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驳借<贺新郎>词炮制的开国领袖婚外情的无耻谣言》一文有力的驳斥了一些专家借重新考证《贺新郎·别友》，宣称毛泽东主席在1923年和杨开慧婚姻期间还与陶斯咏有一段婚外情这个谣言。笔者想在此基础上再补充几点。

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恋爱的态度

应该说，陶斯咏（陶毅）是毛泽东主席的初恋女友这种说法还是有较高的可信度的。这种说法的最早出处是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曾为毛泽东主席少年时的好友，后来因为政见不合分道扬镳的萧子升在海外出版的《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后来被收录到《早年毛泽东》一书中。其强调，陶斯咏是杨开慧的师姐，也是毛泽东在杨开慧之前的恋人。后来两人因为政治观点不合而分手，分手以后仍然保留了朋友关系：

【开慧却并非毛泽东所爱的第一个女人。在我们同学圈的朋友之中，有一位芳名陶斯咏的小姐，曾为杨昌济先生认为最优秀的三个女弟子之一。陶小姐是很出色的人物。一九二〇年，她和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了一间文化书店，然而由于思想上极不相同，后来他们终于在友好的气氛下宣告分手。

早年毛泽东  传记、史料与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07,第301页】

萧子升虽然因为和毛泽东主席政见不同，后来长期旅居海外，但是在这本书中仍然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和杨开慧等人的革命作风，对于毛泽东和陶斯咏这种恋爱之后分手，却仍然能保持正常朋友关系的行为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因此，这本在海外引发广泛反响的书籍，在新中国毛泽东主席在世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批判。笔者个人认为，这种描述应该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情况的。

其实，毛泽东主席和杨开慧结婚的时候已经27岁，杨开慧要比毛泽东主席小八岁之多，在此之前和年纪相仿的陶斯咏发生过恋爱关系是很正常的。就好像周恩来总理在和比自己小六岁的邓颖超结婚之前也和张若名恋爱过，只不过因为张若名不愿意吃革命的苦，最后两人分手，但是仍然保持朋友关系大同小异。

这种大方磊落的行为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而且恰恰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处理个人情感问题时的开明态度。反倒是今天，某些恋人成不了夫妻就要成仇人，至少也要形同陌路，才是一种不值得提倡的极端个人主义。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那么为什么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世的时候不宣传这些呢？是不是为了维护领导人的形象呢？其实根本就不是。当时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宣传的是雷锋、焦裕禄这些基层干部甚至普通群众，对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个人本身宣传的就不多，连出现他们形象的影视作品也没有，更不可能宣传恋爱分手这些和革命无关的事儿了。

只不过他们去世后，文艺界普遍由宣传人民群众转向宣传知名人士。加上现在消费主义严重，很多小资产阶级有窥私癖一类低级趣味，所以这些事情的热度才越来越高。

二、陶斯咏的经历证明“婚外情”纯属胡扯

至于某些人宣称毛泽东主席和“初恋”陶斯咏分手之后仍然有婚外情就是胡扯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陶斯咏本人并不是像现在很多影视作品甚至历史著作那样所写的“终身未婚”，始终等待毛泽东主席，而是在两人分手之后不久就结婚了。

而且到1931年陶斯咏去世之前，她还结了两次婚。特别是第二次和沈仲九结婚时，其因为是寡妇改嫁，一度引发了很大的风波。这一点很多和陶斯咏关系密切的亲历者都有相关的回忆，并不难查证：

【本也安静几时，不料又为着沈仲九与陶斯咏的结婚问题而骚动起来。沈本鳏夫，陶亦寡妇，又均属壮年，在当时“恋爱神圣”的思潮弥漫着全文化界的时候，结婚不独是他们的自由，而且是很合法的。而况他们在湘既已认识，中间亦经通信，不过到吴淞恋爱成熟而举行结婚仪式，本不能成为问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不能不是问题。

他们都自命为是反封建的，在理智上本要与所谓恶势力奋斗，几经研究，以为与其偷偷摸摸不如公开宣布，终于在十二月的某日假吴淞镇上的某菜馆请我们同事十余人吃饭，就在那时宣布结婚……吴淞镇吃饭之后的多少天，学校的全体、自工友学生以至教授，每以此事为谈话的资料，经过渲染讹传之后，故事离奇得不可名状：有视为神仙眷属的，有当作下贱不堪的。远在上海的学校当局也从传闻中听得许多不堪入耳的故事而对于他们发生疑问。可是事实上他们都是成年人，恋爱与结婚在他们均自有主权，既不犯法，也很合理，我能以何种名义何种权力去干涉?而况我本来是赞成的，但为解释一般人之误会计，曾于某次周会时，请他们在全体学生的面前报告经过，并由仲九说明恋爱与结婚之意义。

舒新城著；文明国编,舒新城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06,第197页】

要知道，陶斯咏在1931年就去世了，根本不可能知道在18年之后毛泽东主席会当上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她眼里，毛泽东主席只不过是一个整天提着脑袋干革命，根本不适合自己的年轻人，哪有可能为他等一辈子！不管是陶斯咏还是张若名，如果要是真的愿意冒着风险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干革命的话，那根本就没有后来的杨开慧和邓颖超什么事儿了。

试问，既然她们因为革命的风险不愿意和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结婚，而选择了其他人，那么怎么可能又在双方都结婚之后当对方的情人？毕竟，这样做政治上的风险没有少多少，还有家庭生活当中的风险。如果真的有那么强的情感，当初就不会分手了。

三、《贺新郎》是写给杨开慧的应无疑义

现在某些专家对于毛泽东主席杨开慧结婚之后与陶斯咏仍然有婚外情的主要依据是，《贺新郎·别友》写于杨开慧坐月子期间，所以不可能去码头上送别：

【毛泽东标定写《贺新郎·别友》的时间是1923年12月，那时他又是从上海启程去广州，杨开慧此刻还在长沙“坐月子”，更不会有码头上“凄清如许”的离别一幕。此时陶斯咏到底在哪儿，虽找不到明确记载，不过她经常在长沙和上海之间活动，前往送别倒是很有可能的。（http://ah.people.com.cn/n/2015/0602/c358327-25089640.html）】

但问题的关键是，《毛泽东年谱》当中记载的这首词的书写时间是1923年12月底，即“12月底 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贺新郎·别友》词赠杨开慧”（《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12月版 ，第117页）。而杨开慧生下毛岸青是在1923年11月13日，距离写这首词已经超过了一个半月。按照南方坐月子的习惯一般是一个月到四十天来算，杨开慧已经出了月子。

在当时，毛泽东主席离开长沙参加革命活动，究竟能不能活着回来谁也不知道。作为妻子的杨开慧雇一辆马车什么的从老家板仓去40华里外的长沙码头送别是很正常的。也正是因为看到出了月子不久的妻子去码头相送，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这首诗的格调才和毛泽东的大多数诗词不同，显得极为悲戚。反倒是重新结婚了的陶斯咏不太可能公然到码头送别昔日的恋人，也不太可能引发前男友那么悲痛的感慨。

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尽管这首词流传着几个不同的版本，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都是有一句：“知误会前番书语。”

只有作为妻子的杨开慧在生了小孩后心情不好，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写的信引起了误会，在得知他要离开长沙之时，一方面相送，一方面希望听听他的解释才是正常的现象。而陶斯咏在和毛泽东主席分别都已结婚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可“误会”，以致需要特地赶去相送来听听解释的？这样做不是更容易引起双方家人的误会吗？

另一个证据是这首词当中，毛泽东主席1973年时最后敲定的版本当中结尾四句：

【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现在很多专家宣称这几句是迎合后来的形势，指的是要推动世界革命，而且宣称这几句与全词其他部分那种悲戚的意境完全不符。其实，这只能证明很多专家对文学一窍不通。

这几句并不是什么凭空原创，而是与上阕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一样，都是模仿汉代著名的乐府古诗《上邪》，只不过把其中的女子口气改为了男子口气而已。原文想必大家都听过：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种强调爱情忠贞的诗句显然只适用于描述未婚男女或者小夫妻之间的山盟海誓，绝不能用于描述两个已婚男女之间的婚外情。如果要是真的像某些专家说的那样，毛泽东主席和陶斯咏在分手之后仍然有婚外情，那么特别敲定这种语句岂不是专门恶心她在天之灵的吗？

四、结语

最后说一点题外的话，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不止一次的恋爱婚姻，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民国时期人们处于朝不保夕的环境当中，所以稳定的爱情婚姻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无论是陶斯咏和张若名因吃不了革命的苦与毛主席和周总理分手，还是杨开慧壮烈牺牲未能与毛主席相守一生，说到底都是社会大环境的原因。

只有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稳定了，人们的工作生活都有了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恋爱与婚姻才变得稳定了下来。这，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至于今天，恋爱和婚姻越来越不稳定，说到底也不过是因为资本势力膨胀，导致普通人的生活与整个社会越来越不稳定的表现之一罢了。当然，资本操控下的消费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泛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与其津津乐道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乃至其他名人在民国时期的种种八卦，笔者个人认为，恐怕还是想一想应该怎样遏制资本势力，让今天的人们的工作生活能有保障，恋爱与婚姻变得稳定，才更有现实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