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杂谈二题

充分认识土地对于农民就业的约束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曾有一个产业或行业，始终在就业上无任何门槛，也就是有多少人都可以容纳得下，这便是传统农业。改革开放前的农村人，可以说从出生那天起，就意味着天然获得了农民身份，只要长到能拿得动农具的年龄，就符合一个农民的基本标准。就业时不用做任何选拔，干活时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也不用像工人或军人要退休、退伍，只要身体状况允许，尽可以干到干不动的那一天。传统农业本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产业，以往的农民也本是一个十分普通的群体，但在就业方面却几乎是终身制，让它显示出与其他产业完全不同的特性。农业就业者的主要工作场所是在土地上，土地不光在很长时间里消化了所有的农村人口，甚至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里，还先后吸纳或接受了2000万左右的城市知青长期或短期就业，由此可见其容纳能力有多强。到上世纪90年代初峰值时期，中国的农业人口竟然达到9亿之多，其中有一半左右为劳动力，之后这种状况才因“民工潮”的兴起而逐渐改变。

笔者作为农家子弟，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童年、少年时代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几乎从我懂事的那天起，我就从大人的言谈中知道，农民是那时天下生活最苦的一群人，因而农民最大的梦想，便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走出去，像城里人那样端上铁饭碗，吃上国库粮。然而那时国家严格控制农民进城，除了考学、招工、参军几个非常狭窄的渠道，几乎再没有其他途径能让人离开农村。谁家的孩子如果有出息加上运气好，有一天终于干上公事，再不用和土坷垃打交道了，父母高兴得会从睡梦中笑醒。倘若没有办法走出去，那就只好老实地呆在村里当农民，反正天下只有当农民没有任何障碍，愿意不愿意当你都得认命。我是赶上了“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的好机会，寒窗苦读了好几年，才在1981年实现了“鲤鱼跳龙（农）门”，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其实在以往，土地之所以能有超常容纳就业的能力，奥妙全在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传统农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是一种小农经济，不太重视核算投入和产出比，因而无论投进去多少人力，实际产出并不见有明显的增加。尽管当时有数亿人在从事农业生产，然而粮食总产量却始终没有大的突破，饿肚子问题一直没有能得到彻底解决。我国是一个高原、荒漠、山地居多，而平原、盆地等宜农土地相对较少的国家，发展农业的条件完全无法和美国、巴西、印度等国家相比，加上我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因而粮食产量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直到经过几十年持续兴修梯田、水利，同时发展化肥、农药等相关工业，不断改良和引进农作物品种，大量使用各种现代农业技术，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承包制，粮食产量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而一举解决困扰国人数千年的吃饭问题。记得那时流行着一句让国人十分自豪的话语：“中国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创造了人间奇迹。”不过，美国人对此可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自己才了不起：“美国用不到2%的人口，产出的粮食不仅养活了3亿美国人，还出口到全世界。”的确，单纯从基本解决了十多亿人民吃饭问题来看，中国取得的成就实在值得称道，但是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成就，却是建立在巨量的农业就业人口之上的，而从投入与产出比来看，美国农业的比较优势不言而喻。

随着粮食产量空前提高，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到上世纪90年代，“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等等，这些在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时代从未有过的问题，便迅速地凸显出来且愈来愈烈。当时，我国农村户均承包耕地大约7亩多一点，其中一半左右的省份人均耕地低于1亩，更有几个省市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半亩，土地的承载力远远超过了极限。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国家不得不采取退耕还林等策略维持生态平衡，与此同时，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又引起非农项目大量占用土地，致使耕地每年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与耕地减少相对应的是，那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有4-5亿，而据专家测算，当时的耕地面积只需要不到一半的劳动力，甚至还有人认为只要1亿左右的从业者就足够了，这样便意味着，另有一半乃至三分之二的人，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也就等于形成隐形失业，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就业过剩的问题。过多的劳动力，如果还像以往那样不讲效益地聚集在土里刨食吃，就只能勉强维持低水平的温饱日子，根本无法脱贫致富并且向小康目标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有眼光、有抱负、有雄心的农民，开始放下世代视为命根子的土地，转身到农村、农业之外寻找出路。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起，大批青壮年农民进城或到发达地区从事二三产业，由此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民工潮”。这实在可以算为中国农民的一大创举，为此他们无意中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农民工。一些学者说“农民工”这个称谓具有歧视性，在一个讲文明的社会中不该这样叫。但农民工生来讲求实际，不认为起个好听的名字就会有好运，他们只希望干活后能及时把工资领到手。考虑到那么多的农民如果都挤在土地上就业，不但不能有效地解决农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还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而那时的城市建设以及二三产业发展也确实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国家也相应地调整了人口迁徙、户籍等方面政策，推动了“民工潮”有序流动。

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显示，2019年我国农民工总数为2.9亿人。这个数字意味着，4-5亿农业劳动力当中，有一大半实现了非农就业，远远超过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农民工在农业之外谋求自主择业，其中包含着一丝窘迫与无奈，但总体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几千年来农业无限制就业的魔咒，终于被他们在不经意间打破了，这预示着农业作为产业终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缺少文化是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千百年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基本上没有与乡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生活在乡村的绝大多数农民，从来都是不掌握或者很少掌握文化知识的文盲或半文盲。虽然农家门额上，常常也写有“耕读传家”的字样，但那不是告诫子弟为耕田而读书，而是要他们铭记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教导，一旦掌握了文化知识，就实现“鲤鱼跳龙（农）门”，在过去通过科举在如今通过高考，进入到设在城市里的衙门或者机关里，那里从来都比乡村更有强烈的诱惑力。

相对其他阶层而言，农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整体上来说不是文化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他们历来主要是靠体力而非脑力获取生活来源，那些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尤其如此。由于整个农民阶层受教育的程度不是很高，甚至于还有很多人并未接受一定年限的教育，因而我国的文盲或半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民中也基本上没有中高级知识分子，文化知识对于天门来说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农民缺少文化的状况之所以会长期存在，其中有经济能力不允许他们享受教育的原因，也有农民长期在观念上不重视文化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从事传统农业以及在乡村生活，实际上用不到多么深厚的文化知识，或者说没有文化照样可以做农民，种地对文化并没有多少刚性的需求。既然做一个农民主要靠力气吃饭，因而有一个好身体才是最要紧的，又何必去花那么大的代价去寒窗苦读呢！

仔细考察农民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有自然条件较差、资源匮乏的原因，有从事传统农业本身收益较低的原因，也有灾害、疾病等方面造成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缺少文化。没有文化，造成农民没有广阔的视野，难以接受新的思想观念，无法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缺乏彻底改变贫困命运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不过，农民从整体上普遍缺少文化，并非意味着乡村就不会产生知识分子，实际上，历史上有许多影响深远的思想家都出自于乡村，一些知识分子政治上失意后还会退隐在乡村，说明乡村仍然具有产生知识分子的土壤。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古代的科举与现代的高考，如同一架功能强大的人才收割机，将农村的知识分子大量地选拔到城市里，这样农村便由于知识的稀薄而长久地衰落了。越是艰苦的地方，人们对土地越是有巨大的离心力，往出走的欲望就越是强烈，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是贫困县，往往越是闻名遐迩的高考状元县，许多贫困县在高考制度恢复后的几十年间，竟然有数万农家子弟考出去，这些人大学毕业后绝大多数都留在了城市里。城乡二元分割格局其实并非出现在现当代，这种差别在历史上就始终存在着，只是表面上看似乎是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别，本质上却是文化的积淀、活力与能量的差别。城市不仅是工商业以及巨额财富的聚集地，同时也是人才、知识的聚集地，乡村中的人才与财富总是不断地流向城市，致使乡村一直处于失血状态，乡村如何能与城市并驾齐驱地发展呢！

如果说，高考制度以及城市较好的发展机会，一遍又一遍地将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家子弟选拔到城市里，造成乡村在文化上的巨大贫困，那么民工潮的兴起，又让更多头脑灵活、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更多地疏远或脱离了土地，致使农业、农村发展后劲严重不足。能够持续去城市、去发达地区打工的这一部分人，从年龄上来说，是农民中的青壮年；从体力上来说，是农民中的强健者；从掌握的知识和智力上来说，是农民中的佼佼者，总之，他们是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他们通过出外打工谋生的途径和方式，从从事传统农业的土地上转移了出来，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应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但是，这样既在智力上又在体力上，反复不断地减弱农村发展的主要动力，无疑会让农村目前的情况更加雪上加霜，这种状况又会延缓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国农业要真正实现产业化、集约化，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的变迁，中国农民要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农民就必须成为文化知识的掌握着和使用者，必须在头脑中掀起知识与思想的风暴，这样才能使土地摆脱千百年来的落后与愚昧，使这块古老的大地焕发生机和希望。

时下，扶贫攻坚已经让中国农民摆脱了绝对贫困，国家将“三农”工作的重心聚焦到乡村振兴上，而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应该成为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

作者简介

张黎明，1985年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先后从事过教育工作、公务员工作以及企业中高层管理工作，现供职于新课程报社。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先后在《经济参考报》《甘肃日报》《西部发展报》等报刊上，发表有关“三农”文章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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