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天生是一个杠头，在QQ群里讲述“共产主义不是梦或者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的时候，有朋友批判说那是“断章取义”，很好，启发了我，断章取义是一个贬义词，可是为什么会出现，难道断章取义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存在的就有其合理的一个方面（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所幸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对“主义”进行一番分析。因此，有了这个题目。断章取义是贬义，断章“去”义就是褒义了，这会找到了正确的共产主义道路了。

在“昆仑策”看到李艳艳老师的《李艳艳：共产主义道路就在脚下》，还是老调重弹，高喊了一阵共产党前辈们的话，没有什么新意，所以还是回来搞我自己的研究。

将近一百年前的1919年胡适先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虽然有些道理，但是丢了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问题也没有搞清楚，一百年历史证明“胡说”的实用主义也不比乌有之乡的“共产主义”更加实用。

根本问题是，“主义”和“问题”不是断裂的。把一个“主义”去掉了“主义”，看看还剩下什么？如表1 断章“去”义看本质，剩下的是“本体”，这就是哲学里本体论所研究东东，然而，研究了几千年，本体论也是不得要领，为什么？把事物的本体和本质割裂来研究肯定要失败，而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这又是“本质论”不断追索的问题，我们（我）去繁就简，一言以蔽之，就是“力”，物理学里的力，也就是马克思非常讲究的不离嘴边的“关系”，关系就是力（关系=力？），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社会性，一针见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是一切社会力的总和。那么，“主义”呢？主义就是关系，这个关系究竟是什么？就是事物的普遍联系，也就是力的无所不到的“力场”，为什么主义会不断自发生长，就在这里。

2016年3月29日，FT中文网发表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西蒙•库柏的《为什么没有‘德国梦’?》评论说：乌托邦主义者鲜少能让人们的生活得到渐渐改善。部分原因是他们以被推上神坛的古老文献为指导，而不是依据现代的最佳实践。像《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这样愚蠢的陈旧文献的破坏性尤其大，……

看来西蒙•库柏仍旧不理解《共产党宣言》的破坏性为什么尤其大？一部只有2万字却破坏性尤其大的著作怎么会是“愚蠢的陈旧文献”？除非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者都是“愚蠢和陈旧的”，新的共产主义不断出现，当然，西蒙•库柏是看不到这些新事物的。

一、中国本土共产主义的演化

一个历史事实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级阶段早已经完成，《共产党宣言》诞生于1848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年新中国建立，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扎扎实实立住了脚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用主义、实践主义化——中国化的初始阶段完成，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年，在中国落地生根只用了不到三十年，为什么这样迅捷？因为中国自身自古就有共产主义的土壤和基因。“大同说”、“天下说”就是这个土壤，孔孟之道就是这个基因。大同世界就是共产主义无需在此赘述。我最感兴趣的是孟子的一段论述。很多人知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是就在这句话之前，孟子论说了一番共产主义的大道理，深入浅出，不留痕迹。

楚国的儒士陈良有门徒陈相，陈相和他弟弟陈辛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也进见滕文公说：“听说您施行圣人的政治，那么，您也是圣人了，我们都愿意做圣人的百姓。”陈相见到许行后非常高兴，完全抛弃了自己以前所学儒学的而改学许行的“农学”说。陈相有一天去拜访孟子，居然宣传起来“农学”，许行还说：“滕君的确是个贤明的君主，不过，他还没有掌握真正的治国之道。贤人治国应该和老百姓一道耕种而食，一道亲自做饭。现在滕国却有储藏粮食的仓库，存放财物的仓库，这是损害老百姓来奉养自己，怎么能够叫做贤明呢？”

孟子对这叛徒本就生气，但是还是心平气和问：“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种庄稼才吃饭吗？”陈相回答：“对。”孟问：“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织布然后才穿衣吗？”陈答：“不，许先生只穿粗麻衣服。”孟问：“许先生戴帽于吗？”陈答：“戴。”孟子问：“戴什么帽子呢？”陈答：“白帽子。”孟子问：“他自己织的吗？”陈答：“不是，是用粮食换来的。”孟子问：“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呢？”陈答：“因为怕误了农活。”孟子问：“许先生用锅和甄子做饭，用铁器耕种吗？”陈答：“是的。”孟子又问：“他自己做的吗？”陈答：“不是，是用粮食换的。”孟子于是说：“农夫用粮食换取锅、瓶和农具，不能说是损害了瓦匠铁匠。那么，瓦匠和铁匠用锅、瓶和农具换取粮食，难道就能够说是损害了农夫吗？而且，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烧窑冶铁做成锅、甑和各种农具，什么东西都放在家里随时取用呢？为什么要一件一件地去和各种工匠交换呢？为什么许先生这样不怕麻烦呢？”陈答：“各种工匠的事情当然不是可以一边耕种一边同时干得了的。”

孟子总结：“那么治理国家就偏偏可以一边耕种一边治理了吗？官吏有官吏的事，百姓有百姓的事。况且，每一个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都要靠各种工匠的产品才能齐备，如果都一定要自己亲手做成才能使用，那就是率领天下的人疲于奔命。所以说：有的人脑力劳动，有的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靠别人养活：这是通行天下的原则。[①]

孟子是在说共产主义吗？当然是！但是，很多人看不出来，无论智者还是傻子，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以为共产主义只是乌托邦或者革命运动而已，不知道共产主义还是生活本身。这就又回到了共产主义是什么的老问题上去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是学说？是运动？是革命？是理论？是制度？是社会？是实践？是信仰？是宗教？等等，都是，但是都不全面。这就要用汉语来理解了，回到我们真正的国学里面来，国学最根本的地方是什么？是一个个的汉字。然而，共产主义进入中国一百年，这个固定词组就没有真正被中国化的理解，几乎一直是一个四个汉字组成的单词，共、产、主、义没有分开过，其实只有拆开来，用汉子思维理解这个汉语词组，而不是只看到一个汉语单词。

从语言文字学角度看，共产主义不是单词，是词组。共、产、主、义四个字不能够分开，一分开就什么都不是了，看着是汉字，其实是外语，理解这个中国传统语言没有的词汇需要中西合璧。每个汉字是独立的，这是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地方，一个汉字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同的汉字可以随心所欲，自由组合，出现新的意义和价值，学习汉语，研究汉语就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习，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多少汉字就有多少个世界，这才是俺们国学的根基。如果用时髦的比喻，每一个汉字就是一枚原子弹，让每一个汉字都爆炸，释放出中国文化的核能量，这就是新时代附加在传统文化上的正能量。

先把“共产主义”一分为二，“共产”+“主义”，前者词典上没有意义，后者意义重大，可是海德格尔在《什么是物？》中说：“每一种‘主义’都是一种误解并且是历史的死亡。”有些道理，那么我们就去掉“主义”，看一看有什么奥秘。在汉语里，共产主义是一个固定词组，没有独立的“共产”这个词汇，这难道不是非常奇怪吗？继续拆开字词分析，“共”一起、共同、合力等等，“产”是生产、产品等等，“共产”是一个动词，有两层含义，一层就是“共同生产”，这一个意义几乎丧失殆尽，第二层是“共有产品”，就是把生产的结果大家共同享有，把产品共同分享。这和上面孟子的说法就一致了。

二、萃取生活所溶解的共产主义

咬文嚼字发现《共产党宣言》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正文里根本没有“资本主义”这个词汇，直到“1882年俄文版序言”才第一次出现，甚至“1872年德文版序言”也没有提及，到了“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恩格斯在最后一段文字里连续提到了3次。这个情况并不是巧合。资本主义是抽象的，是意识性的东西，根本不值得批判和斗争，仅仅在意识形态里打转转是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而资本、资本家、资产、资产者、资产阶级、工资、资料等等才是实实在在物质性的东西，才是无产阶级展开斗争的直接对象，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主义”二字是几十年之后才被“智者”加上去的尾巴，可是资本家们装上了这条尾巴非常满意，而且就在也不肯卸下来了，弄得马克思恩格斯也不得不在自己的文章里偶尔用上一用。再后来者就以为资本主义是天经地义祖宗遗留了，而不肯丢弃，甚至要永远高举着这条尾巴生活了，这真是生存智慧，真是智者所为？

去掉共产主义的“主义”二字，我们就会唯物主义的理解共产主义的共产本质，看到共产主义的本体，也只有到了这种程度，我们才会把外来的共产主义彻彻底底的中国化，我们才会把外来的共产主义彻彻底底的国学化，让抽象的共产主义从天上降落人间，让每一个普通人一伸手就够到了共产主义，把玩在自己手中。中国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就是中国的，这就是天下大同。

许行、陈相的人人都进行农业生产是农学理论，是前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但是，这样的社会是非常原始的，要求人人都是一个完全的人，只有原始人才可以做到，小农经济已经无法做到了，这就是原始共产主义存在的原因。原始共产主义里，大自然是全能的生产者，而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只是生产自身，无需要生产其他的东西，也不会生产其他任何东西，这就是一群原始共产主义者，这就是原始社会。人类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西游记》第一回描写“春采百花为饮食，夏寻诸果作生涯。秋收芋栗延时节，冬觅黄精度岁华。”美猴王享乐天真，何期有三五百载。这是采集，还有打猎，《西游记》第十三回有“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可爱镇山刘太保，堪夸据地兽之君。人虎贪生争胜负，些儿有慢丧三魂。他两个斗了有一个时辰，只见那虎爪慢腰松，被太保举叉平胸刺倒，可怜呵，钢叉尖穿透心肝，霎时间血流满地。这就是壮烈、血腥和野蛮的共产主义了，是人类暴力共产主义的原始范式。

原始共产主义人类的生死随时会被大自然拿去，而成为大自然奉献给大自然自己的一件产品，这样的生活人类无法忍受和满足，于是在争取生存的活动中模仿、学习了生产，自己成为各式各样的生产者，不再是单一的共产者，共产主义的原始人类开始分化——也就是分工，这是一个飞跃，有的人行动慢了，就被落下，继续做单一的共产主义者，很危险的自生自灭。为了可以生存，人们有一部分是心甘情愿做奴隶的，并且一发而不可收。共产主义的平等和平均元素也越来越少了。这是生产——生产主义——之下的共产主义，即生产共产主义。

社会大生产是由个人的小生产系统化组织来的，每个人至少在肉体上生产者自己，在精神上生产自己的意识产品。劳心者治人，劳心者首先是治理自己，生产自己的心力产品，然后才是治理其他人，人人都是劳心者；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首先是被自己的心所治理，生产自己的体力产品，由自己的心来决定自己的力量是不是由他人所控制（剥削、奴役、购买、交换），人人都是劳力者。孟子这句反动的话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战国时代，后人把古人的智慧僵化并作为死狗抛弃，是后人的问题，是后人的意识生产力的不足和共产能力不够。

一百万年过去了，生产主义的人类积累了足够的生产力和生产产品，可以在人类小圈子里——社会生活了，新的共产主义方式又被创造出来了。这就是前面孟子说的“交换”，交换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共产主义方式，是文明的共产主义方式。这个时候有了奴隶，也有了君主，但是共产主义并不是消失了，更不是灭亡了，而是进步了，更加有保障了，人类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就是因为这个共产主义是进步的，以及适宜人类生长生存的。

生产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交换，奴隶社会是奴隶生存和奴隶生产的交换，封建社会是农民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交换，资本社会是无产阶级生产和资本的交换，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福利和社会生产的交换，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们自由生产和自由时间的交换，等等。

这样理解的共产主义，是接地气的共产主义，是中国化的共产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共产主义，当然是广义的共产主义，是生产之后的共产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传统中国文化融合兼容的产物。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丰富的共产主义土壤和基因，这也是为什么共产主义融入中国并扎下根来，迅速茁壮成长的根本原因。外因决定内因，共产主义的外因再怎么决定，也需要中国文化这个内因的接引和定植。

这里还有一个常识性问题需要介绍，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吗？其实，在《共产党宣言》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三个词汇是通用的，而且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里重点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这是历史割据——局限性造成的，而我们汉语里就应该恢复这个历史面目。在众多场合，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把《共产党宣言》称谓为《共产主义宣言》，这也不是什么巧合。

从哲学上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性——社会本质，而社会的大而化之就是“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中，无论什么主义最终都属于社会主义，简而言之在逻辑上这是一个概念之间的种属关系问题，在实际上，各种社会形态不过是不同侧重点的社会主义而已，是好好坏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原始共产主义就是自然社会主义，奴隶社会就是奴隶制度的社会主义，封建社会就是农业土地制度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剩余价值的社会主义，而狭义的理想的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的社会主义。

三、浅述共产主义人力论

人力论不是主张人定胜天，更不是天定胜人，而是科学的解释人力和天力是符合牛顿力学定律的，人力和反人力（天力）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同时作用于天和人之上的。

共产主义进入中国首先是新闻、思想、理论、学说的传播，这才是一发而不可收。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盛，无尽无休的演变下来，是历史的必然。任何对于历史的假设都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都是在游戏历史，不值得与之争论，但是，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游戏中，我们可以不断推演出历史演进的脉络，进而看出历史指向未来的延长线到底在何处。

胡适把《西游记》第九十九回改写，在第九九八十一难里，让唐僧割自己肉身饲喂群魔，然后大家都得道成仙，这恰恰反映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个人式共产主义，其实，这恰恰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也成就了众生，天下大同。读到最后，我以为孙悟空应该出现，把那些吃了唐僧肉的家伙们再一次打成肉酱，可是这样的彻底的暴力共产主义不会在胡适的笔头诞生，战天斗地的齐天大圣就是阶级斗争的急先锋。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核心，无疑其本质之一是暴力革命，但是，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暴力革命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本身应有之义。共产主义最初进入中国并不以暴力为先导，而是以发动被压迫阶级为先导，争取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在被暴力镇压之后才发觉“枪杆子面出政权”。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看，马克思的一生几乎没有参加过暴力革命，在其晚年也是研究和写作《资本论》，而不是研究《战争论》，马克思曾经说“暴力是一种经济力。” [②]新中国建立，乃至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直坚持阶级斗争，无论大跃进式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是十年文革，都是在用各种方式追求共产主义，而且非常急切，但是这一时期，非常不顺利，为什么？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是偏重“共产”的，而共产主义本身不会自己维持自己的存在，就像一个人力量再大不可能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也是原始共产主义在低水平徘徊几百万年的原因，纯粹共产主义就是坐吃山空的共产主义，维持不下去，大跃进之后、三年自然灾害人口数量徘徊甚至下降，就是因为社会承载力下降，无法养活这么多人口了。今日的共产主义无论多么低下也是远远高于原始状态的，而高于自然水平的共产力必须要有高于自然水平的生产力来适应和满足。

这里，我们又要引进（创造）一个中国文化概念“共产力”，共产力和生产力对应，是一种人力，也是一社会力，图1社会力循环示意图就是我们要致力研究的四种社会力，需要力、生产力、共产力、消费力，主流是依次循环，辅助性的支流也会发生，即四个力之间也是会发生直接的联系，例如，从需要力直接到共产力，从需要力直接到消费力，也就是需要什么，如果自己有，就可以直接消费。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没有生产力直接消费仅仅是没有人的生产力，大自然的生产力还是要有的。

在中国，生产力被高度重视，但是是一种抽象的力的膜拜，并没有视之为“力”的一种。物理学的力和政治经济的力隔绝开来，几乎没有什么深入研究的路径可走，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更是政治化的口号，没有人研究背后的真理，数以万计的研究人员等着日理万机的领袖提供深入研究的成果，或者似乎这要等到外国人、伟人来说明，或者在骨子里认为，这些不过是口号，吵吵喊喊就过去了，这种态度是不专业的，也是不科学的。在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无疑是“共产力主义”，而邓小平是“生产力主义”。为此笔者建议，在《中国共产党党章》里加入“共产力”内容。

文革之后，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至今也将近四十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等一脉相承，反而稳步走出了中国特色共产主义的道路，用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标准衡量，今日中国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但是，这一时期的国家发展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反对的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很多人资本主义理论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实不然，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还是先去掉“主义”，看看“资本”的本质，资本来源于货币，货币不过是一种工具，是一个媒介，和原子弹一样，无产阶级掌握就是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掌握就是资产阶级的，货币、资本、市场、国家等等都是人类发明创造的工具，而且是先进的，并且归根结底是共产主义的工具。

2018年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诞辰170周年，《共产党宣言》最重要的论述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③]

什么是“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是什么意思？是消灭资本吗？不是！很显然，在这里资本仅仅是工具——一切生产工具之一，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也是生产工具之一，利用自己的资本、生产工具进行生产，进而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邓小平这一论断的内涵是计划和市场都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我们可以进一步通俗化看，计划、市场都是人类发明创造的伟大工具，同理，货币、资本也一样，资本是全人类的，不是资本家这个小圈子的，资本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非共产主义，而是生产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是共产主义。显而易见，共产主义发展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比以纯粹“共产”为主旋律的共产主义有所发展，邓小平理论的本质是“生产”为主旋律的共产主义——生产主义——生产（性）共产主义，一字之差，但是更加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邓小平理论本质是生产性共产主义，揭示了是生产力和共产力结合的社会合力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不用穿越历史，历史自己就穿越到了当下，2015年，南昌西汉大墓出土了10余吨近200万枚的五铢钱，海昏侯把大量的金银财宝和流通中的货币埋在自己的墓穴里，看似是他私人占有，而实际上又如何？还不是中国人民的共有财富，这就是流动的私有迟早是共有的道理。这也是为什么西汉之后，死人共活人的产的厚葬制度渐渐被薄葬办法取代的原因。东汉末年，薄葬渐渐兴起，到了曹操掌权，曹公公开提出“禁厚葬”“禁立碑”，消弱死人共产主义被明确为政府行为了，人为自然立法，人也为死人立法，曹公之举措也是一个破乱反正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2] 楊伯峻譯注.5.4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孟子譯注（上），中華書局，1960年1月（2000年9月印）.

[3] 马克思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 373 页

[5] [清] 钱仪吉 编，三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作者：杨怀伟，高级畜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