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马克思是对的》节目，简明扼要的向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这在当前具有针砭时弊的意义。

时弊是什么？是十八大之前，中国社会上长期积累的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淡漠和蔑视。

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使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初心又一次旗帜鲜明的，有针对性的回归到全国人民面前。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根本就不应该存在问题。但在改革开放的动态发展中，这个缺口被打开了，首先是从经济理论领域被打开的。

一些经济理论界的人士，信服西方华盛顿共识，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奉若神明，看不到这只手对剩余价值的盗窃。认为要改革就要接受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的领导。他们膜拜从奥地利学派到芝加哥学派的一切市场原教旨主义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淡化西方经济危机现象，确信古典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自由和秩序可以最终和谐，自动平衡。

其中奥地利学派因为主观主义价值论，敌视一战和二战前后出现、兴起的社会主义现象，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其极端的意识形态，在西方经济学学术中令人侧目。上世纪70年代以后，以芝加哥大学教授为主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坚持私有化，主张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干预，获得诺贝尔奖者众多，故长期据美国主流经济学地位，至今依然用政府补贴企业为名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不过，自金融危机以来，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经济学派受到越来越多关于加剧美国收入不均衡的批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德朗表示，芝加哥学派经历了一个“智力崩溃”。连西方经济学界同行都无情嘲笑其市场极端自由化的论述，但在中国经济学界成了“香饽饽”，被党内外一些人当成改革良方。

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的科学，从来不彻底否定某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例如对于无论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本来的宗旨，就是提倡每个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马克思把人类理想定义为自由人的联盟。马克思的自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从物质的解放到精神的解放，从阶级的解放实现个人的解放。而新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虽然是从人的自由出发，如林肯解放黑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但是归根到底，是资本的自由，是攫取剩余价值的自由，这种自由，最终只能产生一种少数人富裕的自由，产生多数人形式上的自由和实质上的相对贫困。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加以揭露。同时，对于市场自由主义从历史上反对封建特权出发，提出的市场公平竞争，反对权力寻租，反对用权力干涉价值规律等相对积极因素，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赞成的，而且身体力行。

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内左倾错误，首先打出了反对共产风的旗子，在以后多次会议和讲话中，提到共产风就是无偿剥夺劳动，反复强调尊重商品经济规律和价值法则，反对官僚主义特权。特别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纳成“造反有理”四个字，鼓励人民群众在各行各业以及在生产关系上的改革创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对权力的官僚主义，冲破压制，坚持史无前例的自由平等。1992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本意也是用市场手段，自由平等取得资源，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在深入毛泽东开创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迈出了新的探索的一步。

马克思是对的。言语平直，显示了真理的平凡。

从改革开放后出现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某些所谓“与时俱进”，到今天我们坚定的提出马克思是对的，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生命力，以及事物本身的辩证法。但是，回顾历史，为什么我们从曾经亿万工农兵、知识分子学马列毛原著，出现怀疑甚至背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再回到马克思是对的，出现这样一个几十年的历史曲折呢？

根本原因，首先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被新自由主义学者所误导，用主观需求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从而否定剩余价值论。虽然基本上重视了马克思第一个发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但是，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忽视了马克思的第二个发现：剩余价值论。恩格斯说，

“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失之毫谬差之千里，淡漠剩余价值理论，主要是政学两界的精英们远离人民群众所致，他们片面笼统夸大市场决定作用，违背公有制占主体的基本前提，把约束甚至肢解公有经济，单方面保护私有经济，误以为自己的责任，把发展导致两极分化看成必然逻辑，自觉不自觉的在改革开放中充当了资本主义的喉舌，充当了中国两极分化的催生婆或者代言人。他们根本忘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的，我们进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其次，在思想方法上，一些人用实用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断实践认识链。从曾经的空头政治错误走向鄙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另一个极端，或者片面强调“大胆的试”和“摸石头”，废弃来自实践的顶层设计，或者依靠少数精英在某些改革中照搬西方的“顶层设计”，脱离实践摸索，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陷入不可知论。终其原因，是他们忘记了恩格斯的名言：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思想上实用主义的结果，只能是错误认识“发展是硬道理”，牺牲共同富裕。欲借新自由主义之利，却饱尝新自由主义之害。

其三，在实践标准上，只强调少数人的实践，忽视了马克思和毛泽东一再强调的社会实践，在改革中背离了我党一贯的群众路线。在一些改革中，人民群众从改革的主体沦为改革的对象，使得一些改革没有经过审慎的社会试点就全面推开。例如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产业化，市场化、私有化的泛滥；劳动力市场化的实践，虽然建立起了一支空前庞大的产业工人大军，但是劳动者雇佣化、低廉化，在全球化的大生产中，冲击了传统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让步，如日本企业的终生雇佣缩减到不足13%；对资本要素参加分配开闸放水，违反价值规律的国企资产“冰棍论”、违反等价交换原则，把投资引资者当“恩人“”亲人“，违反道德和法律约束，打开监狱找“能人”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出现了自苏联解体后规模最大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

建国近70年以来，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展现了极大的活力。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今天全球经济的引擎，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举国体制的胜利。准确总结我们走过的曲折、存在的局部和支流问题，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在矛盾中发展、进步的。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每个人都要读《资本论》，二三十年不行，就100年。当时的条件，是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缺乏感性认识，我们刚刚对占人口85%的文盲进行了扫盲活动。由于眼界局限，我们习惯于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去描述现代资本主义。今天距离那个时候已经远去，每年有近千万的受过高等教育者，正在不断的提高中国社会的文化素质。在经济全球化、经济成分多元化、公有制不占主体的今天，人们对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陌生。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矛盾运动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客观需求，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已经从课堂灌输变成一切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者精神的自然需求，成为精神食粮。

这正是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时，提出的“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的社会客观性。这个客观性，也必将指导我们的实践：

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这些，就是重新认识《马克思是对的》的现实意义。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新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