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习近平主席发出的“世界之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为维系战后世界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世界之问”的制度根源。“世界之问”，制度是表象，根子在哲学。现行国际秩序隐藏着反映西方利益的文明规则和价值理性，这是当今世界诸多乱象的哲学根原。我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线性进化的“发展理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主导塑造了当今世界经济秩序。这一经济秩序遵循梯度发展、线性进化的发展逻辑，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由低端向中高端的单线演变进程，西方模式是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选择。按照线性进化的发展逻辑，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和工业链条上占领制高点，扮演技术创新引领者、高端产品供应地的角色；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低端，扮演资源来源地、产品倾销地、低端产品制造地的角色。

 

梯度发展、线性进化的发展逻辑有违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潮流，无助于消解全球发展赤字。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离开外部的资源、资本、技术、市场而独自发展。那种以掠夺别国为前提、垄断发展权利、独享发展权益为目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全球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各国产业体系高度融合，国际分工与合作日益加深，跨国产业链和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和实现形式，各国不过是全球经济网中的一个网结。

 

利己主义的“经济理性”

 

利己主义的“经济理性”在国际交往中表现为零和博弈，即非合作博弈，博弈中一方所得必然意味着另一方所失，双方不存在合作共赢的可能。西方国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扩张史，历来遵循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视世界为你输我赢的竞技场，视零和博弈为永恒的游戏规则，视赢者全拿为当然的游戏结果。它崇尚胜利，敬重强者，奉行自身利益至上的原则。基于此，近代以来，“利益至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等西方理念被视作国际关系的通行法则，“本国优先”“本国第一”公然上升为某些西方大国的执政理念。在这种理念支配下，西方大国结盟对抗，成为制约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文化阻滞力。

 

零和博弈、丛林法则已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最后达成的效果往往不是“帕累托最优”，而是“囚徒困境”；不是公义的增多，而是利益的两极分化；不是“公利”战胜“私利”，而是“私利”破坏公平；不是为未来开辟道路，而是以牺牲可持续发展为代价。西方国家自以为深谙利益攫取之道，其实是在狭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历史终结的“制度理性”

 

“历史终结论”“世界趋同论”“共产主义失败论”实质是西方国家为输出西式民主政治模式而杜撰的理论支撑。历史终结论认为，西式自由民主已发展到顶峰，构成历史的终结。世界趋同论认为，西方的繁荣是西式自由民主的产物，非西方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显然，这两种论调都在极力鼓吹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他们利用话语霸权，“将‘民主’包装成点石成金的‘魔杖’，制造‘西方的繁荣乃拜民主所赐’的神话，渲染‘民主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念”，其目的是让其他国家向西方靠拢，向西方看齐。共产主义失败论认为，共产主义现象是一场历史悲剧，共产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已遭到失败，进入“最后危机”。西方秉持历史终结的制度理性，20世纪下半叶热衷于和平演变、和平解放，21世纪热衷于制度输出、政权颠覆和颜色革命，已经成为诸多世界乱象的重要根源。

 

其实，“历史终结论”“世界趋同论”“共产主义失败论”不过是西方编造的“制度神话”和“话语陷阱”。自这些论调问世以来，盲目复制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要么惨淡经营，要么陷入内战，要么重回专制，鲜有成功的个案。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制度模式，其结果如何，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在多年前那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依然傲立枝头，一花独放。中国故事告诉世界，“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福山2009年在反思时也慨叹，“‘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式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大国共治的“治理理性”

 

在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治理的主体要么是个别发达国家，要么是同质化的西方国家联合体，代表性和包容性不够。比如，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过是西方大国掌控的政策工具和政治筹码，曾经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G7集团不过是富人俱乐部，主宰全球安全秩序的北约组织彻底沦为了美国主导、意识形态划界的军事恫吓组织，联合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沦为西方大国操控的工具。大国主导、几方共治的治理体系，伤害了广大中小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利益，导致东西问题、南北问题愈加突出，发展鸿沟愈加拉大。

 

其实，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垄断全球治理权，没有哪个国家天然就是被治理的对象，谁也无法剥夺“地球边缘”的国家和人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世界不能沦为少数大国的娱乐场，而应是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普世主义的“价值理性”

 

“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者认为，西方文明是最先进的文明，西方价值观是普世的价值观，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他们将地域性的文明上升为世界性的人类文明，将自身的特殊价值提升为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企图建构一元化的文明世界和价值世界。他们只认同一种文化，那就是西方文化；他们只接受一种结局，那就是世界文明西方化、西方价值普世化。

 

“普世价值”实际上是西方精神世界化的话语表达，是西方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统治的开路先锋。它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以资本扩张为目的，以建立符合西方国家意愿的国际秩序为愿景。西方中心的“文明理性”忽视了各种文明交融互鉴的事实，已成为导致文明冲突和世界战乱的深层次根源。西方国家极力宣扬文明优越论，无非是想要用西方的价值体系来统领、替代其他的文明，其真正意图在于实现西方文明对世界的永恒主宰。这与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是相违背的，在多样文明的世界中，注定是行不通的。

 

自我至上的“安全理性”

 

一些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安全理性”，要么倡导实力至上的排他性安全观，要么倡导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试图通过结盟对抗和霸权统治，实现自身的绝对安全。

 

西方国家为了实现霸权统治，对抱团结盟趋之若鹜，对团团伙伙情有独钟。他们奉行双重标准，“圈内”与“圈外”有别，对“圈内”的国家包庇纵容、迁就照顾，对“圈外”的国家吹毛求疵，极力打压。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典型的证明。这两次发生在欧洲的世界性战争都证明，结盟机制危及世界，也会殃及自身。

 

事实证明，“民主和平论”非但没有解决战争问题，反而成了导致世界动乱的深层根源。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给一些国家输送了西式民主，但并没有带来和平。“‘民主和平论’与其说是为世界和平提供了一剂良方，不如说是构成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胁”。事实也证明，排他性安全观已经不合时宜。北约、美日、美韩等军事同盟，在确保成员国安全的同时，带给世界巨大的安全风险，2022年初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

 

中心-边缘的“关系理性”

 

过去的地缘政治模型具有典型的西方色彩、依附特征，表现为大国主导下的“中心—边缘”结构。依附型世界体系和中心—边缘结构的哲学基础是西方中心论，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由美国主导的依附型世界体系，实际上将主权国家主客二分，核心国家是一言九鼎的“我”（即美国），中心国家是志同道合的“我们”（比如英德法意加日等），边缘国家是处于依附地位或相对独立的“你们”（比如菲律宾、韩国、新加坡等），还有大量的尚未融入这个体系的外围国家（比如朝鲜、古巴、伊朗以及部分亚非拉国家），属于被遗忘、忽略的“他们”。

 

中心-边缘结构的驱动机制是资本逻辑。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资本是国际体系的真正主人，资本的力量直接介入到国际体系内部各成员间的权力分配。由于资本力量的悬殊，国际政治版图才出现了中心/边缘的分界线。在依附型世界体系中，“中心”的利益拥有绝对优先地位，“边缘”的利益只有在迎合或不冲击“中心”利益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塑造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依附-从属关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从属关系，这种依附格局，由资本的力量决定，随着资本力量的变迁而改变。

 

国强必霸的“权力理性”

 

在西方国家看来，冲突是世界的本质，对抗是交往的常态，国际秩序总是建立在霸权统治之上。“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唯有建立霸权，才能实现对世界的主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固守国强必霸、大国必战的逻辑，认为大国之间无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种霸权思维一旦主导大国关系建构，势必强化守成大国的对抗意识、遏制力度，将“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引向冲突对抗的两极状态，将国际关系引向不确定的方向。

 

如何才能获得霸权呢？西方的逻辑是，强大是霸权的前提，霸权是强大的结果。五百年来，国强必霸是西方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大国博弈的政治悲剧”一再上演，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貌似成了不变的“历史定律”。然而，这一“定律”并非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它只是“建立在地方性国际政治经验基础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其鲜明的文明特色和实践特色”，并不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这一“定律”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色彩，绝不具有无条件的真理性，它是用西方的历史逻辑来框定他国的现实选择，用过去的历史经验来判定未来的历史趋势，无益于世界大国的理性交往，无益于全球的和平稳定。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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