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我作为冶金部的工作人员参加。当年完成1070万吨钢，冶金部的部长王鹤寿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后来王鹤寿专门检讨了这一条。会议结束以前，毛主席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王鹤寿、刘彬和我都参加了。毛主席找我们这些人在他的会议室里详细地询问了1070万吨钢到底可靠不可靠，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后来问到我，说“你做什么呢？”’我说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毛主席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我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主席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他对陈云说，1070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我去谈了一次。我就把当时他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这也是按公称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个月【1】我按四个月算。这样算了细账，陈云认为，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后来毛主席与陈云同志谈话时，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账，看起来是有希望的。陈云同志说话向来是很慎重的。

1958年8月初毛主席去北戴河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说，大跃进问题，是我们在那里唬弄毛主席。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这样。后来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提出，他和农村基层干部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农村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要负责任，而且写了检讨，要求发到全党【2】。少奇同志把它压下来没有发，我参加了他主持的西楼会议。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事后来看，不如发了，发了容易统一思想，毛主席都检讨了，大家还不认真地去检查自己？

（《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河南提出四年要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在四年内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文内所有黑体字，均根据原文所加）。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我国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他们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利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小平、克诚同志都强调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很拥护。举一个例子，我记得一九六三年七月毛主席在武汉一次谈话中说：‘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我和小平同志在莫斯科，就看到北京的报上提出了‘跃进’。这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跃进，就是质变；没有量变，怎么有质变呢？我一回到北京，报上就出现了‘大跃进’了。什么‘三面红旗’，这是三元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论，只有一面红旗，就是总路线。’这次谈话，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姚溱、范若愚和王力参加（我整理的记录全文在‘文革’中被没收）。我还记得一九五八年十月，乔木同志就向我传达毛主席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意见，要我带《红旗》杂志几个人到河北安国县做调查。可见‘大跃进’的错误，不能算毛主席一个人的。”

“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有人说，采取跃进的速度，会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会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但是，我们的事实完全不是像这些人所说的。我们的跃进，恰恰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轨道时出现的新事物。客观经济规律是不能违反，而必须遵从的，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也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跃进发展。……从去年以来的大跃进中，我国国民经济各部类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总的说来都是协调的，相适应的。虽然出现了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失调现象，但是很快就被我们发现并且克服了。”

“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全会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指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

“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干的都干。”（《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3】、上海会议的十八条【4】，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讲得是不正确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5】。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总结经验，教育干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给中央常委的信》《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我们的同志，特别是搞党史工作的人，应该根据大量的材料和实际情况，深入研究和分析毛主席。决不能笼而统之地说，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毛主席晚年错误百出。”（《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