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希伯尔特博士在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发现了一一枚石制印章。

所谓一石击起千层浪。

这枚石制印章引出了千古谜题，让世界各国的各大语言、考古专家争论不休，至今尚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

安诺遗址位于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东南12公里，靠近伊朗边境，为美国考古学者彭沛雷于1904年最先发掘，分为北丘和南丘。

现代学术界认为北丘为铜石并用时期，时间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南丘属于青铜时代，公元前3000后期至公元前2000年。

石制印章出土于一处多间土坯房址中一间的地下。质料是有光泽的黑玉，印背有横置圆柱形钮，印面正方，边长稍小于1英寸，正面上刻有四或五个符号，笔画里有红色。

通过对与石印共存的炭进行测定，该石印的制作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

2005年5月，希伯尔特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讨会上作了报告，接着又在哈佛大学关于语言、考古的会议上进行讨论，旗帜鲜明地提出：石制印章所刻为早期文字。

希伯特说，这件人工制品可能是一种以无烟煤精为材料制作的印章，“它上面刻划的图案是我们在中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资料”，“三四个相互关联的符号在如此古老的中亚发现，这还是第一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就是文字。它们不是随便刻划的符号，也非陶工的记号和纹饰。”

但很多学者认为，石印所刻并不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真文字，仅有这样一枚指甲盖大小的石头上的三四个刻符，不足以证明文字系统的存在。

宾西法尼亚大学古代研究中心主任就直言，“如果说文字是语言的载体，我还不能肯定这个发现就是文字”。“它可能是一个符号系统，而非文字系统。比如一个太阳的符号，虽代表太阳，但并不一定能够发出声音。符号和象征系统虽传达某种信息，但它是否同你我都能理解的口头语言相关，却还是可以讨论的”。

希伯尔特却坚持认为，人类表达自己的符号和象征系统早在距今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就已开始，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距今五千年前就发明了文字，并且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开始用来写作诗歌，所以中亚人在安诺时代使用符号或文字并不奇怪。

希伯尔特强调：“他们已经相当城市化，生产力水平很高，有复杂的建筑和金属制造业，计数和符号系统当是他们的生活所需。”

有学者认同希伯尔特的说法，说石印上的符号肯定是文字，但不是两河流域、伊朗或印度河谷的古文字，倒很像是中国的文字。

的确，印章上的文字，如果由中国人来看，肯定认为这就是汉字。这几个汉字都很好认，“休”、“五”、“已”三个隶书而已。（也可以将其认成“一木五己”或“五己一木”）。

著名的美国汉学家梅维恒就认为这些符号是与中文有联系的，他说他在中文杂志里找到新疆出土的一枚尼雅印章，无论大小和字形都与这枚印章极其相似。

可是，印章上的字是汉字的说法被大多数专家否定。

这些专家的理由是：公元前2300年大致相当中国的夏朝，没有证据显示那个时代有成熟的汉字。就算这几个字是汉字，也应该是商代古文字的前身，而这几个文字是非常明显的汉字隶书，不可能出现在4400年前。

中国文字的起源目前尚在探索中，说夏朝还没诞生汉字，为时尚早。

求真求实，梅维恒博士专门向中国古文字学界泰斗裘锡圭征询看法。

裘锡圭先生认真研究了这几个字，惊奇无比，说：“如果不告诉这个印章的出土地址和断代信息，我会认为这个文字就是汉字，而且不会早于西汉。”

那么，地层是否有误呢？

地层是一切讨论的基础。如果是晚期的混入，那么说“石印”刻符属于汉字系统，并不奇怪。因为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很多中国的古代遗物会遗留在安诺遗址上。

但希伯尔特认为不存在脱层的可能，他说：“我确信这是一枚刻有某些符号和文字的印章，关于地层和发现该物的方法不存在任何问题。”

由此，梅维恒博士作了慎重的发言。他说：“安诺印章迫使我们重新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考虑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

在他看来，如果这个印章的年代无误，也就是说它的确属于公元前2300年前的遗物，那么中亚甚至更西的文化对中国文字的起源可能产生了某种影响，这种影响远超出我们原来的想象。

梅维恒博士的看法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在距今一万二千多年的溧水神仙洞文化和距今八千年的大地湾文化被发现之前，有西方专家提出过“中国可能来自西方”的假说，即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在殷墟被发现以前，同样有西方专家断言商代不存在，甚至连西周历史都怀疑是神话。

在青川木牍等秦代简牍没有发现以前，人们普遍认为隶书在秦汉萌芽。

……

其实，在今天，只要认识三千汉字，就能阅读99%以上的汉语文本。而目前已知最早的汉字：甲骨文，已经拥有五千多个不同的字形，是非常成熟文字。

因此，将汉字起源上推一千年是正确的，也许，汉字就诞生在黄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