看国内，与刘谦对江亢虎的尊崇不同，曾同在中国社会党的医科大学生沙淦对江亢虎的改良主张十分不满，于是决定与中国社会党分离，他以“纯粹社会主义”为宗旨，建立了另一个“纯粹社会党”。他们以“消灭阶级、实行共产、尊重个人、教育平等、破除界限、国无远近、家无亲疏、教无迷信”为纲领，对党员提出了“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充军警、不奉族姓、不婚姻”的“六不”戒约。这个“纯粹社会党”与第二国际及其国际局有过短暂的接触联系，并企图加入第二国际，结果成立不到一个月，就被袁世凯查禁，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民国演义（上下）

作者：(民国)蔡东藩

当当广告

购买

　　1920年，曾经参加过同盟会，留学日本和法国的吴玉章回到四川成都，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与当年年底就开始了组织活动。这个组织认为自己代表正统，不仅与恽代英和萧楚女在重庆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有摩擦，而且与上海陈独秀的共产主义小组也搞对立，所以四川并无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22年，四川的共产主义组织才并入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接受上海中共中央的领导，而直到1925年，在赵世炎的介绍下，吴玉章才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投身革命事业，最终成为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

　　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除了已经建立组织的四川缺席外，旅欧组织也未派出代表参会。其实，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李维汉、王若飞等人在1921年便在法国有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取名“中国少年共产党”，他们离开法国后进入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第三次大会。1922年6月下旬，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的一个小广场上，他们正式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代表大会，并通过了党纲、党章，将他们党组织的名称正式定为“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在得知国内已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后，他们历经波折，不断努力，使上海中共中央接纳了他们，并于1923年将这个组织改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现实境况：社会风云跌宕，政党政治备受推崇，党派如雨后春笋般接连成立，仅北京、上海两地就出现过300多个政党和团体，哪怕同样是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子，也出现了许多政治组织，而且这些组织的背后都有着不同力量的支持。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现实中，一群不一样的知识分子毅然打起了共产主义的大旗，扛起了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在学校读书的学生，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但当时没人知道他们发起的组织能走多远，在许多热衷于政治运动的人看来，他们根本掀不起什么波澜，远不如先前的那些共产主义组织有影响力。持这样想法的不仅有旁观者，也包括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发起者们。

　　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蔡元培对此十分赞赏。当时的成员有邓中夏、何孟雄、刘仁静、高君宇、罗章龙、张国焘、王荷波等19人，其中还有几名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平均年龄不过二十出头，他们常常聚在一个小屋内，以德文和俄文研读讨论马克思的著作。他们给这个小屋也起了一个颇具意味的名字——亢慕义斋。“亢慕义”即德语音译的“共产主义”。当然，这群青年并不知道他们以后会组织一个叫“亢慕义”的政党。刘仁静晚年回忆时说：“在古老的北京破天荒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一件颇具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后，再来回顾这件事，就更能体会到它的诞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十月革命’的潮流不断东流，终于水到渠成的结果”。这不过是刘仁静在胜利之后总结意义，远不是他当时的眼光。而纵观刘仁静的一生，他最会在事后总结历史。

　　几乎同时，陈独秀在上海也开始行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时，聚拢在陈独秀身边的有俞秀松、李汉俊、李达、施存统、陈公培、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人。他们系统研究学习马克思的理论学说，思考着救国图强的道路。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读书会”，没有人会将这个研究会与日后领导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

　　凭着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国家未来的思考，“南陈北李”的旗子便这样悄悄地树了起来。相比于正式以党派或政治团体名义活动的组织来说，李大钊和陈独秀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基本不为世人所知，更不曾被苏联共产国际和列宁所知晓。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27岁的维经斯基、秘书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来华，主要是了解中国社会政治情况，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取得联系。但杨明斋后来回忆，他和维经斯基一行人初来中国时，对中国的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

　　不知道这个领袖人物是谁！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先前那些捧着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草草登场、四处寻求依靠的组织不同，李大钊和陈独秀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强的独立性。而且相比先前那些热衷政治投机、缺乏信念毅力的大多数共产主义组织，陈独秀和李大钊的优势在于他们更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力。陈独秀、李大钊是轰动世界的“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们学会中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当时工人和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这些人也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第一批党员，他们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同时经历了多次工人和学生运动的实践锻炼。而最后促使维经斯基选择陈独秀的原因恰在于此，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的组织领导力让共产国际看到了民心所向。

　　维经斯基到上海后对李达说：“共产国际远东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经发生过几百万人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这场大革命运动正是“五四运动”。杨明斋说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得知，正在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于是他向维经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寻找陈独秀，而维经斯基对陈独秀却是一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于是，在北京大学俄国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下，维经斯基一行人首先认识了李大钊，再拿着李大钊写的介绍信到上海找陈独秀。所以有人说柏烈伟的介绍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但归根到底是“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和李大钊所表现出的组织力和领导力，北方的李大钊致力于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与传播，成效卓著；南方的陈独秀则更长于组织建设，贡献甚伟。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处派驻中国的全权代表利金在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中也认可陈李二人的领导力，在谈到中共北方组织的发展时，利金说：“无疑，北京大学著名的李守常教授参加了我们小组这件事起了很大的作用”，谈到中共的地方组织时说：“上海小组居于领导地位，不仅仅因为它是中央所在地，还因为陈独秀同志在这里”。因此，不论陈独秀后来犯下了多么严重的错误，我们中国共产党始终对他在建党中的贡献给予了至高无上的尊崇。1936年，毛泽东回忆起早期的思想转变时对斯诺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李大钊同志虽然很早就牺牲了，但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3月回到阔别多年的北平城时，第一个人想起的就是他吗，毛主席十分感慨地对身边同志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沉思历史，陈独秀和李大钊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就是如此的深远。

　　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的“亢慕义斋”里，维经斯基与李大钊一见如故，他们首次谈到要在中国组织一个代表劳动者阶级的政党，李大钊也立即介绍维经斯基来到上海联络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里，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相谈甚欢，他们对中国社会现状和革命前途的估计基本一致，并且维经斯基建党的想法与陈独秀也几乎一致，因为在一个月前，陈独秀刚刚与李大钊讨论过创建一个全国统一的组织。1920年6月，陈独秀与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五人在自己的寓所里开会筹划建党，而这五个人便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五位党员，更有学者说他们在1920年6月成立的组织就叫“中国社会共产党”。当月，维经斯基就在上海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说：“当地有一位教授陈独秀，声望甚高，影响很大，他正在给各城市的革命者发信，以确定代表会议的议题、地点和时间”。这是维经斯基对陈独秀及他发起的组织的肯定，这对共产国际后来选择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1920年7月，陈独秀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的第一个使命便是负责党的发起工作，陈独秀是总负责人。后来，张国焘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说：“这一切确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开端，但谁也没想到后来的发展会怎样”。与此同时，一批青年学生也纷纷到上海寻找革命组织，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把他们组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务由俞秀松主持，主要任务是选拔优秀的革命青年到苏联学习，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人日后就是通过这个组织去了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来接替维经斯基的马林和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马林一到上海便要求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组织。李达遂向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发信请各地小组派2名代表到上海开会。最终，全国和旅日的代表一共只有13人，代表50几名党员，当时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只有350人左右。张国焘后来回忆时感慨：“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可以想见，我们党当时的力量何其弱小，但越是如此，越能显现我们党的历史功绩是多么辉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张国焘是外地代表中最早到达上海的，他有一个特别的任务，便是参与筹备会议。但当他到达上海后却发现，那个代表临时中央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着实令他想象不到：已经陷于瘫痪，各项工作基本停滞。张国焘说他见到上海支部的代理书记李达时，李达一脸愁容，告诉他的第一个消息就是陈独秀去了广东，党的经济来源中断，一切工作陷于停滞状态，党的部分骨干先后离开上海。党此时的经费基本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李汉俊是其中的主力，但他们的文章又少有人敢发。为此，李汉俊还一度与陈独秀起了矛盾。于是，1921年5月，包惠僧由上海去广州陈独秀处，李汉俊便向包惠僧抱怨：“人都走了，经费也没有了，没办法干了”。李汉俊希望包惠僧能说服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或者将党的中央机关搬到广州。但他等回来的，却是陈独秀对中央机关搬迁意见的拒绝，以及顶着“陈独秀私人代表”光环的包惠僧。

　　一大前夕，除了对前途感到迷茫之外，这些共产党员面临的头号难题就是“缺钱”。而正是因为“缺钱”，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便无法走上独立自主革命的道路，处处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摆布，甚至连党的最高负责人都无法自己决定。陈独秀试图独立，但也终究因为“经费缺乏”而不得不妥协。后来，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等，这些党的最高负责人几乎都是共产国际指定的，而他们也无一能够摆脱“缺钱”的窘境，无一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走上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

　　没有力量就不会受到足够的重视，也得不到应有的资格和权力。与高捧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党派组织相比，不论是看成立时间、国际关系，或是看组织规模、党员数量，乃至于看经费保障，陈独秀和李大钊当时发起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力量是最为弱小的一个，被普遍地不看好，唯有靠共产主义信仰支撑这批坚定的革命者。所以，便有了后来这样一幕：1921年6月至7月，几乎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同时，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而当时自称代表中国来参会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就多达六个，成为参会国家代表中绝无仅有的一个奇观。除了江亢虎代表的中国社会党，宫锡川、刘谦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姚作宾代表的“东方共产党”，赵世炎、陈延年代表的“中国少年共产党”，还有张墨池代表的“支那共产党”，张太雷、于树德、俞秀松代表的“社会共产党”。这几个组织，因为身后都有苏俄和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支持，所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都分别取得了权限不同的代表证，也拥有资格不同的发言权。而为了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与全面支持，这六个组织都声称自己是代表中国“正统”的共产主义组织，互相攻讦，并向共产国际连续投诉。其中，张太雷等代表的“社会共产党”、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和姚作宾代表的“东方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俞秀松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抗议声明后，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缺乏了解，也搞不清楚谁代表的是“正统”，于是决定对于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就成立的中国的“共产党”一概不予承认。实际上，张太雷他们所代表的就是陈独秀创建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又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组建的筹备组织——临时中央，他们当月就组织成立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赵世炎、陈延年代表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作为旅欧支部也并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正在秘密成立，共产也未收到马林向共产国际的正式报告，所以采取“多头下注”策略的共产国际并没有对张太雷、俞秀松等人的申诉有太多重视。于1921年7月2日再次确认了江亢虎的代表身份。

　　即使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亲自指导下成立，中国共产党获得的评价也不是那么高。利金在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中说：“‘共产主义小组’这个最早的名称虽然最确切地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但它们不仅人数很少，各小组人数总共不超过200人，而且不能更改一些痼疾……”。利金在这份报告中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严进行了批评。于是，到了1922年2月，湖北的国会议员胡鄂公在北京也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同志会”，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今日》，宣扬马克思主义，甚至得到了苏联远东军事情报机关的资助，胡鄂公还派彭泽湘等人到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争合法席位，但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拒绝，最后偃旗息鼓。

　　我们不禁思考，在那个共产主义党派团体林立的年代，共产国际为什么会选择看似最不具优势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回顾这段历史，除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的领袖地位的和他们的影响力之外，促使共产国际最终选择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一系列革命活动符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利金在给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曾写下了1920年初他们的想法，即“建立一些共产主义组织，它们应该依靠最有觉悟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成立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对它们进行工作的原则立场；就各地条件看, 把党在知识分子中的组织作为媒介，通过它向工人群众渗透，乃是一种特殊而唯一可行的工作策略。因此知识分子中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整个工作的基本支撑点，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由公开的和半公开的组建中的工会，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做媒介，一边争取青年学生和工人，一边逐步地向工人群众中发展”。

　　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大爆发，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使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这些知识分子又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骨干。因此，他们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和工人运动的领导组织，而李大钊和陈独秀所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几乎云集了当时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充分的思想和骨干准备。后来并入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共产党”也是北大等高校留学生所发起的组织，在本质上与上海和北京等地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一样的。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许多学者后来总结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所以，看似力量最为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实则是组织力量最为精锐、运动实践最为扎实、思想觉悟最为先进的一支力量，也是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最强的一支力量。利金虽然有过严厉的批评，但在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的前景时还是积极乐观的，他说：“在共产党员中间有像李守常、陈独秀、张太雷、邓中夏、张国焘、李启汉和其他人，他们无疑不仅仅是忠诚的革命者，而且是重要的工作人员”。当然，1922年时的利金并不能知道陈独秀和张国焘以后会走向何方，我们党当时也不会预想到曾经汇聚起的这些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因为经不起后来更艰苦的考验而叛党投敌。但就当时而言，这样的组织、这样的党员构成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那些大浪淘沙留下的知识分子精英也是之后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难险阻而不溃散的根基。这是其他组织不具备的。比如：中国社会党中，从成立伊始就不是一个思想统一、组织严整的党，党员中既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更有江亢虎这样封建色彩浓厚的改良主义者，同时还有李大钊这样彻底的革命者等等。由于成员政见不一、分歧巨大，所以缺乏凝聚力与组织力，袁世凯的解散令一出，本就极不严整的中国社会党及其所属组织瞬间分崩离析，当时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说：“中国社会党已经纷然而散，溃不成军了。那40万党员仅只剩下20—30人还敢谈论社会主义，而这些人且有若干位正参加到我们行列中来”。江亢虎本人则抛下组织，逃到了美国，其投机政客的面目令他的组织成员大失所望。再看宫锡川和刘谦组织的“阿穆尔省中华社会党”，对党员的入党资格限制为“皮匠、铁匠、木匠、瓦匠、别拉气匠、泥水匠、成衣匠、雉头、小衣、细木、石匠和小炉匠”，没有知识分子参与领导，所以终究无法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原理，没有科学清晰的纲领，最终走上了邪路，在北京政府的反对下消亡。而其余的组织，因为偏激而不合时宜的主张，注定不为历史所接受，昙花一现，云烟般消失。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众多政党中，唯有中国共产党得以存活下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努力聚结胜利的果实。

　　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艰难的自我革命过程，经历了对革命根据地、革命路线、革命领袖等的艰难选择，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地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迸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所以，回首过往，与其他政党或团体登上历史舞台所带来的混乱局面完全不同，有了共产党的中国，开始在羸弱垂死中回生，开始在日渐沉沦中渐入辉煌，开始从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说：“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符合中国国情及发展需要的。我相信这是中国最理想的发展道路，这才是中国的最佳道路”。

　　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无它！这就是历史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