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中美之争与美苏之争的同与异 —

张志坤：中美之争与美苏之争的同与异 ——兼谈修昔底德陷阱问题

点击：作者：张志坤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1-05-24 10:27:21

中美之间所谓的战略竞争越来越迫近、越来越现实、也越来越严峻了。对此，人们总不免要想到上一次美国苏联两个全球战略大国之间的冷战，总想从过去冷战中找到今日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子，也试图从过去的尘影旧迹中找到今后可能重演的故事，以此对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做出合理与可信的预言与预判。这里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中国某些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对这样的话题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坚信中美之间不可能有什么新冷战，即便中美“战略竞争”客观存在，那也一定是“良性竞争”。

一

今日的中美之争，同当年的美苏之争确实有很多相同与相似之处：

其一，挑起争斗的借口与版本大致相同

过去，发动冷战的是美国及其率领下的西方集团，今日，挑起“战略竞争”的还是他们。但是，按照美国及西方世界的战略逻辑，过去美苏两大国之间之所以发生“冷战”，罪责全在前苏联，是苏联扩张侵略造成严重威胁，威胁世界和平，威胁人类生存，威胁美国安全，以致于美国不得不奋起抗争反击，所以才发生了“冷战”。在这场特殊形态的战斗中，万恶的苏联帝国是罪犯、是侵略者，而美国则是正义战士，是被侵略的受害者。这是西方战略学者以及他们中国拥趸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论调，这里“一以贯之”的“一”，就是著名的“苏联威胁论”。

现在，这套冠冕堂皇的战略逻辑几乎原封不动地又移植到中国身上来了，如今是“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因为中国扩张、侵略，破坏既有的世界秩序，威胁地球的和平，威胁美国的安全，使美国遭受严重的侵略危机，所以美国才不得不奋起抗争反击，才发生了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即美国所谓的“战略竞争”。因此，在这场中美之间的新冷战中，中国是侵略者，是战略罪犯，而美国则再次成了无辜的受害者与伟大的和平战士。这是芸芸西方政客及其中国跟班们发动这场冠以“战略竞争”名义而实则“新冷战”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

但是，也有一些人感到如此这般简单地把冷战逻辑移植过来有点不妥，也有点不够完美，因为现如今“中国威胁论”这一战略命题固然已经立题立项了，但迄今为止还缺少有力的佐证材料与实证案例，这导致他们在理论上难以自洽，也缺乏相应的说服力，而如果“中国威胁论”立不住的话，则美国道德与道义的光环就要因此生锈，就要受到质疑。怎样才能摆脱这一困境呢？

于是，有人发明或发现了一个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学说把当今的中美关系纳入到大国关系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把美国针对中国所发动的新冷战纳入到西方列强国家自古以来不断争霸历史轴线上加以模糊，从而赋予这场新冷战以历史必然性与人类宿命论的色彩，也就是说，并不是美国主观上对中国有什么恶意毒心，而是势所必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这样一来，美国就在道德与道义上解脱与解放了出来，既然大国关系概莫如此，那就没有美国什么责任了，旧冷战也好，新冷战也罢，就一概都不是美国侵略扩张与独霸世界造成的，而是大国关系之使然。于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也就没有了正义与非正义之辨，也没有了道德是非之别。

甚嚣尘上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论，其实质就是这么一种货色。

其二，都带有东西方世界的文化与地缘特征

当年同苏联进行冷战，是美国率领下的西方世界，而苏联作为对立面则被定义为东方；今天同中国搞新冷战的还是美国率领下的西方，而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则比原来的“东方”更“东方”，即更加“东方化”了。

在西方的文化与战略语境下，“西方”代表着民主、自由，意味着光明与进步，而“东方”则是“专制”、“独裁”以及“落后”、“保守”的代名词。所以，旧冷战也好，新冷战也罢，就本质而言都是东西方之争。

“东西方之争”这一概念高度概括了新旧冷战的本质内涵。这种斗争是综合性的战略斗争，在政治层面表现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与道路的斗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究竟系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大问题；在文明与文化层面，这一斗争表现为西方文明文化是否具有普世价值，是否应该“合理”地取代与覆盖其它文明与文化，关乎人类社会的未来究竟一元化还是多元化这个终极问题；在民族与国家层面，这一斗争表现统治与反统治、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在西方的战略逻辑下，西方统治世界理所当然，西方压迫东方十分合理，任何有关东西方平等平权、平起平坐的概念，在西方的战略词典中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子，这是关乎人类社会谁支配世界、谁成为主宰的根本问题。

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崛起不为西方所容忍，今天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同样不为西方所容纳，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三，都是头号大国之间战略较量

苏联也好，中国也罢，它们之所以前赴后继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是他们各自的主观原因，甚至完全可以说，这并非是他们的意愿。当今中国死活不愿意同美国发生对抗，这已为人所共知，即便是前苏联，同美国进行全面的战略对抗也属情非得已，可以说，他们都是逼上梁山，是被美国绑架到战略擂台上不得不下场参赛。之所以发生这样滑稽的事情，核心与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先后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的全球大国，虽然今日中国距离全球战略大国还有明显的距离，但鉴于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突出的成就，使得中国未来可能的战略潜力扶摇直上。从霸权的基本逻辑出发，其战略设计与评估并不注重对手的态度，而要认真衡量对手的战略实力，在霸权看来，意愿是随时都可以改变的东西，但实力才是根本性的基础。没有实力，无论什么意愿都是空谈；实力具备，危险就时时刻刻存在。正因为这样，所以，尽管美国同样也视朝鲜、伊朗、古巴、委内瑞拉为敌人，但并不屑于同他们搞什么“冷战”或“战略竞争”，因为从实力原则出发，这些国家都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美苏之间的“冷战”也好，现如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也好，都是霸权本质属性的必然产物，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国之争。事实上，两个势均力敌的大国之间并非一定要拼斗到你死我活，但霸权大国独霸世界的本性决定美国将对任何一个出现在其后面的大国进行扼杀，而不管这个国家是怎样的面目，即便是同为一个西方国家，也根本不可能为美国霸权所容忍、所接纳，这种状况，同大国之间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有着细微但却是本质的差别。霸权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不正常的怪现象，其“恶”的属性就表现在这里。可以预计的是，如果美国在此次“战略竞争”中胜出而中国遭遇前苏联的命运，不久之后，美国还将寻找第三个战略对手并开启第三轮“新冷战”，如此周而复始，将一直延续到霸权的终结。

二

但是，历史并非简单的重复与重演，在相同相似的面貌之下，新的历史故事总要比过去演绎出诸多的不同。新“冷战”比之于过去的旧“冷战”也是这样，今天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同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具有更多的不同：

第一，各自战略哲学不同

发动当年“冷战”，挑起今日“战略竞争”，美国的战略哲学大体相同、前后一致，即对手都是邪恶国家，而美国则站在道德与道义的高地上，认定彼此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战略矛盾，不存在或极少存在有共同的战略利益。

但作为对象与对手，今天的中国同当年的苏联他们各自的战略哲学与理论诠释却大不一样。当年的苏联毫不讳言同美国之间的对抗，公开宣称要埋葬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今日之中国则把中美关系解读为互相依赖的关系，认定“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彼此分歧”，“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在美国已经发动并急遽推进“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仍矢志不移地要求“重回正轨”，将中美关系从美国所设计的“战略竞争”的路径上搬回以前那种“合作共赢”的轨道上来。简单地说，就是当年的苏联承认并认可“冷战”，并竭尽全力同美国进行这场“冷战”，目标是打赢；而今天的中国则认为中美之间不应该发生“战略竞争”，也竭尽全力在规避美国所强加的“新冷战”，目标是躲开与回避。

不同战略哲学指导下出现不同的路径选择。当年苏联所奉行的战略路径是同美国进行全球战略争夺，美苏双方都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展开全方位的军备竞赛，所抢占的制高点是军事能力。今天中国所奉行的路线则完全不同，中国并不同美国进行传统意义的战略争夺，而以发展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为基本指向，注重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贸联系，以经济成功推动实现战略成功，以抢占经济实力为主要战略指向和制高点。所以，就直观的战略面貌而言，前苏联表现出较强的主动性，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比较好斗，一定程度上呈现好勇斗狠的面貌，而中国则比较含蓄温婉，一定程度上更愿意妥协交易，看起来固然不大提气给力，但也避免了前苏联曾经有过的那般肤浅、急躁与冒进。

第二，表现形式发展路径不同

当年冷战中的美苏之争突出地表现为集团性对抗，双方各都率领一个庞大的战略集团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全面的对抗，塑造了著名的所谓“两级格局”。在这一个格局之下，他们以欧洲为重点，在全球一系列要点热点地区进行激烈的地缘战略较量，发生多起代理人的战争，互有攻守进退。美苏双方一方面集合了庞大的战略集群，依靠群体发力，同时各自也都背上了沉重的战略包袱，为维持各自的势力范围而消耗大量的战略资源，其中前苏联为此消耗的资源尤其严重，最后发展成为致其垮台解体的直接诱因。

今日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则有所不同。全球战略格局仍在发展塑造的过程中，即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美国方面，霸权一如既往地动用集团力量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和全面的打压遏制，但中国方面迄今为止并未试图拼凑任何战略集团与之对抗，而且也并未同美国展开全面全方位的战略竞争，而是有所争有所不争，在许多方面并未投入相应的资源用于中美之间的对抗。

简单地说就是，同样作为美国的战略对手，当年的苏联竭尽全力、全力以赴，而今日的中国则是逐步发力、量力而行。

就当前与表面上看，这样的一种格局似乎对中国很不利，因为单打独斗的中国面临战略群殴的危险。但从大国关系来看，今日中美俄三国关系依然在相当程度上代替了当年的中美俄三国关系，而在这样一种新的“三角”关系中，中俄两国的战略腾挪余地及运作空间明显大于美国。当年美国针对前苏联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二打一”的局面，即联合处于老三位置的中国一并对付老二，而今天则可能要面临“一对二”的局面，即中俄联手对抗美国。美国想割裂中俄战略联系分别予以击破的企图难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同时对付中俄两个主要战略对手。在新的全球形势下，中俄两国荣辱兴衰已高度绑架在一起，两国任何稍具理性的战略指导者都能认清这样唇齿关系，霸权集团从中加以离间的企图注定将归于破灭。

第三，彼此战略互动关系不同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互动以对抗为主打，双方都指向对方，以针尖对麦芒的精神开发针对性的武器装备，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抗、厮杀与暗战贯穿他们关系的内外与始终。当然，在恐怖的核打击均势之下，他们也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寻求合作，比如反弹道导弹、外空军备以及弹道导弹核武器数量等，也曾达成具有重大影响的军控条约，从而体现他们之间合作的方面。但总体而言，冷战中美苏之间对抗是主打和主流，合作只是对抗之下的副产品，也是为了实现更有效的对抗的辅助动作。

但今天处于 “战略竞争”中美互动关系则与此不同。

在美国方面，霸权极力要重演再现当年对付前苏联的把戏，竭尽全力对中国施加最大限度的战略压力，挖空心思要把中美“战略竞争”推进到比当年冷战还更加激烈的水平和更加严重的程度，在更高层次上重演当年美苏之间的对抗关系。为此，美国正在全面封杀与废止中美之间曾经有过的各种“合作”，以“对抗”取代“合作”、覆盖“合作”，这是“战略竞争”中美国针对中国所采取的战略策略，同当年针对苏联的战略路线如出一辙。

但中国却不是这样，当代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基本认识，是“中美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两国“只能合作，除了合作别无出路”，我们将其可以简称为“别无出路论”。这种选择，已被中国的一些“专家”、“学者”褒扬为“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在这样的道路选择之下，他们不承认中美之间存在战略性矛盾，进而不承认中美关系中存在着对抗与斗争，只承认彼此之间有那么一点点“分歧”，认定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对此加以卓有成效的“管控”，因而长期以来竭力推动同美国之间沟通、对话与协商，以期实现“互信”与“共赢”。即便遭到美国沉重的打击、制裁之后也是这样，依然不改初衷。

当然，伴随中美“战略竞争”向深度推进，中美之间上述互动关系可能也要发生巨大而带有转折性质的变化，但鉴于目前的基础，在可预见的未来恐怕也很难转变成当年冷战中美苏战略互动的模样。

第四，各自的战略根基不同

美国的战略根基始终如一，那就是霸权，没有霸权为支撑，一切所谓美国是上帝优选，美国思想先进，美国制度优越等的喧嚣，就一概都是骗人的鬼话。简单地说，通过建国以来二百多年侵略扩张与经济发展所积攒下来的庞大资产，构成美国霸权赖以称霸世界的物质基础，也是美国赖以发动一次又一次冷战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霸权的根基就是侵略扩张，侵略扩张成就与塑造了霸权，同样，发展与维系霸权也必须进行侵略扩张，一旦不能继续进行侵略扩张了，霸权也就要寿终正寝、烟消云散了。

苏联从事冷战的根基则拜社会主义苏维埃制度之所赐。正是在这个制度的庇佑之下，苏联人才造就了国土广大的苏维埃国家和实力强大的工业化经济体系，而所有这些都完全是一场革命的结果，如果没有著名的十月革命，俄罗斯仍然继续停留在沙皇制度的基础上，延续就旧俄罗斯的历史衣钵，那么这样的俄罗斯充其量就是一个欧洲列强，而且还只能是一个二等列强，将完全没有资格成为世界霸权美国的对手。从这个视角看下来，苏联帝国不过是革命基础上的一个新国家，得以进行冷战的根基就是社会主义支撑下的大苏联。后来社会主义失败与苏联解体同步发生，在这个国家就成为合理的逻辑，但却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必然，简单地说，主义和制度失败同国家解体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必然性的联系，只是在苏联却完全耦合在一起了。

当代中国复兴崛起的根基在于深厚的历史基础与民族文化。这个国家一脉相承，历来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为历史基调；这个民族代代相传，历来都秉持自己所创造发展的东方文化，从未发生任何意义上的质变。简单地说，中国的根基就是它的历史与文化，这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几千来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的底蕴与根据。现阶段的中国之所以重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灿烂与辉煌——人们将其概括为“伟大复兴”，借助于社会主义制度与道路的优势，这种优势助力于中国的历史发展，给古老的中国和古老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活力。古往今来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惊人的战略耐力和强大的凝聚力，这是中国的根基之所在，这个历史根基从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和破坏。

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年毛泽东主席才能豪迈地宣告，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一宣言，就建立在上述的历史根基之上。

三

比较过去美苏之争与今日中美之争的异同之后，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如下几个基本结论：

一，“冷战”与“战略竞争”，二者形同而实不同

人们经常用“冷战”与“新冷战”来描述当年的美苏之争和今日之中美“战略竞争”，如果大而化之、不求甚解，这当然可以，但细究下来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当年的“冷战”是相对于曾经的“热战”而言，距离冷战并不久远的“热战”，比较典型的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美苏之间存在恐怖的核均势，他们之间不敢打一场像过去那样真实的“热战”，所以就只能进行这种特殊形态的“冷战”。“冷战”是人类社会战略斗争历史上一个怪胎，是特殊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在“冷战”的总体框架下，苏联的军事威慑十分有效，真实可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美国也是这样。由此而来，无论是苏联方面还是美国方面，他们所做出的“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坚决反对”也不会流于形式不见效果，都并非外交辞令，而是十分管用奏效。

今日美国针对中国所设计的“战略竞争”则不是这样，这个“战略竞争”参照过去的“冷战”，但并非相对于“热战”而言，其背后的基础也并非美苏之间曾经有过的恐怖核均势。今日中美之间没有核均势，也没有基本的战略平衡（请参阅笔者2010年文章《推动全球实现新的战略平衡——谈大国的责任与使命》），所有的只是美国的战略围剿与中国的反围剿。在所谓“战略竞争”之下，中美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也有着十分明显的加害与受害的关系，描述今日的中美之争，完全可以说这是美国所发动的“新冷战”，是中国所被迫进行的“新抗战”。

所以，今天的中美之争并不是冷战的翻版，二者形同而实不同，并且当前以及今后，谁也不敢说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一场“热战”，相反，这种危险与日俱增；今天的中美之争也并非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完全无法比拟于当年的雅典与斯巴达。当年在希腊范围内，雅典与斯巴达势均力敌，各自领率自己战略集团进行角逐，构成当时战略空间内的一种两级格局，而今天完全不是这样，不过是美国到处给中国挖陷阱要把中国当猎物捕获而已。所以，这种西方战略语境下的所谓“陷阱”，对中国而言没有任何意义，这完全是他们营造对华战略舆论所必须的一种造势。

第二，霸权没有赢得“战略竞争”的必然逻辑

有人认为，既然美国有能力打赢过去的“冷战”，说明霸权在新的中美“战略竞争”中也会稳操胜券。这些人认定，当今中国最大、最危险的战略灾难，就是同霸权美国发生战略对抗，认定这一对抗将对中国造成颠覆性的危险与危机。因此，长期以来他们极力设计和推动对美之“合”与“和”，而不曾有中美战略对抗方面的考量。因此，当中美“战略竞争”到来，两国战略对抗摆到眼前的时候，相当一些中国人被吓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完全没有成为“战略竞争”之赢家的信心与决心。

但是，美国固然通过冷战打败了苏联，今天它所发动的新冷战却难以打败中国，这中间没有任何历史逻辑的必然性。

这是因为，今日中美“战略竞争”的基本态势在于，尽管美国占尽了核力量、军事力量与总体实力的全面优势，但是由这些优势所塑造核威慑、战争威慑对中国不起作用。事实上中国就不是一个军事扩张国家，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军事力量进攻不足但卫国有余，已足以捍卫中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对中国的战争威慑吓不到中国；中国不会同美国搞地缘战略争夺，打代理人战争，所以也不会遭遇前苏联在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埃及以及阿富汗那样的失败，更不会背上越南、古巴、安哥拉以及叙利亚那样的沉重包袱，如无底洞一般消耗自己的战略资源；当年西方对苏联的思想侵蚀与政治演变能够奏效，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他们都属于西方文化体系，但如今西方这套普世学说在中国已经没有市场，已经变得很臭很臭了，美国对中国的政治颠覆也注定要归于失败。中国的战略优势在快速发展，这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关键，美国的战略家以及白宫的政客们也越来越多的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也正在把战略重点转到遏制中国的发展上来。

但是，遏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谈何容易！因为说到底，发展的动力是内生而不是外在的，它来源于历史，来源于文化，来源于民族深层面的特质，是几千年发展演变所积淀所塑造，古代中国几千年中之所以走在人类前列，其根源即在于此。所谓中国占便宜、搭便车才获得发展的各种叫嚣，一概都是无稽之谈，不过是西方优越论与万能论的可怜翻版。他们从根本上看不起中国与中华民族，认识不到中国人民的力量，总以为离开他们中国就不行，同美国脱钩中国就要完蛋，所以总以为可以通过人为地破坏中国国际环境，以此就能实现遏阻中国的目的。

我们说，这纯粹是痴心妄想。考诸历史，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现了快速发展壮大，在市场经济时代同样快速发展壮大，在美国战略遏制遏阻时代照样将快速发展壮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霸权的破坏、围剿与遏阻，固然会增加中国的困难与挑战，但也极大地激发起中国人民的斗志和中国的历史潜力，中国人民的决心与能力将因此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潮。

毫无疑问，遏阻失败，就意味着美国在“战略竞争”中失败，也意味着霸权的失败。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是，霸权依然故我地沉醉在过去曾经有效的战略路线当中，最终的结果将是他们的幻灭。

第三，中国战略根基更加雄厚牢固

一个人、一个集体不能没有根基，根基越雄厚，就越具发展的潜能与动力，这是人所共知的基本常识。个人与集体是这样，国家与民族也是这样，根基的深浅决定着前途与命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屈不挠、勇于面对一切艰难险阻的民族，中国历来是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这个民族与这个国家具有极强抗压能力，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具有雄厚的战略潜力。中国人大多都深怀天下兴亡的家国情怀，也都有强烈的国家民族信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几千年来不变的信条与信念，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下”，就是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包括版图之内一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可以这样说，中国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信念，这种历史与文化力量深入人心，覆盖中国的一切角落，谁也颠覆不了中国人对于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信念，想要分化和分裂中国的任何图谋都将遭遇中华民族最强烈的反抗，也都将被这种反抗所消灭。西方一些人以为中国可以像前苏联那样，政治上将其击败就足以造成其国家分崩离析、四分五裂，完全是痴心妄想。西藏、新疆永远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绝不允许独立出去，台湾岛也必将回归祖国的怀抱。维护祖国统一，无论是中国这代人还是他们的子孙后代，都永远不会放松更不会放弃这个神圣使命，而只会代代相传，为之坚决奋斗。

而苏联则完全不是这样。前苏联固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却是在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过渡性的政治安排，其制度结构并不足以维系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就像历史上军事霸权从来不能维系帝国统治一样。人类历史上许多盛极一时的大帝国都在短暂的辉煌过后而轰然倒塌了，苏联不过是最新的一个案例而已。俄罗斯的历史根基固然雄厚，但俄罗斯并不为前苏联诸多加盟共和国及其相应的主体民族所接受、所认同，在其扩张上升时期固然能笼络这些民族，维系统一政治与战略空间，一旦走了历史的下坡路，自然就要大难临头各自飞了。苏联的历史文化根基同中国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

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只不过是一个移民国家，它不是任何国民的祖国，而只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被美国政客们所神话的“美国梦”，其实质就是淘金发财梦，而并非深厚的爱国主义信仰与情怀。这样的国家在其新生时期朝气蓬勃，但走到历史深处，往往要发生严重的种族与政治分裂，在巨大战略浪潮的冲击下，这种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完全可能撕裂这个国家，使之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在我们当代人的历史时段内，我们见证了苏联这个政治帝国的崩溃，却尚未见证美国这个军事帝国的崩溃。但是，在人类历史更广阔的空间内，美国非但不是永恒存在，而且也将如同人类历史诸多超级帝国一样，最终难免湮灭的命运。这样的前景，可能在几百年后，也可能在几十年后就将开启这个应有的进程。

因此，当年美苏的“冷战”之争仅仅不到五十年即告结束收场，这在人类历史上堪称是暂短的一瞬，但中美之争将不是这样，这场全新的“战略竞争”将极其漫长艰苦，将是一场空前持久并跨越久远的“竞争”，所考验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耐力与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战略根基比不上中国。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华民族两千年前战略家孙子等人的智慧，就足以相匹敌于格雷厄姆•艾立森之流，他们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陷不住中国，更阻断不了历史的道路。

展望未来，中美两国谁能拥有历史与未来，谁能把历史一直书写续写下去呢？显然，中国无疑更具有优势。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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