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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梅 | 也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与顾海良教授商榷
点击:  作者:刘学梅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发布时间:2019-01-18 10:54:40

  

【摘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做到“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严格区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的内容;其次要做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宝库增添新内容。以中国当代经济事实为依据,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能割裂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经济学,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强调具有中国特色这一特殊性质的国别经济学。务必直面现实,实事求是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务必严肃地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批判的基础上否定和抛弃它的庸俗学说体系,吸收和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中的某些合理成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他的系列重要讲话中鲜明地强调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围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顾海良老师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资本论》文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等学术领域都有许多杰出的理论贡献。作为曾经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学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和毕业以后的工作中我一直以顾海良老师主编的教材、出版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为基本蓝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近,我先后拜读了顾海良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研修班上的讲稿《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1]1-18(以下简称《新境界》)、在《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发表的《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在《人民日报》2016119日发表的《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在《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50周年》等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总基调,对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探讨。作为后学我对顾海良老师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基本观点都非常认同。然而,我在分享顾海良老师学术成就的同时,感到还有一些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和商榷之处。我爱我的老师,我更爱老师所忠诚的神圣事业。因此,我愿意将我的问题提出来向我最尊敬的顾海良老师求教。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要不要区分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容?

 

顾海良教授在《新境界》①一文第一部分提出了“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命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中,发生着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在如何“科学对待”问题上的变化,二是在如何“丰富发展”问题上的变化。

 

对于前者,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设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提出了“四个分清楚”的要求。具体说来,包括“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1]2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现在,人类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同情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在不同的语境下阐述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会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采取的教条式的理解,或将自己的理解附加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或有意地、别有用心地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因此,“四个分清楚”归根到底还是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持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同顾海良教授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不需要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什么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什么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什么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认识是很不一致的。例如,顾海良教授没有提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流行的“苏马非马”观点。“苏马非马”观点的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运用的过程中被列宁和斯大林附加上了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具体运用过程中,由于列宁和斯大林结合俄国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而创造性地运用而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因此,列宁主义就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形态。可见,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与主张苏马非马的学者是有原则性分歧的。在苏马非马的学者那里,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式的阐述,是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解和曲解。而在我看来,列宁、斯大林结合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述,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形式,是科学真理。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之中,对所谓“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有不同的认识。由于对“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有不同认识,自然会造成人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不同的界定。因此,也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有不同观点。

 

不妨再来看一看,顾海良教授对于马克思主义“丰富发展”问题所持有的观点。对于“丰富和发展”问题顾海良教授表达了两个层次的发展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在中国运用即是发展;二是重新阐释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萌芽即是发展。首先看第一个层次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即是发展。顾海良教授写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主要如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商品经济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理论、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未来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等方面,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的实践中都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多方面的丰富发展。”[1]3

 

经济理论是经济实践的映像和反映。上述理论中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理论等是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规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经济规律怎么又会重新出现了呢?顾海良教授所罗列的理论并不能全部“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的实践中都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多方面的丰富发展。”[1]3实际上,顾海良教授在前面提到的各种理论中,只有“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和“未来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等方面”才能“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的实践中都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多方面的丰富发展。”因为,“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是涉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般性理论,而“未来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等方面”是涉及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理论,这些才是符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理论。如果硬要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只能将中国的发展方向引到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就在于要不断发展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见顾海良教授混淆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和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由于这一缺陷,顾海良教授就试图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中去理解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火花。

 

其次,从第二个层次来看顾海良教授对“丰富和发展”问题的观点,即重新阐释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萌芽即是发展的观点。顾海良教授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点在于:第一,提出“生产力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变化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理论”等。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新理论都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体系的系统阐述的某一个片段。因此,它们只有在这个体系中才有意义,否则其意义必然会被曲解。事实上,所谓的生产力理论、社会形态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和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理论等,由于后续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阐述过程中脱离了上述的马克思理论体系,已经造成了许多理论错误和思想混乱。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不予赘述。

 

以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为例做一些分析。顾海良教授写道:“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的探索中,发掘了恩格斯关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理论的深刻内涵。”[2]588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出自恩格斯1890年《致奥托·伯尼克布勒斯劳》的信。恩格斯原文是,“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2]588恩格斯这一论述的意思是,如同资本主义社会要有一个发生发展和逐步走向成熟的发展变化过程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要有一个从诞生、初步发展、到不断成熟的发展变化过程。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做了限定。这个限定就是在全部生产资料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社会生产。在这个限定范围内的变化和改革,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变化和改革。而且恩格斯说的“经常变化和改革”是指在不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下的最终走向到共产主义阶段的过程中的变化和改革,并非指最终走向私有化所进行的变化和改革。顾海良教授在文中引用的恩格斯的观点表述时,恰恰省略了恩格斯原文紧跟着的也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起到最重要限定作用的文字,即“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2]588没有限定条件的“经常变化和改革”也可以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任何变化和变革。尤其在当前西方的全面私有化、全面去政府化、全面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的情况下,这种“经常变化和变革”如果是私有化的变化和变革,其结局就难以避免地走向资本主义。我认为顾海良教授在此处应该将“变化和改革”严格限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变化和改革。

 

紧接上述引文,顾海良教授在《新境界》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上述观点丰富了他们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顾海良教授引用了马克思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跨越”的观点表述,即“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些积极的成果。”[3]571并且据此得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像商品经济、股份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等这样一些‘积极的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所‘占有’”。[1]4在这里,顾海良教授没有明确表述“商品经济、股份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是否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积极的成果,这样就容易造成对上述概念和理论的误解。“商品经济、股份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虽然在社会化分工与生产中具有某些积极因素,但是由于其本身产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因此无法避免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附带的消极因素。对于这些范畴,中国在当前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可以加以利用和占有,但必须加以限制和监管。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必须要消除这些范畴。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世界中经常出现的经济结构失衡、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就与上述“积极成果”分不开。中国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广泛发展的股份制经济、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这些“积极成果”也给本国经济发展带来许多严重矛盾和问题。顾海良教授没有多加甄别,直接将“商品经济、股份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等”视为“积极的成果”,容易误导一些没有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学者和经济改革的实践者,使其不能正确认识上述“积极成果”所具有的巨大消极因素,最终必将导致中国改革中出现私有化泛滥,误导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恩格斯所讲的社会主义是变革的社会,是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变革,若不是限定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而单纯谈继承资本主义优秀成果,非但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反而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灾难性后果。

 

在以上两段理论密切相关的文字中,顾海良教授对于“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的理解省略了“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关键的限定语,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经济、股份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笼统地归为“积极的成果”,并拿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使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在这里没有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或者说他没有区分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狭义政治经济学,或者更进一步地说是混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因此,也就谈不上“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具体的基本理论命题。毫无疑问,应该坚持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首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方法论,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经济问题还是分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经济问题都必须长期坚持的;其次,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的理论,我们是否需要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长期坚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8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做出了一些构想和预见,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内容和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因此,从整体上来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当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占绝大多数,经济日益全球化、一体化的世界格局当中,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存在着广泛联系和交往。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政治经济大格局下,中国必须要坚持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义政治经济学,据此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进程中处理好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交往中所遇到的现实矛盾和冲突,以实现自身的更好发展。

 

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其最核心的内容和目的是揭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规律。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具体条件不同,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是不同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适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样,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不适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因此,我们在分析具体经济问题时务必要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务必要区分不同生产方式下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在坚持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上,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和基本原理,又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阐述不同的理论命题和规律。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决不能教条式地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一些具体理论和范畴直接移植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否则就会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国别经济学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经济学?

 

关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顾海良教授引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主张的理论观点,“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5]559560并且据此提出,我国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必须坚持从我国当前最现实的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形成并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我完全赞同他对于理论来源于实践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但是,我并不赞同顾海良教授在《新境界》一文中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间起点的界定,也不赞同他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对象,强调的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的特殊性质。”[1]8

 

首先,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间起点问题。顾海良教授说道:“实践是理论的源泉。30多年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奠定了重要基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1]5接下来他阐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几次大会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怎样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顾文在此处以及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及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理论建设。

 

习近平同志指出: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6]

 

由此可见,我理解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体系应该从改革开放前30年为时点计起。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应该同改革开放后4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顾海良教授只强调改革开放后30多年,这样就割裂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与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理论建设的继承与发展的天然联系。而且还会授人以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成果与理论成果之话柄。我们应该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认识和分析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理论建设方面的巨大贡献。

 

其次,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问题。顾海良教授首先提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对象的非典型性或者说是特殊性的观点。[1]6他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火地岛的居民”的例子。顾海良教授的引文是:“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1]8紧接着这段引文,顾海良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学国别特色的必然性。”[1]8顾海良教授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对象,强调的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质。”[1]8我并不赞同顾海良教授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研究对象的观点。我认为顾海良教授过分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形式上的特殊性———国别特色,而恰恰忽略了其研究对象本质上的一般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

 

顾海良教授对于“火地岛的居民”的引文并不完整,其引证得出的结论值得商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火地岛的居民”的完整论述是:

“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5]153

 

恩格斯举“火地岛”的例子,是将原始社会的火地岛居民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居民相比,阐明二者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和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之中这一观点。正是由于“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或不同社会性质的生产方式,因此,具有性质上完全不同的发展规律,不能将二者置于同一规律之下。恩格斯最终要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或同一社会性质的国家,即便存在国别差异,也都以共同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作为其共同的研究对象,都遵循共同的经济发展规律。恩格斯并非强调政治经济学“对象的非典型性或者说是特殊性的观点。”顾海良教授没有完整地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火地岛居民”的例子,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或者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发展规律的不同,片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观点,错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发展规律,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国别经济学。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虽然具有由中国国情决定的自身国别特色,但更为重要的属性是,它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本质上讲是属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未来的前途和走向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

 

曾经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早期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开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在当今世界,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的典型国家,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和实践的典型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符合时代发展前进方向,是时代的经济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和实践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同马克思当年以英国作为典型资本主义国家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一样,具有特殊意义,更具有普遍意义。因此,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实践和理论构建为背景和素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仅仅理解为国别经济学,更应该理解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经济学。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对待国外经济学说”标题下,顾海良教授首先断言

“对于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异样’、‘异质’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潮,中国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交流、交融和交锋等多种对待方式,既注重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理论的菁华之处,又善于摒弃和批判其糟粕之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实践证明,对于外国的各种经济学说,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则。”[1]12

 

这一段文字包括几个重要方面的内容:第一,顾海良教授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成是两种异质、异样的经济学说;第二,顾海良教授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交流、交融和交锋等多种对待方式,既注重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理论的菁华之处,又善于摒弃和批判其糟粕之处。”;第三,顾海良教授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形成的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对于外国的各种经济学说,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对于顾海良教授所阐述的以上三个方面的理论观点,我做出如下的具体分析:

 

第一,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是不是用“异样”“异质”就能表达清楚的?“异样”的经济学说,仅仅是说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形式上的不同。这种认识显然是表面化的。“异质”虽然说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质和反动的阶级性质没有揭示出来。正如陈岱孙先生所说的:

 

“当代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还继承其前人特别是李嘉图学派解体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的固有手法,即以描述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为能事,不能、不愿意也不敢触及经济问题的本质。但现象和现象之间的联系往往与人们的常识相吻合,因而容易为人们所认同。但正因为是常识,是事物的表象,而不是事物内部规律性的反映,所以往往与真理大相径庭而流于谬误。从常识的角度接触西方经济学,就难免将西方经济学的谬误当作真理加以接受。”[7]

 

虽然,西方经济学从形式上来看具有不断翻新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即形成所谓的发展与创新。但是,不能据此就认为其本质上是具有鲜活生命力和更加趋于完善的科学,它只是具有漂亮外衣的伪科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是一百多年前的理论,但是其理论无论从形式和内涵上都远高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如果仅仅把西方经济学看作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异样”和“异质”的学说,就弱化甚至完全掩盖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对立的关系,这样就抬高了西方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的学术地位。

 

第二,顾海良教授认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交流、交融和交锋等多种对待方式,既重于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理论的菁华之处,又善于摒弃和批判其糟粕之处。[1]13中国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真的没有形成顾海良教授所谓的“既重于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理论的菁华之处,又善于摒弃和批判其糟粕之处”的理想境界!我看到的真实的情况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大面积地入侵我们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被排挤出主流经济学之外。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现状,远没有达到“既能批判西方经济学的糟粕之处,又能吸收其理论精华”的理想境界。不仅如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残缺不全,青黄不接,已经被边缘化并且有进一步被从经济学教学体系中排挤出去的趋势。

 

第三,顾海良教授提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形成的对待外国经济学说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即“对外国的经济学说,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教条’;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1]13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中对待外国经济学说所要坚持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是不是真正坚持了这一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真正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又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评价西方经济学?

 

现在探讨顾海良教授是如何兼顾“对待外国经济学说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两个方面的。顾海良教授强调马克思对于西方经济学家,哪怕是庸俗经济学家,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都严肃地指出并虚心地加以借鉴。在这一点上,我也完全认同顾教授的观点。但是顾海良教授对于西方经济学肯定的东西,要比马克思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肯定的东西要多得多。例如,顾海良教授说,

 

1857年,马克思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认为,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除了作为‘例外’的巴师夏和凯里‘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外,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还可以分出四种倾向:‘一是以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为代表的‘折中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二是以图克的《价格史》为代表的‘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如在流通领域研究正的某些‘新发现’;三是以论述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著作为代表,‘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四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的著述,尽管真实这是一些‘模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但‘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1]13

 

根据顾海良教授这段论述,似乎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忽视了对西方经济学上述四个方面的理论成果的继承。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是不是真的肯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顾海良教授的全部结论都来自他所引证马克思的《巴士夏和凯里》的手稿。不妨回到马克思的《巴士夏和凯里》手稿的原文来一探究竟。1857年,马克思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写到: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两个正好相对立的人,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法语)结束的,正象它在十七世纪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或者是折衷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例如象约·斯·穆勒的著作,或者是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例如象图克的《价格史》以及最近英国一般的论述流通的著作,———流通是真正有些新发现的唯一领域,因为论殖民、土地所有制(各种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人口等等的著作与过去的著作不同的地方,其实只是材料更丰富而已,———或者是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如论述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著作,最后,或者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如查默斯发挥马尔萨斯,居利希发挥西斯蒙第,在一定意义上,麦克库洛赫和西尼耳(就他们的早期著作来看)发挥李嘉图。这完全是模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一方面是陈旧东西的罗列,另一方面是个别细节的扩充。”[8]3

 

对比马克思著作的原文和顾海良教授的引证,我发现。马克思否定的东西在顾海良教授巧妙地引证以后变成肯定的东西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的这段文字首先强调“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两个正好相对立的人,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法语)结束的”。[8]3

 

在这个前提下,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四个方面的工作表现。最后,马克思将庸俗经济学的四个方面的表现进行否定:“这完全是模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8]3因此,无论从马克思的这段文字的开头看,还是从这段文字的结论看,还是从这段文字的整体来看,马克思罗列的庸俗经济学的四个方面的“工作”都不是什么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

 

但是,马克思的这段文字在顾海良教授的引证下却全然变了性质。顾教授在《新境界》中引述的马克思上述一段文字,并非直接引用的原文,而是将马克思的整段文字分裂开来。在顾海良教授的引证中,首先,马克思原文表述中作为前提条件存在的对于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定性表述(庸俗经济学)不见了。其次,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做的四个方面工作,直接以正面的肯定的形式出现了。最后,在马克思著作中作为总结性的结论性的句子,变成了条件句。马克思原著中“这完全是模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形式较完善,……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是对庸俗经济学四个方面工作的否定。然而,顾海良教授却把马克思的结论用一个连接词“尽管”完全颠倒了马克思的原意。可以看到,在顾海良教授的引证中,马克思对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就是庸俗经济学)否定的东西变成肯定的了,这恰恰是与马克思上述文字所表达的本意相反。顾海良教授为什么对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即对庸俗经济学的“发展”抱有这么大的肯定态度,关键在于他忽视了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基本判断和根本态度,而对现代庸俗经济学抱有幻想。

 

《巴师夏和凯里》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没有经过马克思完善的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编辑说:

“《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这篇论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和凯里的未完成的草稿,……,据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曾想对概述进行广泛的评论,但是后来发现,这本书不值得做更详细的分析,因此放弃了最初的意图。……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8]627

 

因此,该手稿中提到的吸收借鉴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不大。

 

187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讲到1830决定性的事件发生了,英法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从这时起就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资产阶级由早期作为反对封建主义、支持工业化大生产的先进的上升的阶级逐渐走向庸俗化。这种庸俗化主要表现为早期庸俗经济学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这种庸俗化表现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表现为不仅反对马克思主义,更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当前,更演变为拼命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同时使用各种手段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企图利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以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使其沦为资本主义国家附庸的工具。在187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里,马克思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庸俗性的判断以及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态度无论在当前还是在未来都是广泛适用的。马克思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对待国外经济学说”更加重视的方法和原则体现在187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里,而非《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

 

顾海良教授在《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50周年》一文,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关于庸俗经济学的论述,而且反驳了哈奇森、金等人对马克思关于古典经济学向庸俗经济学转化所持有的质疑及否定态度。他提出“应该清楚的是,马克思在1830年作为政治经济学史‘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观点中坚持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及其阶级观,是马克思经济思想观区别于其他经济思想史观的核心立场和根本方法所在。”[9]这些论证表明顾海良教授已经意识到了《巴师夏和凯里》这一著作的局限性,认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从科学走向庸俗的时间界限的划分。这可以看作是顾海良教授在《新境界》一文中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对待国外经济学说”这一问题中有关外国经济学说历史划分的一个补充和纠正。这一点在顾海良教授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3期刊发的《马克思对经济思想流派及其历史发展的探索》一文中,也进一步得到确证。但是,顾海良教授仅仅表达了他本人接受和认同马克思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从科学走向庸俗的时间界限的划分,而没有提出对现代西方经资产阶级济学的庸俗性应进行严肃地批判。

 

现在再回到顾海良教授《新境界》一文,在论述“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对待国外经济学说”这一问题时,顾海良教授还提到:

“当代国外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潮,在研究和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问题时,在对其中诸如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政府调节,以及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等方面的研究,阐明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知识和学术观点;在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方面的探索中,形成和提出了多方面的不乏有实际意义的知识和积极的理论成果。”[1]13

 

顾海良教授认为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对我国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方面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他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对待国外经济学说”这一标题下使用较大篇幅多次例证吸收借鉴外国经济学说这一方法和原则的重要性。只用了短短几行文字指出对西方经济学不能食洋不化,不能照搬照抄,不能任其滋蔓等。这样就抬高和放大了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并且把吸收和借鉴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泛化。

 

1830年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转变为庸俗经济学。在此之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形式上和研究方法上变换了一些花样,甚至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但是其理论实质更加庸俗和没落,其潜藏的危害也更加巨大。2008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金融危机,也充分证明了当前主流经济学,即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存在致命的缺陷。由此,实践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到底有多少值得吸收和借鉴之处?也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巨大的现实力量。那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对待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则仍然是:“对于外国的各种经济学说,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1]13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贯彻好这一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则?一是要求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真正认清外国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的本质;二是要求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真正明确对两个理论体系的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

 

首先,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两个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科学的发展的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诉求的经济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庸俗的没落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诉求的经济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其次,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真正明确对两个理论体系的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在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过程中,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吸收借鉴外国经济学构成一对矛盾,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吸收借鉴外国经济学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虽然,在整个世界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绝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持的西方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而且在国内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不断蔓延和泛滥的现象。但是这只是建成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的一个暂时的曲折的特殊阶段,进步的新事物必然战胜落后的旧事物。因此,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外国经济学说的态度也就显而易见: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其放在最重要最核心的位置。这就是“对外国的经济学说,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教条’”。这是我们能否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西方资产经济学拥有一套较完整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它的某些反映市场经济共性的理论和某些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在批判和剥离其庸俗成分之后加以借鉴和利用,这就是“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但是,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绝不能将吸收借鉴当成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重要工作与核心工作。如果将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放在首要位置,而将批判西方经济学放在次要位置,而泛泛地谈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只能是舍本逐末,主次颠倒。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历史科学,当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即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就要求我们务必直面现实,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务必严肃地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谬误性和庸俗性;务必始终坚持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西方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对优势。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注释

①为了简便起见,本文将以《新境界》为基本范本,引证顾海良教授的学术观点,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1]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资本论: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习近平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党的生命[EB/OL].(2013-01-05)[2018-05-01]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105/c1024-20099340.html.

[7]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J].北京:高校理论战线,1995(12)13-1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顾海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50周年

[10].长春:当代经济研究,2017(6)5-12.

 

(作者:刘学梅,经济学博士,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来源:文章刊于《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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