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我们强调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的重要意义时，大多将其放在“文艺理论”的范畴内进行讨论，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只有将“革命形势”作为讨论框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将《讲话》不仅仅当作一份历史文献来看待，而是去发现《讲话》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与文艺工作者的合影

和任何思想成果一样，毛泽东1942年所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也有自己具体的时空背景，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这个具体的、特殊的时空背景，就是抗战的现实需要和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于各抗日根据地来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的这整个进程，被毛泽东概括为“革命机器”。他这样来规定“文艺”和“革命机器”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今天，抗战的需要和根据地的发展无疑都成为历史，那么，这是否意味《讲话》也失去其现实意义而只能作为一份历史文献而存在呢？

我们认为，《讲话》所从出的具体时空条件固然发生了变化，但《讲话》本身的意义却不会因为这种具体时空条件的变化而消失。毋宁说，具体时空条件的变化，更凸显了《讲话》所蕴含的普遍性。不仅如此，《讲话》还具有一种强烈的新颖性，它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构成鲜明的“断裂”关系，并提示了更新形态的文学的轨迹。在这个意义上，《讲话》也是一个开放给未来的文本。

“为人民的文艺”与《讲话》的普遍性

《讲话》固然是基于抗战的历史条件而出现的，但抗战并不构成《讲话》的唯一动力。现阶段的抗战联系着自近代以来“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而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又联系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前景。同样，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也不是孤立的现象，毋宁说，它们是“民族解放”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前景的试验场，是未来的新中国的前身和缩影。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基于抗战和边区的历史环境而产生的《讲话》及其所规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就超越了一时一地的现实需求，而所谓“文艺”也就不能在一种“压抑和自主性”的对立格局中来认识。需要讨论的反而是，现阶段的文艺能否有足够的潜力去承接这样的历史要求。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命题长久以来遭人诟病。不消说，这个命题在现实推行的过程中有若干糟糕的历史经验。“政治”对于文艺的粗暴干涉，不仅伤害了文艺，也反过来伤害了政治，甚至可以说，对于政治的伤害是更其严重的事。但是，这种糟糕的历史经验与其说是来自于“政治”对于“文艺”的压抑，不如说是来自“政治”本身被窄化和固化的现实。

那么，什么是政治？毛泽东说：“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但很显然，在现实推行的过程中，政治更多时候是被理解为“少数政治家的政治”，而这样的政治，只能是和权力，和发号施令，和官僚作风，和眼前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在此，不是文艺，而首先是这种“政治”背离了“人民大众当权”的政治前景。

而一旦我们重新用“群众的政治”来充实和激活那个被窄化的“政治”，则“文艺服务于政治”就立刻获得了新的内容。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群众的政治”即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大众当权”乃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状况，则“文艺服务于政治”不仅不是带来文艺自主性的压抑，而是赋予文艺以契机，即使文艺从以往各种狭隘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去碰触那几乎是最高也是最复杂的课题。

首先，“政治”的最终诉求是“人民大众当权”，这一诉求因为其空前未有，而占据了一个近乎于“真理”的位置。将文艺和这样真理性的诉求关联在一起，丝毫不是对于文艺的压抑，而是对于文艺的一个要求。它促使文艺尽量地伸展自己，以发挥出其所有的潜力。而且，这里的真理不是凝固的，而是作为未来的、始终在动态生成的真理而存在。就此说，文艺的“服务于它”，也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也正是因为此，所以《讲话》才反复提出作家改造的要求。

其次，“政治”不仅因为其高度而占据“真理”的位置，而且更因为其广度而和“现实”重叠。在一个几千年来以等级制为基本社会组织形态的国家里，试图让长期处于底层的“民众”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其所掀起的波澜必然是根本性并且全面性的。这必然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都发生的革命行动。在此，所必然出现的复杂性和深刻性，都将是以往的历史所未见。文艺来描写这样复杂深刻的现实变动，自然更不是对其自主性的压抑。

将“文艺”和这样空前的历史任务对接起来，这才是《讲话》中“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核心内容。抗战，只是这样的历史任务中的一个环节。也正是因为此，所以《讲话》虽然以“服务”来规范“文艺”的使命，但文艺兵并因此就局促于“特殊性”之中，反而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普遍性。“为人民的文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等等提法正是其普遍性的简要表达。

即使不从《讲话》的政治远景，不从《讲话》的“政治”所具有的高度和广度，而仅从最一般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认识，“为人民的文艺”依然具有恒久的普遍性。“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这类提法因为在各种文艺政策的文件中被反复提及而变得司空见惯，也因为其司空见惯而常常被人忽略。但是，只要稍具历史视野，就能知道，确立“为人民的文艺”乃是经历了长期艰巨的革命斗争才获得的。正如《讲话》也清醒意识到的，相比于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艺、资产阶级的文艺，乃至于相比于汉奸文艺，无产阶级的文艺、“为人民的文艺”在任何方面都是崭新的，因此也是脆弱的，稍微放松就可能导致沉渣泛起。这一点，即便是结合今天文艺界的状况来认识，也一目了然。把“为人民的文艺”确立为大经大法，不仅是“文艺”本身成长的需要，也是“人民大众当权”的“政治”的必然要求。

“做群众的学生”与《讲话》的新颖性

在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讲话》是被看作存在于“五四”以来文艺潮流延长线上的一篇文献。这种连续性的视野有相当的历史依据，《讲话》对于由“五四”文艺、十年内战的革命文艺、根据地的文艺所连缀起来的文艺脉络有相当自觉的继承意识。这一点如果结合“整风运动”中的其他文献比如《反对党八股》来看就更明确。但是，深入分析，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讲话》所蕴含的强烈的断裂意识，即与以“五四”文艺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文艺潮流的断裂。正是这种“断裂”充分表现了《讲话》的新颖性，即《讲话》虽然也重视对既有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改造，但更看重培养边区自己的作家和知识者，培养新的作家并开拓新的文艺类型。在这个过程中，旧作家的意义更体现在如何尽力“做群众的学生”。原来的作家自然是要重视的，但从一个更长的视野来看，他们扮演的更应该是引渡和中介的角色。我们可以从《讲话》对于“普及”和“提高”的论述入手对此进行分析。

在《讲话》中，“普及”和“提高”是放在“如何去服务”这个总问题下来展开的。“如何去服务”自然首先是对于外来的作家提出的问题，因此“普及”和“提高”的主体当然也就是这些作家。但是，当着普及和提高的工作展开之后，这个旧的主体就面临着一种不可避免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并通过自我否定从主体变为客体。新的主体，则是原来扮演被普及和被提高之对象的“工农兵”。

就像《讲话》所说的，“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而用以普及的东西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东西，也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而只能是“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在《讲话》中，这种“东西”也就是能促使“人民群众当权”的意识、知识、思想以及行动能力的综合体，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能力。而当我们意识到，原来的作家因为没有很好地和人民群众结合，没有和军事战线结合，身上总是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那在这里就必然出现一个难题，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即作家们要用自己本来不具有的东西来向本来就具有那种东西的工农兵群众进行普及和提高。这就不仅首先要求“在教育工农兵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或者说“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而且在做了群众的学生之后，“先生们”所能做到的普及和提高，就其实质来说，也只能是把工农兵身上原有的那些求取“人民群众当权”的思想和行动能力变得更纯正、更明确、更自觉而已。这不是要教给工农兵所不知道的东西，不是外部灌输的问题，而是促使既有的萌芽更健康更茁壮的问题。在这里，存在着对于“五四”以来的“启蒙”逻辑的根本性改写。

因此，毛泽东会说，所谓提高就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对于原来的作家来说，的确需要改造，但所谓改造并不是说让这些作家更加具有教育的资格，所谓深入群众，也不只是说“接近、了解、研究、做知心朋友”就足够了。这些是需要的，但所有这些深入群众自我改造的目的最终不是要把自身变成更好的“作家”，而是要促使作为“作家”的自己消弭于那代表着“前进方向”的工农兵群体中去，也就是扬弃自己固有的“作家”身份而汇入那推动“人民群众当权”的历史洪流之中。

简捷地说，这种“作家”身份的消弭，也就是自“五四”以来的“文学”观的消弭，也就是那种把“文学”本质化并且圈子化的惯性的消弭。旧的作家扬弃自己旧的作家身份和作家意识，从而以中介的方式促使“文学”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财富。在理论上，开辟让人民群众都成为“作家”的道路。这也相应地要求旧的“文学”的内容、形式、读者、作者、创作方式、传播方式等等各个方面都要发生变革。就如《讲话》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文学的专门家要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的通讯文学，戏剧专门家要注意军队和农村的小剧团，音乐专门家要注意群众的歌唱，美术专门家要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句话，要注意所有那些处在“萌芽状态的文艺”。

因此，综合来看，“普及”绝不意味着在固有的脉络中降低文艺的“难度”，而是意味着新的创造，即对“五四”以来的文艺发展脉络和文艺的整个生产机制的改造，并从中锻造出新的“作家”和新的“文学”。

最后，还想指出一点，面对《讲话》，首先需意识到这是一个党的领导人、一个“革命机器”的领导人基于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推出的思想成果。它固然是以“文艺”为讨论的对象，但“文艺”既不是思考的出发点，也不是思考的终点。相对于那个革命形势来说，“文艺”在此是一个媒介的角色，即要经由“文艺”抵达对于“革命形势”的理解。因此，《讲话》固然可以放在“文艺理论”的范畴中进行讨论，但首要的亦是最终的讨论框架只能是“革命形势”。也就是说，《讲话》首先是政治论述，其次才是文艺论述。而所谓“政治”，就是“人民群众当权”的历史进程。只要这一历史进程没有中断，那么《讲话》中关于“文艺服务于政治”的规定也就永不过时。

本文原载《文艺报》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