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春，让 – 弗朗索瓦 • 雷韦尔（Jean-François Revel）的《哲学家何为？》由朱利亚尔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的基本论点是，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它要做的就是给科学和精神分析让路；哲学在它们问世之前勉勉强强发挥的作用，从今以后要落到它们身上了。雷韦尔想由此证明，在矫揉造作和故作高深的掩饰下，海德格尔、拉康、列维 – 斯特劳斯、梅洛 – 庞蒂、萨特以及其他赫赫有名的人物的哲学思想（或自认为的哲学思想）贫困得可悲。他的讽刺性小册子激起了一些骚动。拉康——他的《郊区的马拉美主义》为作者提供了靶子——曾在研讨班中践踏（此处为本义 )(1)《哲学家何为？》。梅洛 – 庞蒂利用自己 1958 年 2 月接受玛德莱娜 • 沙普萨尔（MadeleineChapsal）采访之机，对这本书进行了几乎与拉康同样优雅的抨击（“这本书让人想到斯大林对最美好时代的叙述”）。萨特在一次他可能没有宣读过的讲演稿中，指责了一位曾得出结论说“哲学家是应该被扔给狗的骨头”的“非哲学家”粗人。列维 – 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一书中摆出一副小学老师的姿态，长篇大论地解释为什么“雷韦尔先生不得跟我争辩”。(2)

阿尔都塞对这本书另有看法。他在 1957 年写给女友的信中说：“这种鲁莽放肆让我特别高兴。”毫无疑问，尤里姆街的这位“辅导教师”(3)很喜欢这种挑衅。此外，雷韦尔当时还是阿尔都塞的朋友，后者当时打算和他一起出一套批评文集。但是雷韦尔的书——在同一封信中，阿尔都塞承认它“不是特别有力”——让他感兴趣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分享了这种反哲学的灵感。

具体是以什么方式呢？请读者自己来判断。1957 年 10 月 8 日在巴黎雷恩（Rennes）街 44 号，当时由雅克 • 南特（Jacques Nantet）主持的一系列题为“开放的圈子”的报告讨论会上，发生了一场围绕《哲学家何为？》的辩论。这场题为“人人都能搞哲学吗？”的辩论，参加者有弗朗索瓦 •沙特莱（François Châtelet）、莫里斯 • 德 • 冈迪拉克（Maurice de Gandillac）、吕西安 • 戈德曼（LucienGoldmann）、罗贝尔 • 米斯拉伊（Robert Misrahi）和让 • 瓦尔（Jean Wahl）。阿尔都塞在辩论之后讨论中的发言——根据他第二天写的一封信中的说法，一次“凯旋”——两个月后发表在《开放的圈子》杂志上。我们把它原封不动地转载如下。

我在想这个主题(4)——尽管它已经被提出来了——是否值得花这么长的篇幅来研究。人人都能搞哲学吗？我认为米斯拉伊说得很有道理：无论你怎么定义哲学，很明显，没有准备就不可能搞哲学。学搞哲学和学走路一样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我们能听到的这些陈述，引出并触及了许多重要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5)哲学语言的难题，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可以称之为“哲学行话”的难题。这个难题非常重要，但它是个屏蔽难题(6)，所以相对而言是个假难题。实际上，人们总是认为可以表明哲学有权拥有一套技术语言。难题在于搞清楚哲学是否有权将自己视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因此，在我看来，这个哲学行话的难题不能从它本身来考虑，而是必须把它与构成其正当性、其合法性，即哲学作为哲学而存在的权利，直接关联起来。这似乎就是从这场辩论中浮现出来的基本难题。

无论我对雷韦尔的著作可能有什么保留意见——今晚我已经听了很多保留意见，我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复述它们——我实质上都分享了他的工作的主要灵感。我相信，雷韦尔以自己的方式，专属于他的方式，凭其个人天赋，从某个侧面触及了一个当代人关注的核心难题，尽管这个难题并非始自今日。实际上正如沙特莱和戈德曼所说，它始于 18 世纪。

这个难题就在于搞清楚，就哲学的自我期望来说，就将哲学与其他学科、其他活动、其他精神和知识姿态区别开来的东西来说，实际上我们是否不必摆脱哲学，至少不必在其基本的本质方面摆脱哲学，像我们必须摆脱宗教一样。

世界上存在着整个一系列不同的精神姿态，它们都想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但它们并不能因此逃避一种批判，一种人们可以针对它们的凭证进行的考察。当我们问哲学是否能够存在、是否已经存在、是否有权存在时，我们提出的问题与人们在 19 世纪可能对宗教提出的问题是同一种问题：它有权存在吗？也就是说，它能以什么凭证不仅证明自己在当前的存在的合法性，而且还证明自己在未来继续存在的奢望的合法性？

我认为，除非在一种历史的视野中，否则今天几乎不可能提出这个难题。对历史稍加回顾，就可以发现哲学可以提出的凭证、它与不同学科之间保持的关系，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尽管如此，哲学最本质的东西似乎就在于，它是根据一种同样的基本奢望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的。

我要建议的是努力去确定哲学可能是什么，其本身面对的凭证可能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雷韦尔通过指出哲学夺取来自外部的难题，通过指出哲学只是关于已经解决了的难题的科学，可以有助于这种批判。因此，当哲学消灭了一切异质起源的东西时，当它面对它自身时，哲学如何能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如何能定义自己，而且它能提出什么凭证来为自己辩护？

进入这个难题有两种方式：一是尽力让哲学家说话，二是尽力看清楚哲学家的话语如何出现。如果是让哲学家说话，我们最终要问他，他凭什么能证明他的奢望具有合法性。哲学家首先会说，正是他在追问事物的原初(7)意义——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都是如此。哲学家总是或多或少知道什么是事物的根本起源。正是他通过一种在一切现有的意义以内进行的反思，掌握了一切可能的意义和一切现有的意义的起源。实际上，正是他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东西，并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东西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别人所掌握的意义的意义是什么、别人所作出的姿态的意义是什么，知道人们所从事的行为的意义：正是他以某种方式声称自己掌握了真理的起源甚至出生证。无论他是柏拉图学派哲学家，还是变成那种百科全书式哲学家（历史上曾有过几个例子），又或者他对人类经验的总体化必要性不那么敏感，总归永远是他在努力从起源上去发现一切具有意义的东西的意义本身是什么。这实质上就是哲学家为哲学作出的辩护。

现在，我想以另一种方式来提出这个问题，去追问由哲学家本人为哲学家作出的这种辩护是怎么出现的。我想从更历史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我这里要说的东西非常笼统，它们需要从细节上得到辩护。我希望不要触犯到我的听众的敏感处。

无论是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在我看来，当哲学家以这种奢望来定义自己时，他事实上站在一个模棱两可的、矛盾的立场上。让 • 瓦尔先生刚才说，根据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说法，艺术家根据其他艺术家来定义自己，诗人根据其他诗人来定义自己。那么，在哲学家那里，至少在伟大的哲学家那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事实上是根据他们所拒绝的哲学来定义自己的，并且他们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正在为摆脱哲学所做的努力，是历史上所有伟大哲学家都进行过的努力。我们看到，柏拉图力图清算一种哲学，诡辩派哲学，主观论哲学，在他看来，后者是他的时代的威胁；笛卡尔力图摆脱他所谓的虚假的形而上学，经院形而上学；康德发展了整个一套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等等。在这方面，我们只是他们的继承人，我们追随着同样的灵感，我们使这种灵感得到延续。

为什么那些哲学家觉得有必要摆脱现有的哲学呢？因为他们认为它们在某些方面具有威胁性，认为它们会危害某些相关的事业，某些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业。无论是柏拉图时代客观反思的构成，还是康德对牛顿物理学的捍卫；无论是自然科学在其中得到发展的客观性领域的构成，还是胡塞尔对 19 世纪末（物理学危机之后）威胁着所有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主观主义的斗争；我们看到哲学家都试图摆脱在他们看来对人类未来有危险的哲学。

因而正是在这里，上演了这个哲学难题的主要悲剧：甚至在伟大的哲学家试图摆脱哲学时，为了摆脱它（即为了忠于我们所关注的目标），他也要创立一种哲学。以康德或胡塞尔为例。就康德而言，他力图摆脱相对主义经验论的努力，实际上导致了对在他看来具有威胁性的整个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斗争，但为了承担这项任务，他只能创立一种哲学，也就是说，重新回到他认为的一切意义(8)和一切客观性的起源的东西。在我看来，伟大的哲学家为了摆脱哲学而付出的这种努力的必然对等物，就是对我们称作哲学的东西的求助。在这场战斗中，想要摧毁哲学的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躲进了应该称之为哲学的背后世界(9)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从这个世界走了出来。这个世界是一个鸡蛋，他就是从外面观察这个鸡蛋的人：他从中走出来，就是为了宣布它是一个鸡蛋，宣布这就是他从中走出来的那个鸡蛋的意义，他要把它陈述出来。在我看来，哲学家相对于他想要为之奠基的意义的这种后撤，完全是哲学的本质自身的构成部分。

既然我使用了“根基”(10)一词，我认为，哲学家生活在一种情感中，即为了证明他所捍卫的事业的合法性，他必须从该事业出现的领域本身中走出来，也就是说，从这项事业受到捍卫和攻击的那个世界走出来；并且在他看来，有必要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原初的距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伟大的哲学家身上看到这种双重的战斗在上演，这既是一场破坏战又是一场奠基(11)战。

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有没有可能恢复这个伟大的哲学传统，批判的传统，去破坏现时代的意识形态，而又不重新创立哲学（这次是非常精确意义上的哲学），不躲避到这种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退隐的点——它对哲学家来说，将是一切可以陈述的事物的起源，一切可以断言的事物的根基——上去？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不创立哲学的情况下拒绝哲学？

关于这一点，似乎已经得出的观点是，就自然科学来说，哲学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自然科学从哲学中产生。但人文科学的情况却不相同：戈德曼已经正确地指出，现有的社会关系模式不允许出现一个会出产多余的对抗的精神等级(12)。

这里我想举马克思为例——我不是说他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只是力图在哲学看起来甚至最活跃的领域即人文科学领域摧毁哲学。马克思关于哲学终结的文本世人皆知。他宣告了在人文科学的基础领域，确切地说是在历史领域，终结哲学的必要性。在我看来，实际上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断言，而是马克思抵达这一点所走的道路。我们都知道，这条道路就是青年马克思著作的道路，他在那些著作中挣脱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最终达到了自己思想的成熟。

关于人文科学，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哲学一词，即这种找到历史意义——因为这里关键的是历史——的奢望，最终以与一个时代对自己的幻觉相一致、即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方式，回到了哲学家那里。而且在马克思那里方式非常明确，终结历史领域中的哲学，就是对现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包括对它们与所考虑的历史整体(13)的联系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只有从关于历史的科学理论被构成的那一刻起才成为可能。戈德曼在一个特殊领域所做的这一尝试，马克思对黑格尔也作过。他对自己在其中得以成长的哲学进行了批判，并从中挣脱了出来。对他来说，“终结哲学”的口号有一个极其明确具体的目标，它只有与一门历史学科同时出现才有意义，而这门历史学科可以帮助他建立一种关于哲学的理论。

我相信如果有人问：哲学将会变成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把变成哲学史指定为它的任务。这里的哲学史不是在古典哲学家所理解的意义上，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说的，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史就在于追问一种哲学是从哪一刻开始诞生、起飞和死亡的。

（作者：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译者：江西师范大学教授，“阿尔都塞与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来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微信公号 ，原载“东方学刊”；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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