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易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

点击：  作者：吴易风    来源：《36位著名学者纵论新中国发展60年》  发布时间:2017-07-23 10:12:57

 

 

      一、学科和课程名称的演变

 

作为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独立学科和高等学校的一门独立课程,“西方经济学”这一名称在我国出现较晚。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学科和课程的名称经历了几次改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有几所大学尝试开设相关课程,内容一般限于凯恩斯主义,因而课程名称定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介绍与批判”或“凯恩斯主义介绍与批判”。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设同类课程的高校增多,教学内容除了凯恩斯主义外,还增加了垄断经济学等。这时课程名称一般定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介绍与批判”或“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改革开放初期,一些高校将课程名称改为“外国经济学说”。“西方经济学”这一名称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很快就得到了我国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现在,“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科名称,并且成为教育部和国家学位委员会规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正式名称。

 

    二、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早期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有几所高等学校开始尝试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但各高校开设的这一课程名称不统一,毕竟当时还没有出现西方经济学这一用语。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当时吴大琨教授、项冲教授为经济系本科生开设的是“凯恩斯主义介绍与批判”课程,高鸿业教授先为经济系教师、后为研究生班开设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介绍与批判”课程。两门课的范围不同:前者限于凯恩斯主义,后者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吴大琨、项冲和高鸿业教授都是从海外归国的学者,他们熟悉西方经济学,回国后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教学中,他们不仅力求准确地介绍西方经济学,而且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评论西方经济学。

 

    三、新中国第一套西方经济学统编教材

 

经过早期的尝试阶段以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国高等学校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一般都设有介绍和批判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课程。为了满足这一课程教学的需要,当时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几所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集体编写了一套统称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教材。

 

    这套教材的编著者是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素有研究的专家,其中有好几位早年在海外留学。他们在获得国外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有的还获得国外大学的高级职称后,毅然从海外归来,热心为祖国服务。

 

    他们编著的这套教材分五册:第一册《凯恩斯主义》,编著者是樊弘、高鸿业、严仁赓、罗志如;第二册《垄断经济学》,编著者是高鸿业、范家骧、罗志如;第三册《福利经济学》,编著者是巫宝三、罗志如、汪友泉、李懿;第四册《经济计量学》,编著者是巫宝三、孙世铮、胡代光;第五册《“人民资本主义”》,编著者是严仁赓、范家骧、黄范章。

 

    这套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第一册和第二册出版于1962年,第四册和第五册出版于1964年。第三册《福利经济学》的编写工作于1965年基本完成,在征求意见并加以修改后,本拟付印,但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未果。直到1979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编著此书的负责人巫宝三先生才决定将搁置了十多年的旧稿交厉以宁等修改和补充,书名改为《西方福利经济学评述》,由商务印书馆于1984年出版。当时巫老只应允给此书写序而不肯署名。

 

这套教材是新中国第一部西方经济学教材,是我国这类教材从无到有的标志。这套教材的出版,满足了当时高等学校经济系师生的教学需要,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套教材有一些突出的优点:第一,比较正确地说明了这些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二,比较准确地介绍了这些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容;第三,较为全面地说明了这些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所起的作用;第四,大体正确地对这些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了分析、鉴别和批判。因此,应当认为,这套西方经济学教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较为成功地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当然,作为当时的文科教材,也很难避免带有时代印记。在分析、鉴别、批判方面,这套教材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分析少、鉴别少、批判多。批判的文字有时有简单化的倾向和贴标签的现象。

 

    四、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的意见分歧

 

近几十年来,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空前活跃。在课程方面,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流派、(西方)微观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西方)国际经济学、(西方)数理经济学、(西方)经济计量学等都成了独立课程。在教材方面,这些课程差不多都有相应的教材。其中,讲西方经济学原理的教材最多。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全国大约有几百种之多。在论著方面,研究西方经济学或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国内经济问题的论文和专著数量很多,有关选题成为许多学术刊物和出版社偏好的选题。

 

但是,从教学、教材和论著的内容来看,近几十年来,我国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概括地说,主要有两种存在原则性区别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西方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和课程名称中的“西方”二字应当删去,应当称为“现代经济学”。这种意见认为,“现代经济学”是科学,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它,用它来研究和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而不应对它进行批判。

 

另一种意见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西方”二字不能删去,因为“西方”二字正确地表明了这种经济学的性质,与这种经济学的性质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能把“现代经济学”用来专指西方经济学,因为现代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学: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这种意见认为,不能说西方经济学是科学,因为西方经济学有二重性:既有特定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成分,又有一定的科学因素。这种意见强调,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分析、鉴别和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改造,用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经济理论。

 

    五、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引领开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陈岱孙教授等倡议的于1979年9月成立的全国性一级学会。该研究会从成立之日起,明确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研究西方经济学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为主要任务。

 

陈岱孙教授长期担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1900年出生于福建闽侯。1920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公费留学美国,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攻读经济学。1922年入哈佛大学当研究生,在1924年获硕士学位,1926年获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后来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过去,他教的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也是西方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系统学习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此后,他的论著表明他已经成为一位理论功底扎实、立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担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的二十多年中,他明确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西方经济学研究。“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是他留下的珍贵的亲笔题词。这16个字,不仅凝结了他本人毕生探索经济学真理的经历和经验,而且凝结了我国社会科学界众多学者追求社会科学真理的经历和经验。

 

在老会长陈岱孙教授的领导下,以及后来在他的学术遗嘱“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16字箴言的感召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 举办了介绍和评论西方经济学的大型系列讲座,出版了四卷本《国外经济学讲座》。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受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调查组理论与方法研究小组的委托,于1979—1981年在北京举办西方经济学系列讲座。这一系列讲座共设60个讲题,由国内多所高等学校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机构的46位专家学者主讲,内容包括西方微观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经济计量学、西方主要经济流派和思潮以及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思想演变等。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举办的大型西方经济学系列讲座,听讲人主要是国家机关经济工作人员、高等学校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教师、经济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以及研究生。讲座的全部讲稿编成四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0—1982年出版,首次印数达25 000册。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分析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式对待它们,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一方面,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确实有不少内容是直接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粉饰资本主义的现状,甚至直接攻击和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对于这些内容,我们不能保持缄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对它们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看到,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也有一些可供我们参考和借鉴之处。……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原封不动地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述照搬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来运用,而是说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中剔除其庸俗的部分,吸收其比较合理的、有用的科学成分,进行改造,并结合我国现实经济情况加以运用。”

 

第二,翻译、编辑和出版了17辑《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为了让国内读者阅读西方经济学家的论文,更多地了解外国经济理论动态,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合作,翻译、编辑了《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这套论文选共17辑,每辑一个专题,内容涉及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和思潮、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年获得者的演讲、发展经济学研究、比较经济学研究、长周期理论研究、亚当·斯密研究、马克思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计划与市场研究等许多方面。第1辑出版于1979年,第17辑出版于1997年,前后共经历了19年。

 

第三,参与编辑和出版《西方经济思想评论》。以书代刊的《西方经济思想评论》是由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为经济学界发表西方经济学研究成果提供了学术园地。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专家学者是这一园地的主要作者,他们为这一园地源源不断地提供论文。这些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比较深入地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专题研究,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以《西方经济思想评论》第1辑为例,该辑主题是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说,共收入15篇论文,大部分系首次发表,内容包括对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的体系、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的分析和评论,还包括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第四,参与编辑和出版20辑《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以书代刊的《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者发表研究成果提供了学术园地。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专家学者是这一园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作者群体之一,有的还担任了编委。《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辑出版于1981年,第20辑出版于2000年,前后共经历了二十余年。

 

第五,出版了多本研究会年会学术论文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早期由于条件的限制,难以做到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并出版一本论文集,后来随着条件的逐步改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这是该研究会的大型学术研讨会。此外,该研究会每年还开一次小型的专题研讨会。该研究会一般提前半年在《经济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摘》《当代经济研究》以及后来增加的《经济学家》上发表征文启事,要求研究会成员提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符合征文启事所确定的主题的论文。入选的论文除了在年会上用于交流之外,其中优秀的还会被推荐给这些杂志发表。年会结束后,该研究会将论文编辑成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最近出版的论文集有:《当前外国经济学的新动向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1999)、《经济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兼论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2001)、《外国经济学的新进展》(2002)、《西方经济学与世界经济的发展》(2003)、《开放下的宏观经济与企业理论研究——兼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影响》(2004)、《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思潮》(2005)、《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西方经济学》(2006)、《当代经济学理论与实践》(2007)、《当代经济理论研究》(2008)。

 

第六,召开高等学校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专题研讨会,向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报送《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的报告》。2007年2月,教育部召开了“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启动视频会议。为了贯彻会议精神,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和教育部社科中心于2007年4月14日在北京联合召开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专题研讨会,来自全国16所高校、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40余人与会,深入讨论了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校理论战线》《当代经济研究》等几家杂志对此次研讨会进行了报道。

 

与会专家认为,要高度重视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是要讲西方经济学的二重性,二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评论西方经济学。关于第一个问题,专家们指出:西方经济学既有阶级性,又有实用性。但是,有的教师和研究者只讲或只承认它的实用性,而不讲甚至不愿意承认它的阶级性。实际上,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它的阶级性,而且有的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它的阶级性。关于第二个问题,专家们指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校刚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时,一般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极少数例外。现在情况相反,一般只介绍,不评论。这是我国经济理论领域思想混乱、西方经济学中有害的东西畅通无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与会专家指出,邓小平很早就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指出了正确方向。对于包括经济学界在内的理论界和文艺界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西方思潮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虽然当时这些人只是少数,但是邓小平注意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邓小平充分估计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在如何对待西方思潮的问题上,邓小平为理论界和文艺界指出了正确方向:“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1]

 

与会专家提出,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不能“只述不评”,而应“既述又评”,“述评并重”。“述”是“评”的基础,应“先述后评”。“述”是如实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评”是用马克思主义对它做出全面的、科学的评价,肯定它的科学成分,指出它的阶级性,批判它的辩护性和庸俗性。

 

与会专家强调,现在迫切需要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据调查,在大学讲坛上,有的教师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伪科学”,有的肯定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的断言西方经济学必将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由此可见问题的严重性。现在亟须加强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师队伍建设,使德才兼备的一流人才在高等学校执教。

 

与会专家建议,教育行政部门要重视对现有西方经济学教师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培训,尤其要采取有效措施对海外归来的西方经济学教师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培训,使他们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融入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

 

与会专家对一些高校采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提出了不同意见,主张采用国内学者编写的既如实介绍西方经济学,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它进行评论的优秀教材。

 

与会专家不同意一些高校一再压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时数、一再增加西方经济学教学时数的做法。据调查,一些高校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课时比例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1∶1变成目前的1∶4。西方经济学课程从西方经济学原理一门课“膨胀”成西方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流派、计量经济学等多门主课,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被压缩成政治课中的一个部分,以至于经济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只知道西方经济学而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些高校研究生入学考试只考西方经济学而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根本改变。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根据2007年4月14日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专题研讨会的专家发言,于2007年5月4日向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报送了《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的报告》,就教育方针、教师队伍、教材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和课程安排、考核导向、学科带头人的条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了情况,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作者简介：吴易风（1932-），江苏高邮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顾问，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约200篇。出版《英国古典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等8部独著，《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产权理论与实践》《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3部合著，主编、合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等25部著作、教材、论文集，翻译、主译、校译5部，并出版十卷本《吴易风文集》。曾获全国模范教师、资深翻译家称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全国高等学校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吴玉章优秀科研奖等荣誉。

 

    来源：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编:《36位著名学者纵论新中国发展60年》,475~48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4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