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代中国政治道路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用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取代全能型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一个既具有现代化治理特质、又适合中国国情、能够进一步凸显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国家治理体系。

原文：《中国道路的核心方面是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

作者：“文明比较与中国道路研究”课题组   

执笔人 ： 陈祥勤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共同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中马所“文明比较与中国道路研究”课题组具体承办的第三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本届论坛以“中国道路：政党、人民与法治”为主题，来自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24 所高校与科研院所以及数十家学术期刊的近百位专家学者与会。

1中国共产党性质地位再思考

中国道路的核心方面是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地位所决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取向。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在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当代中国政治道路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用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取代全能型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一个既具有现代化治理特质、又适合中国国情、能够进一步凸显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党中央“摸着石头过河”，围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以“分权”为重点，迈出了三大步：一是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为原则的党政职能分开；二是以解决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推动市场治理为重点的政企分开；三是以社会治理科学化为导向的政社分开，从而形成了四个相对独立、充满活力、可以承担治理责任的制度性元素——执政党、政权、市场、社会，逐渐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政权、市场和社会在其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法规，各施其职、互相支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学明在主旨演讲中提出，理解和完善当代中国政治道路最主要的是要回答“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必须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既是我们的立场问题，亦即我们能否站在人民群众的需要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同时也是党的立场问题，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个人主义政党，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抛弃能够把中国人民组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中国共产党，就是抛弃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道路最根本的合法性基础和合法性资源。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和话语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和原则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论坛的基本立场。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吴晓明在论坛闭幕式发言中强调，研究和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视为文本解释领域的问题，而是要从文本出发，贴近社会现实，贴近人民生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谈论中国道路中特有的政党、人民、法治和国家治理等话题，进而处理好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的关系，将中国道路置于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演进的世界历史进程当中，建构真正的普遍性思想。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潘世伟在论坛总结发言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所设想和论述过的原生形态的社会主义，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语境下，社会主义和国家生活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相结合产生的一种新型现代化实践。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完善、成熟和定型而言，其中有六个关键的着力点：一是中国发展要有思想和实践上的主体性；二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何走向中高端；三是社会主义应当被视为各个领域相互关联的整体；四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五是注重人民在政治领域的信任感和生活领域的获得感；六是积极应对全球治理，明确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历史使命。

3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德治与法治问题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在论坛主旨演讲中指出，在新形势下，我国法治建设仍然面临一些重要的挑战：首先是如何让法学、法律教育回到比较现实的基础上来，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那样，学者不应该简单地做西方法学思想的搬运工；其次是如何实现法律这一工具性的、社会管理方面的制度中所包含的某些基本原则的中国化，从而有效回应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合法性等问题的质疑；再次是从党的千年大计出发，如何在法治建设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德法兼修”的理念，法治建设不能仅仅关注法律、法条的内容，也要关注法律条文背后的道德意识和伦理内涵，尤其是要增强法律为谁服务的意识。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在分论坛主题发言中指出，法治本身的良性运转仍然需要德性基础，没有任何一个由诸法条构成的抽象法系统能够做到预先“框定”日常世界的所有实践性状况。这个实践性状况直接使法官的个人性判断，成为一个在司法操作实践中实际上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关键性要素。然而，恰恰是法官所承担的这种个人性的司法判断，是现代社会司法腐败之肇生的一个结构性源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性必须在司法操作中扮演一种根本性的作用。

云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蒋红在分论坛主题发言中提出，德治和法治的关系是中西政治文化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在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善治”已经成为了中西方共同的政治治理诉求。基于这种诉求，需要对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一是在弘扬法治文明、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加强对立法者的道德水准的规范和要求；二是通过公共政治文化的营造，提高社会公众的道德文明水准；三是尽最大努力打击和消除司法腐败。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姜佑福在分论坛主题发言中提出，理解当代中国尤其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是理解“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原则高度上的根本一致，是决定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社会伦理基石；法治中国的建设，是二者在经验生活过程中通过党的群众路线交互作用，并将共同意志客观化为一个成熟、完善和定型的规则、制度与法律体系的历史进程。法治的客观性和德治的能动性之间的矛盾，既可能表现为主观意志与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也可能表现为立法本意与抽象法条之间的矛盾。维护法治的尊严，并不简单等同于维护抽象法条的尊严，更重要的是维护法治体系背后的伦理精神和社会理想的尊严。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3期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