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易风 “马克思的著作也许从来没有像当代这样受到重视”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广泛传播是一个事实。在西方国家，不论是在某种程度上积极评价马克思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家，还是顽固地反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家，都必须面对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中不少人重视马克思经济学，重视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

　　法国经济学家日阿姆斯在《二十世纪经济思想史》一书中说：“马克思的著作也许从来没有像当代这样受到重视……马克思的思想在欧洲大陆长期有效地传播之后，它的影响中心转移到了英国，不仅吸引了工党党员的注意，而且吸引了激进分子的注意。尽管美国官方人士对马克思的学说采取敌视态度，然而美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马克思科学巨著《资本论》的传播，使顽固反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家感受到巨大威胁。

　　萨缪尔森忧心忡忡地说：“约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十亿人，把《资本论》看成是经济学的真理。”

　　萨缪尔森十分害怕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他说：“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起着关键性作用”。萨缪尔森尤其害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害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他预言：“全世界对中国具有特殊的兴趣”，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地在如此贫穷的地区消灭贫困，世界上就会有许多国家和地区想望寻求同样的模式”，那样，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左翼运动的榜样”。

　　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萨缪尔森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发出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太大，不能听任马克思主义者支配。它提供一面可以用来批判的棱镜。通过这面棱镜，主流经济学——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通过分析毫不留情地对其进行审查。”萨缪尔森的这番话，说白一点就是：不能听任马克思主义者阐述、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肆无忌惮地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起全面的攻击。

　　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既有“强烈的反感”，也有“清醒的评价”

　　在当代，重视马克思著作的西方经济学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怀着很深的阶级偏见和政治偏见，对马克思经济学怀着强烈的反感;一类经济学家比较客观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经济学做出清醒的评价。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莫利斯•H•多布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有着“强烈的反感”，然而还是有人做出了“清醒的评价”。

　　就像在19世纪末敌视马克思经济学的庞-巴维克等人一样，在当代，阶级偏见和政治偏见很深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怀着强烈的反感，并进行恶意的攻击。萨缪尔森、哈耶克等人是对马克思经济学怀着强烈的反感的代表人物。不同程度地类似萨缪尔森、哈耶克等人对待马克思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家，不在少数。

　　在当代，较少偏见的西方经济学家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清醒的评价。他们虽然人数不是很多，见解却有深刻性。罗宾逊、熊彼特等人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清醒的评价的代表人物。不同程度地类似罗宾逊、熊彼特等人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清醒评价的西方经济学家，虽然目前还是少数，但他们的有根有据的立论明显地压倒了对马克思经济学怀着强烈的反感的西方经济学家的断言。

　　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攻击“只起了显示这个理论的力量的作用”

　　对马克思经济学怀着强烈的反感的西方经济学家几乎都知道，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得到的结论，是以铁的逻辑做出的，而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科学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他们为了推翻马克思经济学，都想方设法推翻劳动价值论。1868年7月4日，《资本论》第一卷问世还不到一年，一个德国经济学家就在《德国中央文学报》发表文章说：“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惟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

　　在19世纪末，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在全面攻击马克思经济学科学体系时，就是从企图推翻劳动价值论开始的。到了当代，萨缪尔森在全面攻击马克思经济学科学体系时，也是从攻击劳动价值论开始的。

　　萨缪尔森声称劳动价值理论只适用于“历史萌芽时的伊甸乐园”，断言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经济无用，对社会主义经济有害，妄自宣告“劳动价值论的终结”。

　　萨缪尔森企图用“现代观点”来取代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惯于搞“综合”的萨缪尔森所说的“现代观点”，是经过他修补的均衡价格论，他称之为“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的综合”。实际上，萨缪尔森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的综合”是各种新旧庸俗价值理论的综合。他从庸俗经济理论武库中搬出了所有他认为有用的武器：边际效用论，边际成本论，基数论，序数论，均衡价格论，等等。可是，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而萨缪尔森的新旧武器却已用尽，技已穷矣。

　　庞-巴维克在19世纪末恶毒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制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与庞-巴维克颇为相似，萨缪尔森在当代恶毒攻击劳动价值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编造《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矛盾的谎言。对待马克思，萨缪尔森堪称为当代的庞-巴维克。这一称号看来不会使他感到耻辱，相反还可能使他引以为荣。萨缪尔森自称：“我既然是熊彼特的儿子，那就是庞-巴维克和门格尔的孙子。”不过，应当指出：尽管庞-巴维克和熊彼特、熊彼特和萨缪尔森是师生关系，但是，在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上，熊彼特既不同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又不同于他的学生萨缪尔森。后面我们就会看清楚这一点。

　　萨缪尔森等人对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竟成为我们国内某些经济学家的智慧之源。他们模仿萨缪尔森等人，“批判”劳动价值论，“批判”马克思经济学，全面转向西方经济学。

　　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是，正当我们国内有少数经济学家否定劳动价值论，否定马克思经济学，全面转向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西方国家却有一些经济学家出来肯定劳动价值论，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评西方经济学。美国有个东方经济学学会(The Eastern Economics Association)，学会成员是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该学会1997年4月3—6日于华盛顿召开的劳动价值论研讨会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邓肯•K•弗利在《劳动价值论的最新发展》一文中肯定了劳动价值论。他说：“劳动价值论可与伽利略和牛顿在物理学领域内的哲学的和理论的创新相提并论。”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有劳动价值论“这样一个强有力而又深刻的分析基础”。可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显然与这样一个强有力而又深刻的分析基础格格不入。……它只试图在浮浅的、表面的供求论框架中来回琢磨。”

　　萨缪尔森不止是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攻击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萨缪尔森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攻击，最终都落在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上，即落在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上。他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贬低为“社会预言家”的一种预言，甚至是“一种寓言”，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运动规律的理论诬蔑为“黑格尔式的预言”，“完全错误”。(拙文《马克思经济学和萨缪尔森〈经济学〉》对此有较详细的分析和评论，载《西方经济思想评论》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庞巴维克、萨缪尔森等人怀着强烈的反感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攻击，除了充分暴露他们敌视马克思经济学，丝毫未能动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丝毫未能动摇马克思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丝毫未能动摇马克思经济学。熊彼特既高明于自己的老师庞-巴维克，又高明于自己的学生萨缪尔森。他懂得，攻击无损于马克思，相反，却显示了马克思理论的力量。熊彼特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对于马克思理论来说，这种非难或甚至精确的反驳，由于不能致命地毁损它，只起了显示这个理论力量的作用。”

　　马克思是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许多方面比(西方)正统派经济学家更得到现代人的共鸣”，西方经济学家“得向他学习很多东西”

　　能够对马克思经济学作出清醒的评价的西方经济学家，差不多都认真阅读并仔细研究过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西方正统经济学即主流经济学陷入了“可怜而又可笑的混乱状态”。

　　这时，西方国家大学经济系不少学生和研究生的兴趣转向马克思经济学。美国学者特纳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剑桥大学的学生中是尽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可供选择的经济学之一，……有人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者考虑到的问题。”

　　罗宾逊从1940年起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她“想看看里面有些什么”。罗宾逊读完《资本论》后说：“结果我发现了许多东西，他的追随者和反对者都未曾料到我会发现它们”。

　　1942年，罗宾逊发表了著名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她在对马克思与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即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进行比较之后说：“马克思在许多方面比(西方)正统派经济学家更得到现代人的共鸣”，马克思是“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西方经济学家“得向他学习很多东西”。她批评西方经济学家说：“传统的理论学派由于拒绝向马克思学习而显得极为愚蠢”。

　　罗宾逊指出，马克思理论的最有价值的部分被西方经济学家忽视了。重要例证之一是扩大再生产图式，即经济增长理论。她认为，第一，马克思“关心长期动态分析”;第二，西方经济学“正统派的学院式分析，对此未有贡献”，至今“这一领域大部分仍未有人耕耘过”;第三，“现代学说(凯恩斯经济学)则尚未很好地摆脱短期的桎梏”。罗宾逊向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任务是，要像马克思“关心长期动态分析”一样，把凯恩斯的短期静态分析长期化动态化。罗宾逊提出的任务是由哈罗德和多马等人完成的。后来，罗宾逊追述说：“(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图式，……再次被卡勒茨基所发现，并且用来做为解决凯恩斯的问题的基础，又被哈罗德和多马进一步发展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从马克思独立地进行科学拓荒，创立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提出，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因此，罗宾逊对自己圈子里的同行盲目攻击马克思不无遗憾，她说：“假如马克思曾被当做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加以研究，……那将应该节省了我们大家许多时间。”

　　现在，西方经济学家不再讳言马克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所做的开创性贡献。例如，英国克鲁姆•赫尔姆公司1988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学》一书就承认存在“马克思的增长理论”，承认“马克思是一位增长理论家。”美国著名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家多马承认：“增长模型……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在各经济学派中，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多马还说：“就我来说，探索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增长模型，……并指出它和凯恩斯相应模型的关系，是值得的。”

　　熊彼特对马克思的评价也引人注目。多布认为熊彼特是一位“清醒地评价马克思的学术贡献”的评论家。多布说：“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不朽的《经济分析史》中讲到马克思，‘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见解的完整性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表现其正确，并明显地成为所有从事研究他的朋友和敌人领受智慧魔力的源泉’;另一处又说，‘在他的第一卷问世时，在德国没有人在思想魅力或理论知识上衡量自己能够反对他。’”

　　有人把对马克思进行清醒的评价的西方学者说成是“已经马克思化”的学者。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当然，在一定条件下，有的西方经济学家有可能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是，上述对马克思作出清醒的评价的罗宾逊、熊彼特等人远没有完成这种转变。以罗宾逊为例，她对马克思作出清醒的评价，并不是要改变自己的阶级立场，也不是要西方正统派经济学家即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改变自己的阶级立场，而只是要求她的同行们不要忽视马克思。罗宾逊说：“我本人也是资产阶级的一员，我写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告诫我那些资产阶级同人们，在《资本论》中存在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对于这些思想他们不应该继续忽视下去。”特纳在对罗宾逊进行深入研究之后也说：罗宾逊“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

　　“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界开始出现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倾向。熊彼特在他的遗著中把这种倾向概括为“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

　　S. S. 亚历山大的《凯恩斯和马克思》一文被熊彼特看作是这类尝试中最有意义的尝试之一。西方经济学家戴上凯恩斯主义的有色眼睛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寻找《资本论》和《通论》的“共同点”。关于这一情况，《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一书的作者德赛这样写道：“20世纪30年代期间，恢复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但这种兴趣更多地侧重在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贡献方面。这是因为凯恩斯的《通论》为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提供给经济学家以‘一副新的眼镜’。”

　　罗宾逊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和《马克思和凯恩斯》一文是20世纪40年代中出现的“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的有代表性的论著。罗宾逊认为，在某些方面，“凯恩斯体系和马克思体系是一致的”。她说，二者可以相互补充，“马克思的理论，……是凯恩斯所必须用来补充的，正如凯恩斯的理论是马克思所需用来补充的一样。”

　　20世纪40年代以后，英、美等国一些凯恩斯主义者继续致力于寻找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一致之处。他们企图在《资本论》中寻找《通论》的论点，在《通论》中寻找《资本论》的论点。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有的在把凯恩斯马克思化时，把凯恩斯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近似物”。他们甚至企图给凯恩斯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说凯恩斯“同意”、“接受”或“支持”马克思的许多理论和学说。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把马克思凯恩斯化，把凯恩斯马克思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胜利使现代西方学者感到，公然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莫如歪曲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因此，把马克思凯恩斯化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手段。但是所有尝试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的学者，除了一些枝节性问题之外，所持的基本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用来论证基本论点的论据也是似是而非的。

　　其实，积极参加“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的西方经济学家并非不知道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例如，罗宾逊在研读马克思《资本论》的过程中，她很自然地对马克思和她非常熟悉的西方正统派经济学家即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论著进行比较。通过比较，罗宾逊说：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正统派经济学之间的本质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西方正统派即主流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马克思则认为它是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第二，西方正统派即主流派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各部分的利益是调和的，而马克思则认为不劳动的财产所有者和没有财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

　　凯恩斯如果还活着，他决不会同意“把马克思凯恩斯化”、“把凯恩斯马克思化”。敌视马克思主义、敌视社会主义的凯恩斯，有着坚定的资产阶级立场。他毫不掩饰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

　　今天，如果“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泛化，那就会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化”和“把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现在有的经济学家正在抹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只强调二者的“共同点”。其结果，必然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化，把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几点启示

　　从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和马克思经济学的论述中，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第一，在西方国家，马克思和马克思著作从来没有像当代这样受到重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更应当重视马克思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有任何理由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

　　第二，既然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经济学“强烈的反感”和“清醒的评价”并存，我们研究西方经济学家论著就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区别对待。既不能简单地全盘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

　　第三，西方经济学界有人明确主张西方经济学家要向马克思学习，承认马克思在许多方面比西方正统派经济学即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得到现代人的共鸣。仅此就足以证明，我国少数经济学家散布的《资本论》“过时论”和“无用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无用论”，没有任何根据。

　　第四，西方学者在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清醒的评价”时，仍然保持西方学者的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全面的评价时，更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那种认为经济学应当进行“国际接轨”和“国际化”的主张，有害无益。

　　第五，一些西方学者“把马克思凯恩斯化”、“把凯恩斯马克思化”，只看到两种经济体系都研究失业、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等共同问题，却完全无视两大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根本区别。如果听任“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泛化，就必定会得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化”和“把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的有害主张。对这种开始显现并可能发展的趋势，不能不保持应有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