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新中国成立69周年。我们有必要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实践成就这两大问题。

一、多维度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只有依据理论内涵、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的不同，进行新的多种区分，才能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和多样式，从而得到认识上的升华。

　　第一，从理论内涵来界定，马克思主义至少有六层含义：一是在创发主体层面，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后继者不断丰富的理论体系；二是在学术内涵层面，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术思想体系；三是在社会功能层面，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体系；四是在人民福祉层面，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改善民生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原则思想体系；五是在价值观念层面，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生信仰和基本价值观的文化思想体系；六是在国际交往层面，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和平发展和促进人类共同体的国际思想体系。

第二，从继承和发展的主体来分析，马克思主义有政界和学界两大主渠道或主平台，共产党领袖和马克思主义学者是两大主体。这并非说政界和学界以外的人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说他们没有成为主要发展主体。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以来，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和学者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结合各国国情和世情进行本国化时代化创新。这两大主体应塑造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辩证关系。

第三，从时间跨度来分析，既包括经典作家和革命领袖、政党领袖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也包括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展史、经济学发展史、政治学发展史、文化学发展史等等。

　　第四，从空间范围来分析，马克思主义有各国化的理论。譬如，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化是列宁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南化是胡志明思想，朝鲜化是金日成主体思想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例，在美国有垄断资本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世界体系学派，在法国有调节学派，在日本有宇野学派、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有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等。

二、新中国建设取得辉煌成就

1938年，毛泽东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而中国共产党的近百年历史，客观上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是曲折地不断推动中国进步繁荣的实践史，是科学继承和持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成果。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真正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之门。新中国的建设，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干扰，但仍然取得了辉煌经济成就。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的大约30年间完成了重化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依靠内循环可以基本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201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宪法明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新中国约70年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应当说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为当今发展奠定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基础，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大发展。

三、中国化第二个飞跃成果丰硕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飞跃和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指导我国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间，中国国民经济高速腾飞，年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约为9%，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达到同期世界第一，大大超过德、日、美等国在其崛起甚至“黄金时期”的增长速度。目前，中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一。“神舟”系列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嫦娥”探月工程、高铁、天河计算机、北斗导航等一张张“中国名片”，成为“中国奇迹”的有力见证，标志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居于世界前列。我国人均GDP已达8000多美元，人民生活接近由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我国在民主政治、文化繁荣、社会建设、国防和外交等方面，也都取得显著成就。

我们中国人喜欢比较，这是好事。我们工业要和美国、德国、日本比，我们的农业要和以色列、荷兰比，我们的军事要和美国比，我们的生态环境要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等等。这样一比较，好像我国什么都不是最先进的。其实，这样比较是可以的，但并不全面和科学。单项比较，有利于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但如果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或不先进，那么这个结论就十分片面了。实际上，在民富国强方面，中国自我纵向比较，应对1949年前后的旧中国和新中国进行全面比较；中国与他国的横向比较，应与独立前国情相似的印度进行全面比较，并与美国和瑞典等进行某些重要指标发展速度进行比较。这样科学地对比，其比较的结论显而易见。

世界银行统计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6年我国的经济总量是21.4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美国只有18.6万亿美元，印度只有8.7万亿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统计购买力平价人均GDP的结果，中国为15424美元，印度为6658美元。我国人均GDP与发达或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比较少，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

　　从各种数据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富国强发展速度在全世界是较快的，改革开放以来更快。而国情和我国差不多的印度富强情况则相对大大落后。无论比较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富强发展情况，印度都比中国差得多，总体上印度比中国要落后15年到20年。究其根源，在于印度是以资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而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

四、中国从“准中心”走向“中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我认为这在经济上最为突出。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1970年）的著作中，提出和论证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理论”。问题在于：当代中国还是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外围国家吗？美国等七国集团国家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中心，但我国又不依附它们，也不是外围国家，因而需要提出一个“准中心”国家的新概念。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教文卫体的实力，以及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金砖国家、亚投行、上合组织等等，表明我国现阶段已处于世界经济“准中心”的重要地位。

今后，我们只有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先后圆满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三大宏伟目标，从现阶段世界经济的“准中心”向未来标准的“中心”迈进。不过，面对来自西方，甚至包括拉美国家一些舆论的质疑，指责中国在拉丁美洲、非洲的投资和能源等合作，怀疑中国也是在发展一种新的“中心－外围”之间依附关系，因而我们有必要声明，中国所迈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不是重蹈西方中心国家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覆辙，不走它们利用领先的经济技术优势来剥削其他国家劳动力的老路。中国所追求的“中心”地位，实际上是在谋求自身发展基础上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发展。我国既要在经济和科技上追赶上传统的“中心”国家，以获得与发达国家平等合作的机会，又要和传统的“外围”国家进行平等和帮助性的合作，并为“外围”国家发展进步提供示范，同时还要更好地引领全球共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引领共同塑造国际共同经济安全、引领共同推动公正的经济全球化。

　　我国这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交往方针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者：程恩富，为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 原载2018年5月8日《参考消息》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