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立：关于中国乡村城镇化的粗浅思考

点击：作者：王宗立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1-05-05 08: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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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资本和市场逻辑对乡村城镇化的影响为背景，立足中国实际，分析了中国乡村城镇化的必然性，对乡村城镇化的速度、方式、方向和城镇化的基础支撑进行了重点梳理，得出了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以乡村集体经济为主体支撑的就地农业工业化、乡村城镇化、城镇生态化道路的结论。

一、引言

中国乡村的城镇化是一个必然性趋势。乡村城镇化的动力直接来自于城乡二元对立产生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则来自于生产力从农业到工业、从个体生产到社会化生产演进的现实需求，来自于人们、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盼的现实要求，来自于生活方式要适应生产方式的必然要求。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分析，目前的城乡社会系统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二元对立的非均衡热力学系统，有对立就有差距，有差距就有张力和势能，有张力就要传递，有势能就要释放，使系统达到动态的均衡状态，实现城乡社会系统的一体化融合发展。问题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路径来顺应这种趋势、实现城乡系统的一体化融合发展？

最近，笔者学习了一些探讨中国农村城镇化或者城市化的文章，其中不少贴近国情、不乏创见，但也有的“言非不辩也”，但“所欲者土地也”、市场资本利润也。后一类文章的作者生在中国，但不理解中国文化、不理解中国历史，只被资本利润遮住望眼，用西方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用市场逻辑的方法思考中国乡村的城镇化，没有考虑在东西方历史、现实、制度和文化差异之下，中国应该走不同于西方那种由资本主宰、市场逻辑主导的城市化道路。因为，“他山之石，未必一定攻玉”，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必须立足中国的实际。

第一，中国城乡的连续性决定了不能搞泾渭分明的城市化。中国从农村的村落到现代化的大都市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当然，单从村镇和大城市两端来看，呈现的是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格局）。正如南京大学张玉林教授所言“乡村和城市（城镇）在概念表述上是截然分开的，但在实际形态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这是因为，从自然村到集市、市镇、小城市、大都会，其间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居住形态和空间特征、职业差异和社会异质性，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等等，都是一个连续变化或累积的过程。位于这个过程的多种聚落形态被称为“城乡连续谱”，各种聚落都处于这个连续谱系中的某个位置，而兼有城乡二者特征的形态较为多见”①。这是中国城乡格局的一个特点，是我们这个农耕文明起源的国家历史传承的结果。农村的城市化仍然不能立马脱离这个特点，搞泾渭分明的、迅速大量消除农村的城市化。

第二，农村存在的合理性因素决定了它不可能被大量消灭。中国农村数量庞大，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比。这就意味着农村的城市化不可能无视其存在的自然的、地理的、历史的根据或者叫合理性而大量的消灭它，搞出西方那样对立的城市和乡村。当然，这不等于要否定合村并点、压缩一定数量“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关键的还是以什么样的理念、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进这项工作。

第三，未曾断流的中华文明需要在城镇化中传承不息。中国是以农业起源的国家，祖先们基于单个人无力抗衡恶劣生存环境的现实考量、基于农耕方式对自然（天）的依赖而对天（人格神）的畏惧、崇拜，他们相互之间必然在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衍生出以最基本的家庭血缘为单元、以家庭集合而成的家族（在早期是氏族部落、后来是国家）为集体核心的社会关系。因着这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诞生的思维上天与人合一、信仰上神与祖同源，政治上国与家同构，伦理上忠与孝统一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了炎黄子孙公大于私、忠高于孝的高度的伦理自觉；激发并长期保持了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强大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基因，几千年来一直维系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成为了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而这些宝贵的文明基因就潜藏在中国农耕历史传承下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和城乡生存格局中。这些宝贵的文明基因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心理和感情纽带。这就要求，中国的农村城镇化，必然要保持和维护中华文化和民族风格，而不是东施效颦，照抄照搬西方的城市化道路，进而自然而然的接受潜藏在西方城市化道路中的西方文化，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潜移默化地植入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二、农村的城镇化的速度、方式、方向

（一）农村的城镇化应该有一个合适的速度

中国乡村的城镇化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慢不得，但也急不得。

慢不得，是因为：

第一，时代的发展决定了城镇化的步子慢不得。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的社会化生产生活已经处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城乡之间不应该出现一极衰落、一极兴盛的两极严重对立的格局。太阳之下都有平等接受阳光沐浴的天赋，大地之上都有共同分享资源馈赠的权利，我们应该努力消除资本和市场逻辑的自然、自发性所制造的城乡差距，尽力促进城乡之间的融合与平衡。

第二，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城镇化的步子慢不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是写在了我们党的理想旗帜上的、是铭刻在坚定信仰里的，我们必须为之奋斗不已。

快不得，是由上文所说的中国城乡的连续性、农村存在的合理性、中华文明的传承性所决定的。中国的农村在数量上不能大量消灭，城镇化在速度上不能狂飙突进、在推进预期上不能一蹴而就，而应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确保行稳致远。

（二）中国乡村应走就地工业化、城镇化的路线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乡村的衰落、空心村的产生、小城镇发展的乏力是有原因的。近年来，党中央之所以提出乡村振兴和推进乡村城镇化的方略，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四十多年来，乡村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城市，仍然是衰落了，出现了大量的村庄“空心”、小城镇发展乏力的现象。根子的问题就是没有坚持当初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工业化、城镇化路线；而是推行了以资本和市场逻辑为主导的、发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天然的黑洞吸附效应、使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向大中城市集中的城市化路线（这显然不是城镇化）。尽管我们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看不见的手）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看得见的手），两手都要硬。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看不见的手过硬，看得见的手过软的现象并没有明显改观（后文还要讨论）。而且，有的政策在客观上又加速了这种资源向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配置的极化过程。比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从最初试行时的土地指标县内交易逐步扩大到市内、省内交易，到有条件的跨省调剂，一方面，短期内给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带来了少部分资金外，另一方面，却是永远地压缩并剥夺了这些本就欠发达地区农村、乡镇甚至是县城的最基本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上，这显然大大加速了城乡土地资源配置不平衡进程。再加上在市场逻辑天然的“马太效应”作用下，其它资源向城市的集中，农村的“空心”和衰落、小城镇发展的乏力等问题便成了必然。面对时下不少地方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招商引资和游说外出人才返乡创业却收效甚微的困境，我们是不是应该对没有坚持当初的就地工业化、城镇化路线有所反思？市场逻辑之下，嫌贫爱富、趋利避害的资本是我们发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主观能动性能感动得了、能招引得来的吗？如果我们把这种导致农村空心和衰落、小城镇发展乏力的致病原因当成解决农村空心、乡村振兴和小城镇发展乏力的良药，是不是南辕北辙、会不会事与愿违？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这种思路不改变，即使合村并点建好的新社区乃至小城镇，仍然会因为大中城市的天然吸附效应而衰落，进而造成新的空心和资源浪费问题。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闻名全国的南街村、华西村、刘庄村、周家庄公社、代村利用发展集体经济办大事的优势，实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工业化城镇化路线，其农村不但没有空心，反而人气旺盛、并对周边有了强大的吸附效应。这不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吗？其实，深谙中国国情、一生都在关心关注关爱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毛泽东主席，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深刻指出：“农村人口不要引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每个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问题”③。

（三）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坚持“天人合一”的生态化方向

在营造居住环境上，我们不得不佩服、也不得不继承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深邃精神遗产和丰富物质遗产。在这片东临浩淼海洋、地处四季分明的北中纬度地带的东亚广袤纵深大陆上，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实践中，基于天然赋予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的需要，“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类万物之情”④，形成了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法、“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以人为本”的价值论为主体架构的哲学思想和民族社会心理。这一哲学思想和民族社会心理深刻地影响了并继续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这种“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在乡村和城市建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个最基本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在建设院落和建筑群时，普遍遵循“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藏风聚气”的建设布局。这虽然是中国风水学的基本口诀，固有迷信之嫌，但更有智慧和科学之意，不应一概否定、完全排斥之。因为如前所述，这一建设布局是由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我们地处地球北部中纬度，南面太阳，东南面临海洋，秋冬季兴西风北风、多寒冷干燥，春夏季兴东风南风、多温暖湿润。因此，背对阴冷、面朝阳光、背靠大山、面朝水面是我们适应环境、趋利避害的本能需要，“藏风聚气”，则是人体五脏六腑的运行要顺承宇宙自然五运六气的运行、努力保持身体内外平衡、力求身心健康的必然要求。如果我们有兴趣考察一下古代的遗存，如西安的古城、南京的古城、北京的故宫，看一看如今的北上广大都市、再看看乡村民居，无不遵循这一“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法则。相信只要生活在中国这个地球东亚的地理方位上，人们还将有意或无意地继续遵循这一法则。

尽管以地中海古希腊为发轫的西方文明早期也有光辉的辩证法思想和天人相合思想，但海洋贸易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他们为了追逐更多更大的利益而表现出对他人、对自然强烈的征服欲，从而过早地走向了天人相分、天人相敌的道路。特别是西方社会的历史逻辑演进到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后，这种天人相分、相敌、相残的表现更可谓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导致了包括城市生态在内的生态环境日益严重恶化。尽管1869年德国学者海格尔提出了生态学概念，1925年美国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发现生命与环境的依存关系、创出系统学理论，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提出生态系统学概念，1987年美国学者理查德.瑞吉斯特提出了生态城市概念⑤，西方社会也注意到他们理论的科学合理性，但他们的国家主要的只是通过资本和市场的运作将生态灾难转嫁给了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而已，全球生态问题并没有好转而是日益严重。就我国而言，以资本和市场逻辑为主导的、发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天然的黑洞吸附效应、使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向大中城市集中的城市化路线（不是城镇化），也同样越来越对“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城市生态化生存发展的法则构成严重的挑战。个别地方贪大求洋、标新立异，出现了比高比大比上比洋的“高大上洋”竞赛，在建设高层建筑上你追我赶，互不相让，一个个所谓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在当今被视为标志性的建筑，往往当初只是为了特定的功能兴建的，并不具有标志性意义，只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历史人文的积淀而自然形成了标志性意义，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标志性建筑多数不是刻意为之的、而是历史传承的结果）、一处处上磨云天的楼群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有时人们不由自主的为自己征服高度、征服自然的能力而自感骄傲或得意。殊不知，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⑥。这种高大上的城市化追求很少考虑到城市的承载力、很少考虑到遇到紧急事态的应急处理能力问题、很少考虑到瘟疫防控的风险问题。这样的建设思路不出事可能吗？比如，遍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现在很多文章指出这是个别资本主义国家人工合成并特意危害第三世界国家的病毒，因此判断新冠肺炎是资本导致的恶果。虽然目前国际社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相信也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但这不影响资本和市场逻辑对这一全球灾难性事件应承担主要责任的认定。因为资本和市场逻辑唯利是图导致的对自然环境的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的掠夺性开发带来了自然生态的恶化；特别是，资本和市场逻辑唯利是图导致的非理性、非科学的城市化极大的削弱了对传染病的防控能力，往往是一个人患病就要封一座楼，一处楼群，一个小区，控制不住甚至会封锁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而相对于农村、特别是通风条件好的山村，防疫工作则并不是那么难做。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些生活在通风良好丘陵地带的居民，他们患传染性疾病的几率并不高，他们成规模饲养的畜禽出现大规模瘟疫的概率也不高。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乡村田园的优越性。所以，资本与市场逻辑不仅造成了乡村的衰落、空心村的产生，也违背了“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城市建设理念，造成了严重的城市生态问题，各种“城市病”层出不穷，人们的生理、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这种以市场逻辑为主导的、发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天然的吸附效应、使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向大中城市集中的城市化路线违背了马克思的“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物质循环规律”⑦。如果按照资本和市场逻辑主导下的城乡二元对立理念推行农村城市化，“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⑧。长远来看，这种城乡之间物质循环的破坏，一方面带来了城乡自然环境生态的失衡、现在已经扩展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失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失衡。另一方面不仅带来了城乡经济的失衡、城乡社会的失衡，也潜藏了深刻的社会性危机。因此，中国必须走生态化的城镇化道路，让天然众多的中国人口在村、镇及大中小城市科学合理均衡的分布，决不应该步西方二元对立、两极化的城市化老路，人为造成日益严重的城市生态问题。

三、中国乡村城镇化的物质支撑

“举一纲而万目张”，必须举起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这个大“纲”，为中国乡村的城镇化提供坚实强大的物质支撑。因为生产方式的提高决定生活方式的改善，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尽管生活方式对生产方式有反作用、特别是大中型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方式，但对于农村而言，这种反作用是不明显的）。没有乡村经济、特别是乡村集体经济的强力发展，仅仅指望通过市场资本运作、通过一家一户的生产积累来推行城镇化，是不可能快速有效推进的。时下，乡村城镇化的改造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与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经济方式关系很大。因此，中国农村城镇化必须坚定不移、理直气壮地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并通过集体经济的发展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这是乡村自力更生、既减轻农民个人负担、又减轻国家负担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必要；是化解城镇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利益诉求问题的必要；是保证城镇化不被资本寻利和市场投机所左右，保护群众利益、保证农村城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必要。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提一下南街村、华西村、刘庄村、周家庄公社、代村，他们发挥集体经济办大事的优势，其农村早已实现了城镇化、甚至是城市化。从当前发展乡村集体经济的情况看，需要破除如下五大问题：

一要破除两个“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不应讳言的是，当前有的地方部门对发展包括乡村集体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没有太大兴趣，实在是因为这些地方部门没有科学、准确地理解并执行中央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在经济工作中表现出两个“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一是“看不见的手”过硬、“看得见的手”过软，当然这是相对而言。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只无形的手比较硬，但中央明文要求的“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只有形的手则显得过于软。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问题时，曾明确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⑨。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泰斗刘国光老先生明确强调，“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在基本经济制度下面的一个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我们要尊重市场，但却不可迷信市场。我们不迷信计划，但也不能把计划这个同样是人类发明的调节手段，弃而不用”⑩。但在实际经济工作中，有些地方部门作用发挥并不充分，好象是因为既然政府计划指导是宏观的，是中央部门的事、是高层的事，地方政府部门就不能有什么作为，其实这是不愿寻找工作切入点、不愿付出努力的表现。只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切入点是有的。为帮助寿光东斟灌村、昌邑庵上湖村合作组织组建内置金融合作社，当地政府部门积极作为、协调金融部门提供托管支持；烟台栖霞市聘请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团队帮助农村合作社建立内置资金，这些都是地方政府或部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好例子⑪。二是管“私事”的一手过硬，管“公事”的一手过软，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就是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方面过硬，发展公有制经济方面过软。尽管中央数次印发的文件中一直就明文规定“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两个毫不动摇”）。中央反复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很显然是要求大家，无论公还是非公，都要一视同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不有的地方一提到招引私人资本、做私人资本的“店小二”和“保姆”就来精神，无微不至，乐此不疲，甚至有传言说，对私人企业家触犯刑律可捕可不捕的就不捕，可判可不判的就不判。如果真是这样，说好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而对如何壮大城市国有经济和乡村集体经济，则用心不专、用力不够，甚至有的是无精打采、应付了之。出现这种现象直接的原因在于，招引非公资本项目、当非公资本的“店小二”和“保姆”可以很快地增加地方财政税收，有效解决地方财政问题。而出于各种原因限制，国有资本则对地方、特别是基层的项目投资明显不够，相对于非公资本，招不来，请不动。

如何破除这两个“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做到统筹兼顾、两手都要硬，则是高层考核地方政绩时应认真考虑的。建议作如下考虑：一是在考核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时，不仅要考核GDP增长率、招商引资数量和体量，还要重点考核招引、发展公有（集体）资本和项目数量和体量，考核公有（集体）资本年增长率，考核公有（集体）资本年收益率。二是考核财政、金融部门对经济发展的支持时，还要专门明确这些部门支持发展公有制（集体）经济的分值权重。三是考核金融对经济的支持效益时，主要考核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益，防止金融主要投向金融本身和异化成期货的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部门，防止金融自我循环，防止虽有“金融”助力，但“经济体系空转、轮子原地打滑”、驱动乏力的“经济打滑”现象。这一考虑好象与发展公有制（集体）经济关系不大，其实这是防止我国出现西方那样的金融泡沫危机的需要，是防止异化实体经济的主体地位的需要，也是防止异化中国金融社会主义性质的需要。

二要破除集体经济养懒汉、效率低的认识问题。说公有制集体经济养懒汉、三个和尚没水吃，是蛊惑人心的私有化逻辑，是伪命题。生产经营效率除客观的技术条件外，主要的还是一个如何科学的管理问题。烟台市委组织部三年多来组织全市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实践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只要抓好利益关联，做好科学的管理与服务，让群众在经济集体中找到主人翁的感觉和位置，有了价值感和成就感，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远比私有制之下要高得多。南街村实行的“六定一赔”和坚持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实行的“党总支+合作社+公司+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等都很好的解决了所谓集体经济养懒汉的问题。

三要破除发展集体经济无办法的问题。办法总是与问题相伴生，办法就在问题中。“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发展乡村集体经济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在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共同目标下，请进来、走出去、多学习、多考察、多思考，就能闯出各富特色的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马克思总会把办法教给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而决不会把办法教给那些等靠要思想严重的懒汉。费尔巴哈说得好：“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

四要破除发展集体经济没有能人的思想认识问题。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时势造就的英雄。要坚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实践人才观，在发展乡村集体经济的实践中锻造一支境界高、党性强、懂经济、勇担当的基层支部班子、特别是党组织书记。要相信基层党组织的威力是巨大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把群众团结组织起来，让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在组织群众服务群众服务集体经济发展中体现出来。只要做到了就能暴发出巨大的能量，做出惊人的成绩。烟台市栖霞市的衣家村党支部及书记衣元良同志善于组织团结群众，几乎完全靠原始的手工工具硬是开辟出一条长5.5公里、宽5.5米的盘山路，砌起了3.5公里长的路边墙，也无意中铸就了现代山东版的“红旗渠精神”。

五要破除让农村农民单打独斗的问题。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发展村和乡镇两级的集体经济。之所以要发展壮大乡村经济，不单单说只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正是中国农村的城镇化的需要。也就是说，让农民群众就地转化为工人、就地城镇化，必须以做强村集体经济为基础，以做强乡镇集体经济为支撑。因为只有把村集体经济做强了（主要是通过农业工业化、生态化），才有钱提升改造好村庄，实现社区化，同时转移出富余的劳动力从事二产三产。只有把乡镇这一级的集体经济（当然主要是二产和三产为主的集体经济）做强了、做大了，才能使农村富余出的劳动力就近有去处、有工作。二是要加大对发展乡村集体经济的支持。主要是上级党委政府要出台过硬的政策，加大项目资金、党员队伍培训、执照办理、税费减免等方方面面的支持。因为，发展集体经济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支撑中国城镇化的系统工程，是国家的事、全社会的事，各级党委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单位要责无旁贷，务必形成强大的助推合力，绝对不能让农民苦苦单打独斗、让乡村“自力更生”。

四、结论：中国农村城镇化的方法论

自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打开古老中国尘封的大门以来，我们在西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合力冲击下，虽数经跌宕、历尽劫难，但终未被西方同化，而是立足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革命道路。同样的，作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作为国家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乡村城镇化也要立足国情、同样应该而且也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中国的城镇化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农村，不应按农村本就稀少的西方国家资本主导下的市场逻辑来推进。这种市场逻辑的方式是：立足于城乡本就对立的所谓先验逻辑，刺激或逼迫农民往城市狂奔，人为地搞城乡二元对立，这种方法对西方国家有效果、也有好处，但对村落数量庞大的中国而言，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即使按此逻辑和方式推进也会是遇到并产生许多问题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欧美城市化逻辑指引的拉美农村城市化的恶果仍然在阻碍着他们这些国家的腾飞（这方面的材料网络上很多，在此不再赘述）。孔子说“不贰过”，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在同一个地方绊倒两次。先行者的教训应该引起我们后来者的思考和借鉴。真的不希望不久的将来真的有一天：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使乡村屈服于城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总之，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要坚决消除“凡是市场的就是对的、凡是西方的就是好的”新的“两个凡是”错误理念，坚定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以乡村集体经济为支撑主体的就地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城镇生态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①张玉林:《当今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社会科学》2013 年第10期，第72页。

②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2019〕1号），2019年1月4日，网址：http://www.moa.gov.cn/ztzl/xczx/zccs_24715/201901/t20190118_6170350.htm

③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5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出版，1998年。

④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系辞传下》，齐鲁书社，2000年，第419页。

⑤武前波、崔万珍：《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生态学：天人合一》，《现代城市研究》 2005年第9期，第46页。

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3页

⑦何干强：《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经济研究和实践应当确立的科学指导思想》，《改革与战略》，2020年第5期，第18页。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2页。

⑨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11月23日http://qtznh.cnr.cn/sytp/20151125/t20151125_520591763.shtml

⑩刘国光:《我的经济学探索之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