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银兴：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点击：  作者：洪银兴    来源：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0-09-07 10:29:37

 

【作者简介】 洪银兴，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顾问委员会委员，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出版专著《经济运行的均衡与非均衡分析》《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创新型经济：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等十余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五百余篇，其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等荣誉。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进入新时代的时代特征，研究对象转向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成为主线。财富代替价值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能从先验的理论出发，只能是问题导向。作为导向问题涉及发展阶段问题和研究层面问题。相应的政治经济学不能只研究制度，还需要研究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问题，由此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会形成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对外经济）三大部分。基本经济制度分析需要从共存论去认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要素报酬、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从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经济运行分析服从于资源最优配置的目标，微观分析关注效率，宏观分析则关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也就是经济安全。经济发展分析遵循生产力自身的规律研究发展的规律和相应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理论的创新。

 

关键词：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理论源于实践，又要能指导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目标是增强其理论指导力，前提是增强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力。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是构建具有理论指导力和实践解释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建立系统化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着力点在3个方面：第一，讲中国故事，把成功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思想、观点学理化、系统化；第二，政治经济学虽然是理论学科，但必须是致用之学，需要从研究对象、研究层面、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反映进入新时代的时代特征；第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得到国内认同，还要走向世界，得到世界认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析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线属于时代命题。因而政治经济学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创立开始就有所处时代的特征。面对所要分析的资本主义，使命是推翻这个社会。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主线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解决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在相当长时期仍然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主线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这样政治经济学在相当长时期是批判和斗争的经济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同时也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进程。邓小平同志根据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特点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两大目标，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这个规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线起着决定性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进入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对其研究对象和主线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需要重点关注生产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任务是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尤其是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就是由其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水平所决定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不进入生产力领域，会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窄，对中国经济的解释能力及指导作用越来越小。政治经济学难以科学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

 

第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力指的是什么？过去理论界长期流行生产力要素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简单劳动过程三要素的观点（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现在看来，这个定义的缺陷是不能完全反映提高生产力的要素。人民教育家卫兴华曾经指出这种三要素概括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他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要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2004），明确提出生产力多要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不是研究其技术层面，而是研究其社会层面。科学、分工协作、管理、自然力等都是生产力要素，特别是进入新时代，随着科技进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入生产力发展过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动员一切生产力要素发展生产力。

 

第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力包含哪些层面？邓小平同志强调不能只讲发展生产力，一个是解放生产力，一个是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讲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有3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解放生产力，涉及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二是发展生产力，涉及的是生产力各种要素的动员和协同；三是保护生产力，涉及的是环境生态的保护和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第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曾经明确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明确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社会生产的落后状态，使人民富起来，实现全面小康。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谓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涉及对物质和文化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高层次美好需要日益增长。影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因素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的着力点是解决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涉及发展的质量、效率和结构问题。

 

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改革开放开始以后，为了尽快使人民富裕起来，我国曾经实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创造了由先富到由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现在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建成，人民的富裕水平大大提升，但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进入新时代所要解决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就包含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理念，就是要在发展中共享、在共享中发展，努力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在共享发展中，人民群众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在民生改善中有更多获得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明确为生产力不意味着不需要研究生产关系，就像研究生产关系不能脱离生产力一样。中国的发展问题离不开生产关系分析，只有政治经济学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两者结合在一起分析产生的理论才能准确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需要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优势推动经济发展。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改革不要纠缠于“姓社姓资”，但政治经济学需要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清公有和非公有。这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功能使然。但分清公有和非公有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各自的领域各展所长，平等竞争、共同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对象和主线的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在生产关系上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它还要提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下经济运行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所提供的经济学理论是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是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所要包含的内容，也就相应地提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在经济学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是政治经济学的职责，但是它不仅仅是思想教育教材，还要为我国的经济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经济理论指导。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必须是政治经济学，它要成为主流经济学，就是要求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对国家的经济决策、经济发展、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二、财富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范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就明确了财富这一基本范畴以及创造财富的源泉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增进社会财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促进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提供了价值创造理论，同时也提供了财富创造理论。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结合。财富是属于使用价值的范畴。根据马克思关于财富和价值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注重价值分析还是注重财富分析，服从于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和任务。虽然劳动价值论揭示的经济学原理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分析，尤其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分析，但价值论对谋求增进国民财富的社会主义经济分析明显不足，财富范畴和财富分析的重要性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价值和财富的区别中得到说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价值。马克思依据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明确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而且揭示出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从而发现无产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并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科学结论。因此价值分析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揭示过程。而在今天进入了建设新社会的时代，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目标是要建设这个社会，寻求这个社会的建设者。根据这个分析目标，更需要财富范畴和财富创造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财富范畴，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如下规定：第一，财富就是使用价值。“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2004）。第二，财富就是社会总产品。价值和财富不是同一个量。产品的价值包括转移的旧价值（C）和新创造价值（V+M）。V+M即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也就是马克思所定义的价值产品。价值分析认为，C是转移价值，不是新创造价值。但财富分析则非常重视C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它本身是财富的一部分，新创造的财富是C+V+M之和。C作为劳动的物的条件对财富创造起重要作用。第三，积累的资本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大。这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他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马克思，2004）。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是：一极的财富积累，一极的贫困积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仍然需要通过资本积累来积累社会财富，以扩大再生产，其目的是为全体人民谋福祉，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第四，财富的形态。最初明确的财富是物质财富，进入现代社会，服务也由马克思时代的资本家的奢侈品成为普通民众的必需品。马克思当时还预见到，未来社会自由时间是衡量财富的重要尺度。劳动时间缩短可以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随着工业文明时代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山绿水也是金山银山”，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多样性的生物、绿色的环境是宝贵的生态财富。这种财富观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样财富形态就由物质财富扩展到服务财富、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

 

基于上述财富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财富观：一是明确财富增进的目的是增进人民的福祉，需要创造更多的财富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其中包括公共财富和家庭财富的增长；二是寻求财富增进的源泉和动力，不仅要明确创造财富的要素，还需要明确资本积累对财富增长的意义，这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在此基础上，财富分析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会推动多方面的理论创新。

 

第一，与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不同，财富创造过程就是劳动过程本身，劳动不能孤立地创造财富，需要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创造财富，财富是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共同创造的。特别是随着科技进步，劳动以外要素对财富创造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它们直接影响劳动生产力。因此财富分析需要研究创造财富的各种要素，研究其在财富创造中的要素组合关系，以及在生产方式变迁中的历史特性和动态结合关系。从财富创造的角度看现代社会，就如马克思指出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尤其是“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一方面因为直接劳动变成主要是看管和调节的活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在马克思看来，“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这个结论对新时代寻求发展的动力非常重要。

 

第二，由于价值和财富的源泉不尽一致，价值分配和财富分配不同。价值分配是指新创造价值在必要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分配，以及剩余价值在资本家内部的分割。由于财富创造是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集合。财富分配是在参与财富创造的要素所有者之间按照各自对财富的贡献进行分配。其中，与资本、技术、管理并列的劳动准确地说只是指直接劳动。技术和管理、数据等要素也是劳动，属于马克思讲的复杂劳动，“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马克思，2004）。财富增进要求各种创造财富的要素充分涌流，就要使各个要素所有者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由市场评价贡献，由贡献决定报酬”体现对要素报酬的客观评价。由此产生的各种要素分配份额不是谁剥削谁的问题，而是谁贡献大谁得到更大份额问题。这种公平原则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与要素组合的效率原则是一致的。其效应就是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各种要素创造财富的活力充分迸发，真正实现马克思所期望的社会财富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

 

第三，生产力水平的评价标准。以价值来评价生产力水平，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不论生产力有何变化，创造的价值是不变的。特别是对科技的生产力评价，价值论只能说明首先采用先进技术的生产者比其他生产者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马克思，2004）。但是改良的技术被全社会采用，这种超额剩余价值就消失。而以财富来衡量就不一样了。马克思的财富分析发现，生产力是具体劳动的生产力。生产力水平是由同一劳动时间中创造的使用价值来衡量的。就像马克思说的，“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摇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别。在同一个时间内，中国人纺一磅棉花，英国人可以纺好几百磅”（马克思，2004）。显然科技在这里的贡献不是用价值而是用使用价值量也就是财富量来衡量的。正因为如此，“科学获得的使命是： 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显然，从劳动价值的角度已经无法充分评价科技的价值。财富分析可以准确评价科技生产力的价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基于财富分析作出的评价。

 

上述财富与价值的区别都涉及政治经济学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财富作为基本经济范畴并注重财富分析，其理论和实践价值都是价值范畴和价值分析无法替代的。财富分析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终意味着：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就是增进财富的过程。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经济运行分析和经济发展分析都是以促进财富增进为目标。

 

三、问题导向推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以问题导向研究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意味着不仅从实际出发，还要回到现实，解决实际问题。这是理论创新的源和本。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问题导向有明确的针对性。第一，摆脱先验论导向。由先验的理论出发求证先验的理论，只能形成脱离实际的教条，不能解释现实的经济问题。第二，克服模型导向。模型导向是近年来出现的，模型分析实际上是方法问题。先是建立模型，然后找数据进行推导，在此基础上得出某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模型导向作为依据数学模型的抽象分析，着力点不是针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创新。一些学者采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采用通用的数学模型，用中国的数据，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这种研究实际上还是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不能看作是中国特色经济学，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中国案例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简单排斥模型分析方法，但否认模型导向。需要的是重大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导向的理论创新。原因很简单，现阶段的中国需要的是解决中国人的吃饱穿暖共同富裕问题。

 

问题导向同理论创新密切相关。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起导向作用的问题是什么？是时代问题。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所处时代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推动理论创新。每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同各个时期的理论需求相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以此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凸显了“发展”特色。进入新时代，面对发展的阶段性问题，相应的需要创新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问题。

 

首先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导向。社会主要矛盾涉及生产力水平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每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同各个时期的理论需要相关。虽然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富起来时代转向强起来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影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因素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问题就成为理论创新的导向。解决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其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导向。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30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由低收入阶段转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潜在的增长要素已经得到了充分释放，主要表现是：剩余劳动力支持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明显减少；支持高投资、高储蓄的人口红利明显减少，物质要素供给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正在制约经济增长。由此，发展的难题凸显：传统的依靠资源投入的发展动力衰减，资源环境供给达到极限，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开放质量不高，收入差距严重扩大导致人民对经济发展的获得感不足。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就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相关的重大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高质量发展问题，既涉及制度创新，又涉及运行和发展等方面的理论创新。

 

问题导向的进一步问题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否仿照《资本论》的抽象分析方法来建理论体系呢？这需要研究《资本论》抽象法的客观条件在现阶段是否具备。

 

首先，马克思讲的研究方法，有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研究方法，由具体到抽象，第二条道路是叙述方法，由抽象到具体。他把抽象出的最本质的范畴商品作为写作的起点，然后循着抽象到具体的逻辑一步步地建立起严密的理论体系。研究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不能像《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那样抽象出一个最像商品那样的基本的范畴，从它开始来分析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因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还是一个不成熟的社会形态，还在完善和发展中。

 

其次，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面对多种生产关系存在，抽象出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马克思，1995）。而面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不只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充满活力，而且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混合也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在此背景下，公有制经济不可能成为掩盖其他所有制色彩的“普照之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就不能限于对公有制的研究，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这样，对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来说，问题导向涉及研究层面问题。问题导向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问题。所谓解释现实，就是要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而不是越来越深入到抽象的象牙塔中去。

 

分析某个经济体通常涉及4个层面。一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层面；二是经济运行层面，即资源配置层面；三是经济发展层面，即从落后状态向现代化状态的研究；四是对外经济层面。长期以来，经济学科似乎有一种分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限定在生产关系上，经济运行问题研究交给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的研究交给发展经济学（也主要是西方的），这样，政治经济学就只剩下几个干巴巴的关于生产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和教条。实践证明，这种学科分工是不准确的。马克思当时创立政治经济学时有6册计划，包括：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可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既涉及制度分析，也涉及经济运行和发展分析。《资本论》只是马克思6册计划的第1册。这意味着不能把《资本论》看做是其政治经济学的全部。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学，上述4个层面都是所要分析的。不仅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和规律，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还要提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理论，以及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经济发展理论。进入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织，中国经济需要在开放中实现发展，世界经济问题也就成为中国经济问题。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同制度分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经济制度分析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是基本经济制度3个方面，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运行分析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是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国家安全问题。经济发展分析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是将新发展理念融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对外经济分析涉及的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展中国经济问题。

 

四、关注基本经济制度优势的制度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毫无疑问要从基本经济制度分析起。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别从生产、分配和交换3个方面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优势就表现在从各个方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市场经济体制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制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和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反映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在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方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每个方面都涉及过去所认为的对立的两个方面制度安排。如公有制和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和要素报酬、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放出的非公有制、要素报酬和市场经济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但对其同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的关系，人们往往是从对立论去想方设法限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认后就需要从共存论去认识两个方面的制度共存。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显示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优势。

 

从共存论认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优势。一是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动员了一切发展生产力的资源和活力。尤其是外资的进入，民资的迅猛发展。单就民营经济来说，现在90%以上的企业是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随着改革的深入，其进入的领域和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打破了民营经济只能进入社会化水平低层次领域的教条，在竞争性领域所能进入的领域只以其竞争力为限，而且正在进入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和公益性领域。二是与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在竞争性领域、追求利润目标不同，公有制经济主要在公益性和自然垄断性领域，虽然也有效率的要求，但更为关注公益性方面的目标。公有制为主体不再是指公有企业为主，而是指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可以从制度上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三是多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竞争，促使国有制经济改革自身的体制、有进有退，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从而增强公有制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显然，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存在竞争关系，但是可以在各自见长的领域各展其长，各自发挥自己的制度优势。

 

从共存论认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优势。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要使一切创造财富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的活力竞相迸发，充分释放了发展经济的潜力，同时又促进勤劳致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种分配制度的实现形式是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其内容包括：首先，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原则（按投入、按贡献、按市场供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为：市场评价贡献，贡献决定报酬，这体现分配的效率原则。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同按劳分配为主体是否冲突？关键是科学判断按劳分配收入的内涵和外延。在参与收入分配的要素中的劳动收入，不只是指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的收入，即直接劳动收入，参与收入分配的要素中技术和管理要素实际上也是劳动收入。根据马克思对“总体生产劳动”的定义，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劳动属于总体生产劳动。他们得到的收入也是劳动报酬。技术要素、管理要素的报酬是复杂劳动的报酬。如果这部分劳动报酬得到承认，并计入劳动报酬总量，按劳分配为主体应该是有保证的。

 

从共存论认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制度优势。在市场化改革初期，经济学界（尤其是国外经济学界）有一种教条，认为公有制不能与市场经济结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打破了这种教条，在所有制领域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第一，公有制经济被明确为公有资产，包括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在此基础上明确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股份制企业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改制国有企业，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第二，在政企关系改革中，一方面实行政企分开，将政府职能和公有制企业职能分开；另一方面实行政资分开，将行政管理同国有资产管理分开，国家对国资的管理由管企业转向管资产并进而转向管资本。这样就消除了公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制度性障碍。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第三，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的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结合。两者各司其职，互相配合。

 

显然，从共存论说明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包含的两种制度安排，不存在对立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各展其长的关系。因而没有必要谁限制谁，更不能提谁优谁劣。进一步需要研究的是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治理优势问题，关键是解决其实现形式问题。这意味着经济制度分析不能停留在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分析，还需要拓展到其实现形式的分析。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主要实现形式是混合所有制，以股份制为代表。混合所有制的实质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同一个企业内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产权理论是所有制理论的拓展。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不只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还要成为产权主体。对企业来说，最致命的风险是产权丧失，最重要的收益是财产增值。把人们经济活动的努力和财产权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稳定持久的激励。现代产权制度不仅要求明晰产权归属，从而明晰产权收益和受损，还使产权激励成为市场经济最强大的动力源，产权的界定、配置和流转把人们经济活动的努力和财产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稳定持久的激励。党的十九大提出，完善产权制度是要突出产权的有效激励功能，为各类企业增强活力、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提供产权动力和机制。国资管理也相应的转向管资本为主。此外，产权制度还有结构问题，如股份制中出资者产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农地制度中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所有这些制度安排进一步放大了所有制安排的制度优势。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各种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关键在两个方面制度安排。一方面明确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原则，即由市场评价各种要素的贡献，按贡献决定要素报酬。这样既促进了企业对要素的有效组合，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又促进了贡献大的优质要素的供给。另一方面根据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要求提高一线劳动者的收入，存在于三次分配中，在初次分配阶段就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增长；再分配阶段更要讲公平，健全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机制；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建立先富帮后富的机制。不仅如此，增加直接劳动者的要素供给，通过加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使劳动者也能拥有非直接劳动生产要素从而获得非劳动要素的收入。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要素报酬同按劳分配的相容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现形式涉及的是经济运行问题，是下一部分的内容。

 

五、关注效率和均衡的经济运行分析

 

经济制度分析是经济运行分析的起点。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运行的任务是根据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寻求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服从于资源最优配置的目标，经济运行的微观分析关注效率，宏观分析则关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均衡。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运行理论建立和发展的中国实践主要有两个：一是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者明确了经济运行的体制背景，后者明确在供给端解决质量、效率和结构问题，寻求发展的新动能。据此，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运行的研究突出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从要素配置和组合两个方面明确经济运行的效率目标。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马克思理论中有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如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最早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提出的，意思是各种要素集合所产生的生产率之和大于各单个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之和。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作为经济运行所要追求的目标表明其开放性，对西方经济学概念的正确运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仅涉及市场决定资源流到哪里（部门、企业）去，还涉及市场决定各种要素（资源）的组合。各种要素在企业中、在行业中集合，以各种要素市场上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为导向，形成最有效率的要素组合。这种要素组合需要相应的分配方式相配合。其效果是：各种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寻求经济运行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说：“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在需求侧明确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的协调拉动。这是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宏观拉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其中尤其要重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长期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既要解决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过剩并存的结构性问题，又要解决供给侧的动力不足问题。与需求侧突出的市场选择不同，供给侧则突出经济激励，突出的是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一是降低企业税、费、利息和社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使企业轻装上阵；二是保护企业家财产，激励企业家精神。

 

第三，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研究经济调节机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调节机制的核心内容。市场调节即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作用不只是在克服两极分化、外部性和宏观失衡等方面的市场失灵，还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及宏观总量均衡。因此所要建立的经济调节机制是强政府和强市场的协同。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制度安排。首先，明确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给市场调节资源配置足够的空间，相应的宏观调控转向区间调控，以逆周期调控方式，防范系统性宏观风险。政治经济学所论证的合理区间是指，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处在失业率的上限和通货膨胀率的下限之间。区间调控把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3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组合起来，分别作为经济运行的“上限”和“下限”。明确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集中精力转方式调结构。其次，要使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就要完善市场机制。其内容包括：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建设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地进入各类市场并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要素自由流动，企业自由流动，产品和服务自由流动。市场规则公平开放透明。

 

第四，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是在虚拟资本基础上产生的投机性经济。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之本。一国的经济最终是由实体经济支撑的，一国的财富是由实体经济的增长实现的。根据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虚拟经济在实体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且服务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存在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投资选择机制，从而存在进入实体经济的通道。银行信用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不是虚拟经济，利用信用机制进行投机就是虚拟经济；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不是虚拟经济，以股票在股票市场投机就是虚拟经济；购买房产用于居住不是虚拟经济，购买房产用于投机就是虚拟经济；外汇用于进出口不是虚拟经济，利用外汇进行投机套利就是虚拟经济。现代经济不可能没有虚拟经济。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虚拟资本的范围大大扩大，收入可以资本化的不仅包括马克思当时所指出的债券、股票，还有外汇和金融衍生工具，如金融期货、股票指数、期权等。所有这些既是现代经济进步的说明因素，也是现代经济矛盾和危机的说明因素。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虚拟经济的膨胀和紧缩来说明。虚拟经济领域中的过度投机可能产生越来越多的资本不是直接投入实体经济而是投入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市场之类的投机性市场，其结果是在实体经济部门资本投入严重不足，同时在投机性市场上投资过度而出现泡沫经济。现阶段对实体经济的最大冲击是虚拟经济。脱实向虚会使经济成为无本之木。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振兴实体经济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确保对实体经济足够的投资；二是给实体经济企业足够的激励，特别是降低其运行成本。

 

六、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分析

 

经济发展也就是发展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也就是遵循生产力自身的规律发展生产力涉及发展的规律和相应的发展理念。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所要遵循的规律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发展理念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现代化。政治经济学提供的发展理论既要从实际出发，也要反映中国的制度特征。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紧接着进入现代化建设阶段。在此背景下提供的发展理论就是依据新发展理念建立现代化理论。

 

第一，依据共享发展理念研究现代化目标。现代化与全面小康相比，不是简单的数量评价指标上的改变，而是质的提升。这就涉及现代化的目标和参照系的设定和基本现代化评价指标的确定。政治经济学贡献的现代化理论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现代化进程指的是进入现代增长阶段。大致包括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经济结构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根据两步走现代化方案，基本实现现代化是要使人民生活更为宽裕，而到全面现代化时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基本实现现代化阶段，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到全面现代化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显然，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共享发展成果的现代化，可以有效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依据创新发展理念研究现代化战略。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驱动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应用和扩散，是创造新的增长要素。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在全球价值链竞争的背景下，不仅要鼓励自由探索的创新，更要明确创新的国家目标导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技术创新的源头转向了来自大学和科学院的科学技术的新突破，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创新驱动和现代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需要关注科技成果的转化，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衔接和集成，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就成为创新研究的重点。

 

第三，依据绿色发展理念研究现代化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当年推进现代化时处于工业文明时代，资源环境的供给相对宽松，他们可以无所顾忌、无障碍地高排放并掠夺国外资源来支持其粗放方式的现代化。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习近平，2013）。新时代的现代化是在生态文明时代的现代化，已经没有先行国家当时那种资源、环境。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需要由高消耗、高污染转向绿色发展之路。所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第四，依据协调发展理念研究二元结构现代化。二元结构现代化问题是发展的基本问题。进入新时代，传统意义的工业化、城镇化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二元结构现代化突出需要补农业现代化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化（市民化）两块短板。这是实现协调发展的重要领域。就补农业现代化短板来说，我国已有的三农发展是在三农以外解决三农问题，即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镇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市民化解决农民问题。现在三农问题进入了新的起点，需要直面三农来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强，需要构建与居民消费快速升级相适应的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民现代化，实现农民富，不仅要富裕农民的口袋（物质），还要富裕农民的头脑（精神）。农村现代化，实现农村美，在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基础上建设美丽农村。乡村振兴需要着力解决农村的最基层乡村的振兴问题。即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再就新型城镇化来说，有两个方面新内容，一方面推进人的城镇化，突出在市民化，不仅是进城的转移人口，还要求留在农村的农民都能与城市人享有平等的市民权利。另一方面推进城市发展要素进入农村，实现城乡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

 

第五，依据开放发展理念研究对外开放。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其国际背景。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40年开放的背景下，中国需要由对外开放提升到开放发展的新理念，相应的有两个重要转型，一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二是开放要同提高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增强自已的国际竞争能力结合起来，建设内需型开放型经济。这样，开放发展与已有的对外开放相比有如下提升：一是，以出口导向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二是，参与全球化经济由突出禀赋的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转向谋求竞争优势。培育国际竞争优势从而提高开放效益就成为新的开放战略。三是引进国外要素的重点由物质要素转向创新要素。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特点是广泛利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和知识存量。前一时期我国主要通过引进外资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进的重点转向国际创新要素，特别是高端创新人才，国际合作也重点转向科技合作。四是对外开放与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结合。其中包括扩大内需市场对外开放。外资准入的范围由制造业扩大到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五是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涉及金融、外贸、外汇等体制全面开放，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国际流动等制度性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载体。

 

基于上述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思想开启现代化的行动，就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经济体系就涉及：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这些将成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来源：《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