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毛泽东与战略大追击

点击：作者：王志刚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发布时间:2020-12-28 09:41:33

1.webp (6).jpg

【1949年的毛泽东】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军队坚决执行党中央确定的促进革命迅速胜利的方针，将革命进行到底，向全国展开大进军——战略追击。在战略追击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主要是歼灭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和剿灭匪特。歼灭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从1949年2月到1950年6月；剿灭匪特，从1949年5月至1953年底。两件事有所区别，又相互交叉、相互衔接。

一

残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残敌。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还控制着73%的国土，58%的人口，还有150多万军队，不但比战争初期解放军总兵力的120余万人还多，且计划在3～6个月内扩充300～500万，一旦敌人获得喘息机会，必将卷土重来。在一般人看来，蒋介石还有相当的势力，再加上美国的支持，战争继续打下去，结果也不一定如何。这也是一些人提出或赞同“划江而治”的原因。可在毛泽东看来，不管蒋介石占着多少地盘，还有多少整军、整师、整团的部队，与国民党的主力相比，与解放军的战斗力相比都只能是残敌。你在和谈协议上签字我也过江，不签字我也过江，横竖我要猛追穷寇，把你“彻底、干净地消灭光”，多么大的气魄、多么彻底的革命精神！用现在的眼光看总有些不可思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筋疲力尽的几万人，蒋介石却奈何不得;解放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军是解放军的3.4倍，又是美式装备，“飞机加大炮”就是消灭不了“小米加步枪”。这里面有个战略战术问题，但核心是新生战胜腐朽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毛泽东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就在于他看问题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善于遵循和把握社会规律。这是大战略家加大哲学家的思维。

匪特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匪特。土匪有的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地主还乡团成建制留下来的；有的是百年“山大王”，国民党剿灭不了，溃退时招安收编的;还有的是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地痞流氓组成的反动武装。少则几十人，多则几千人、几万人。那时，匪徒之多，用多如牛毛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据剿灭土匪后的统计，全国有260万之多。土匪武装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控制下，打游击、搞暴动，袭击基层政权，杀害地方干部和群众，破坏交通，扰乱社会秩序。仅1950年一年新解放区就有4万干部被匪特杀害，甚至出现过特务妄图炮轰天安门和在北京一次烧毁59辆公共电车的事件。匪患，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匪患不除，民难安居，国难太平。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剿灭土匪，一方面是夺取全国政权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于巩固新生的政权又极为关键。毛泽东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用武力消灭，北平方式—和平改编，绥远方式—暂保留原建制不变。不管哪种方式都丝毫不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二

解放军历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为完成战略追击阶段的任务，1949年2月至6月，全军按照统一部署，进行了思想整顿为主、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整训和整编工作。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准备：

一是思想准备。以各部队结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深入进行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的形势任务教育，克服部队存在的满足于已取得的胜利、不愿意继续作战的怕苦怕死思想，明白“夺取全国胜利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现在还没走完“第一步”，要抓紧向全国进军消灭残敌走完这“第一步”，决不上美蒋反动派和平阴谋的当，坚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二是组织准备。整顿组织纪律，强调集中统一，加强请示报告，克服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状态以及自由散漫的游击习气，叫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实行各野战军番号按序数排列，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分别改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所属兵团从第一排列至第十五。三是物质准备。中央军委制定了全军统一的后勤供给标准，明确了野战军供给负担的区分和战略追击过程中新区筹粮的规定。

各部队的准备工作是积极认真的。第二、第三野战军集中解决“政治上过江”问题，“人未过江，心先过江”。随时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第一野战军进行了连队典型诉苦和军民联合诉苦活动，揭露马步芳的罪行。第四野战军的准备工作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3月27日，四野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31日，毛泽东在接见与会全体人员时说，“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的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4月11日，朱德亲自给部队作南下动员，教育大家，不要像农夫那样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不要相信敌人的甜言蜜语，不要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要一鼓作气将革命进行到底。

四野在准备过程中还针对大进军的实际，作出了增强组织纪律性的决定。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向全国大进军有步骤地展开。2月25日，四野派12兵团作为先遣支队南下，牵制白崇禧，掩护二、三野战军渡江。4月11日，林彪指挥平津地区9个军70万人分三路南下，一路直扑平汉路、一路挺进平大路、一路直逼津浦线。1949年4月20日，受蒋介石控制的李宗仁政府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当晚我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标志着向全国大进军的全面展开，5月23日中央军委明确了各野战军的任务：第三野战军进军东南，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从此，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

三

战略追击阶段，敌人一方面行将崩溃，极力保存势力，避免决战;一方面负隅顽抗，狡诈凶残。中南、西南方向，敌人既企图凭借地理条件顽抗，又随时准备向边远省份撤退或逃到国外。如正面平行追击，只能抓住一部，大部必将逃至边境或国外。东南方向，敌占据沿海岛屿以屏障台湾，后撤余地不大。西北方向，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敌只能死守老巢。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敌人这些特点，针对各战区作战对象和战场情况的不同，适时地给予有力的指导，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作战原则。对中南、西南之敌，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即不理敌人的临时部署，大胆迂回到他的后方，断其退路，再回打。对东南、西北之敌，则穷追猛打，辅以小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

中南白崇禧集团，残敌中战斗力最强，总兵力43万余人，盘踞在中南地区的两湖、两广和江西5省。白崇禧外号“小诸葛”，毛泽东称他“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白部熟悉地形、风俗和人情，习惯山地河川作战，轻捷善走，机动灵活。林彪打仗工于心计，率四野追歼白崇禧集团，颇有点猎人对付老狐狸的味道。没想到宜沙战役、湘赣战役都让白崇禧溜掉了，其中青树坪之战还被白崇禧咬了一口。

当林彪因抓不住白崇禧而苦恼时，毛泽东电告：“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10万人引致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后又提出了进攻白崇禧部署的6条具体意见。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四野贯彻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分东、西、中三路，对白崇禧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终于一抓白崇禧，取得衡宝战役重大胜利;二抓白崇禧，使“小诸葛”半月时间在广西境内把赌本全部输光，只身乘飞机逃走。广西战役后，四野组成渡海作战兵团，十万大军越过琼州海峡，登上宝岛，横扫残敌于天涯海角。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进军中南胜利结束。

东南地区，虽然面积不大，但攻占岛屿，渡海登陆是崭新的课题。上海战役一结束，三野所属第7、第10兵团立即向浙江、福建进军。两个兵团陆上进军势如破竹，仅用7天时间就解放了福州，4万逃敌被歼于闽中山区。但残敌撤退福建、浙江沿海岛屿后，凭险死守，再加上国民党海军、空军的支援，给登岛作战增加了困难。10兵团虽用声东击西的战法夺取了厦门岛，但金门岛作战，由于轻敌，渡海登陆准备不足等原因，登岛作战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死伤9000余人，造成重大失利，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浙江的舟山群岛作战，7兵团打得比较稳妥。针对舟山群岛由400余个大小岛屿组成的特点，兵团首长确定了先攻外围、后取本岛、逐岛攻击的作战方针。从7月下旬至11月上旬，先后攻占外围岛屿30多个，歼灭国民党军近万人，为夺取舟山本岛创造了条件。国民党为了加强防御，先后从台湾等地调来两个军，使其兵力增至12万人。舟山群岛作战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在增加攻岛作战兵力的同时，还从刚组建的海、空军中抽调部队准备配合作战。就在我军准备攻岛之际，因海南岛被第四野战军攻占（可增加内容），敌为集中力量确保台湾，遂将军队从舟山群岛秘密撤退。我军不战而胜，1950年5月19日，整个舟山群岛解放。

在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中，“胡”（宗南）“马”（马鸿逵、马步芳）集团的战斗力仅次于白崇禧集团，有31万人。“胡”“马”士兵长期受反共意识灌输，凶残野蛮程度则大大超过了白崇禧集团。战略追击开始前，西北战场一直是敌强我弱。太原战役后，华北军区的18、19兵团转隶后，一野才略占优势。

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提出了“钳马打胡”、“钳胡打马”，先胡后马，逐个歼敌的作战方针。以这一作战方针为指导，一野先是发起扶眉战役，实现了“钳马打胡”，消灭胡宗南主力；后遵照毛泽东关于暂不进攻退守秦岭的胡宗南残部的指示，集中兵力向平凉地区的“二马”发起攻击，在陇东追击战中，狂追千余里，歼敌万余人，实现了“钳胡打马”。后经过兰州战役、北征宁夏、西取河西，“胡”“马”被逐个歼灭。

西南地区有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近百万之众，蒋介石梦想以“天府之国”为中心，凭借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负隅顽抗，上演一出新的“三国演义”。1949年10月，国民党政府机构迁至重庆，蒋介石亲自坐镇策划，把解放军入川锁定在川北方向，建起了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再向南延伸的“大西南防线”，妄图“坚守西南，反败为胜”。

毛泽东计高一筹，作出了“从南面进军断敌退路”的作战部署。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敌退路不可”，为迷惑敌人，第18兵团向秦岭防线实施佯动，制造即将强攻入川的态势。10月23日，刘伯承、邓小平公开出现在郑州车站欢迎的人群中，造成将率主力从陕西入川的假象。而第3兵团当夜即从郑州秘密南下，与隐蔽集结在湘西的第5兵团会合。

1949年11月初，二野主力及四野一部，突然迂回敌后，兵分多路，从南起天柱，北至巴东，宽约500公里的地段上，发起进军川黔的作战，把国民党军的西南防线拦腰斩断。蒋介石见解放军锐不可当，只好率其残存政府逃往成都。重庆解放后，二野乘胜追击，12月20日，从东、南、西三面将胡宗南等数十万国民党军包围在成都地区。蒋介石慌忙乘飞机逃走。胡宗南集团和川境敌军全部覆没。蒋介石“确保西南”“反败为胜”，成了一败涂地。

在一年多的大进军中，广大指战员牢记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仗越打越精，战略追击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中南、东南、西北、西南。解放及和平解放了19个省，消灭了国民党的残余部队280多万人。既有天津方式，攻城、登岛，用战斗消灭敌人的硬仗、恶仗，如打兰州、攻金门；也有北平方式，如长沙陈明仁起义，和平改编国民党军7万余人；还有绥远方式，按毛泽东“除以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的指示，争取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政府主席包尔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新疆得以和平进军。

战略追击，解放军是胜利之师，所向披靡;敌人是失败之旅，望风而逃。要抓住敌人谈何容易！大迂回、大包围，车粼粼、马萧萧，前面看不见队伍的头，后面看不见队伍的尾，威武雄壮;走远路、走弯路，翻高山、越峻岭，风雨兼程行军不停步，昼夜急进边走边睡不喊累。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新中国诞生的乐曲，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激发了广大指战员克服困难的勇气。“为了新中国舍得一切”是那一代人的真实写照。四野的第40军、第45军、第46军的10多万人马，在鄂湘赣交界处翻越幕阜山、九宫山时，展现了部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幕阜山脉绵亘在鄂、湘、赣的交界处，穿越它，上下达100多里。沿途都是悬崖断壁，陡坡在40度左右。曲折的羊肠小道，直插云霄。满山遍野生长着茶树、梧桐和竹林，却没有人家。因为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根据地，后来红军走了，国民党把村庄全部烧光。部队进入幕阜山区，每人每天四两米。战士们在一天只能喝一顿半饱稀饭的情况下，拖着饥饿甚至生病的身躯，背负着四五十斤重的行装，在羊肠山道上攀登、攀登，一天最多能走十几里，甚至创造了一天行军两华里的“纪录”。那景象使人想起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朝登剑阁云随马，夜渡巴江雨洗兵。”九宫山位于湖北通山县东南，穿越它即进入了江西。这座大山上下九重。千峰万壁，后晋王安兄弟九人造九座宫殿于此，因而得名。

九宫山下牛迹岭，有一座李自成墓。相传李自成由武昌挥师东下南京，征途受阻，欲取道九宫山转战江西，不料在山下李家铺突遭清军袭击，仓促突围，单骑误入葫芦槽，被小源口寨兵勇头目程九伯杀害，遂埋于此。行军队列中干部知道毛泽东曾推荐过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便把李自成墓的传说讲给战士们听，更激发了战士们遵守纪律，加强团结，战胜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四

剿灭匪特与追歼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是相互衔接的。在战略追击向全国大进军的过程中，解放军一边向前推进，一边在占领的地区建立新的地方政权，尔后，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开展剿匪斗争。也就是说哪儿先解放，哪儿先剿匪。

1949年5月，紧随着向东南、中南大进军，这两个地区的剿匪行动率先开始。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动用5个军部、19个师和海军一部等兵力；中南军区动用了4个兵团部12个军部、1个纵队部和46个师的兵力。西南、西北，进军开始得晚，剿匪也晚。西南剿匪开始于1950年2月，动用了13个军部、37个师又2个团;西北大规模剿匪斗争从1950年1月至1951年3月，一野先后投入2个兵团部、11个军部、38个师、1个旅又3个团的兵力。

剿灭土匪是特殊的战斗。土匪头子大都是国民党的骨干分子，被蒋介石委任的“将”“校”军官，或者是地主、恶霸，地痞流氓，是“双料”甚至是“三料”的反革命，他们以反共复国为目的，是极端仇恨共产党的亡命之徒，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们绝大部分是当地人，占着天时地利，老百姓对他们又恨又怕。

中共中央对新解放区剿匪非常重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南方解放后，地方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在乡村中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的斗争。此后，对大进军中的部队多次作出指示。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要求全体指战员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要“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窜犯袭扰，内地土匪加以配合，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同志多次指示华东、中南加快剿匪步伐，限令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在1951年5月底前剿灭一切股匪。

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之初，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抓到手，剿匪征粮成为解放军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按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的指示，各野战部队迅速担当起征粮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由前线返回指定地区，以团为单位，在政治部领导下，由随军地方工作人员及供给人员组成粮秣工作队，多以中队或分队为单位组织筹粮。二是成建制组织征粮工作队，深入农村直接征粮，要求征粮工作队发扬解放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遵守纪律，掌握政策，执行地方政府的一切法令，争做模范，完成征收任务。三是号召部队对驻地群众展开深入宣传，坚决粉碎敌人的造谣破坏，积极主动协助地方政府征粮，帮助运输及看管仓库等工作。

当时，西南的非农业人口很多，不包括城市居民，仅解放军、旧行政企业人员和投诚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就达200万人，吃饭问题成了大问题。为此，二野直属队及五兵团直属队抽调干部战士千余人，组成征粮工作队下乡展开工作。

西南的反动封建势力活动很猖獗，国民党在云、贵、川、康四省建立了15个游击区，匪患最烈时达50余万，百人以上股匪1100多股，他们打出“抗粮”、“饿死不如战死”、“保枪保命”等口号，利用反动封建迷信组织和以残酷屠杀的方法，欺骗和裹胁群众，煽动部分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和旧乡保武装进行叛乱，挑拨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与人民解放军为敌，疯狂地抢劫公粮等物资，严重地扰乱社会秩序，阻断城乡交流，杀害做征粮工作与群众工作的党政人员。国民党起义投诚中的反动军官与反动地主、土匪合伙抗拒征粮，半年内先后有大小27个单位，3万多人经匪特拉拢，相继叛变为匪，100多名工作队人员惨遭杀害。

中央确定的整个西南1949年的公粮为40亿斤，其中四川30亿斤。当时，西南刚刚解放，农村中的粮食多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国民党在溃逃之前已经征收过一部分，加之西南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不得不利用旧的保甲长来协助征粮，多种因素造成征粮工作困难重重，任务相当艰巨。

川南有30多个县，1200万人口，是四川最富饶的地区。1950年2月，川南的征粮任务由于匪情严重，兵力不足，仅仅完成了十分之一，西南局决定派秦基伟率十五军驻扎川南，协助剿匪和征粮。2月27日，炮兵第九团奉命在南川、綦江征粮剿匪，辅政安民。该团第五任团长王本昌在2006年回忆说：对九团来说，征粮剿匪的艰苦程度超过了解放战争，不亚于抗美援朝。当时全团617人，放下大炮拿起枪，将10个区的征粮工作队集中组成5个进剿队，征粮剿匪并举，3个连队清匪护路，防止匪徒抢粮劫场。通过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主动积极地打击瓦解敌人，到8月底，共进行大小战斗33次，消灭土匪3200余人，其中毙俘1400余人，我牺牲30人，征粮403万斤，胜利完成了剿匪征粮任务。由于西南局紧紧抓住了西南地区剿匪征粮工作，很快就在西南地区站稳了脚跟。

云南省的征粮工作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地主、恶霸和土匪头目的破坏，他们不但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欺骗、煽动和胁迫群众抗粮抗税，而且发动武装暴乱，围攻政府、抢劫粮食、焚烧粮仓，甚至以砍头、活剥、挖心、肢解等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征粮干部、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在他们的煽动下，玉溪专区所辖的12个县中就有9个县相继发生暴乱，参加暴乱多的上千人，少的也有一二百人。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云南省委连续发出了关于争取群众，镇压暴乱、纠正强迫命令主义、端正征粮征税政策等指示，重新调整了征粮计划。一是在土匪恶霸猖獗的地区，采取先剿匪后征粮，或一面剿匪一面征粮的办法，组织了武装征粮工作队，由干部带领，下乡剿匪、镇反、征粮。二是加强征粮中的统一战线工作，通过普遍召开各族代表会、农代会和绅士座谈会等，发动和依靠农村中的基本群众，争取开明绅士、富农、地主自愿纳粮。三是端正征粮政策，对确系负担过重或因灾歉收的地方，实事求是地调减公粮任务。

为了完成粮食征收任务，云南上千名地方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51年1月中旬，全省公粮任务完成98％。陈赓、宋任穷题词褒奖：“征粮剿匪烈士们：征粮剿匪是一场反封建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你们为革命而牺牲，人民永远纪念你们，你们永垂不朽！”

为了确保城乡交流，在普遍组织征粮工作队的同时，许多部队还组织了武装保商队，许多指战员也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杨殿元，山西代县人，中共党员。1946年参军，随部队一路过黄河、渡长江、解放大西南，英勇作战，屡立战功。1948年，杨殿元任十六军四十六师三中队机炮连副连长。1949年，杨殿元随所在部队参加了解放沿河的斗争。

沿河地处川黔边区，交通闭塞，国民党残匪、地方土豪劣绅及封建势力都十分猖獗。沿河县委为了安定人民生活，决定派杨殿元与郭连长组成武装保商队，负责保护贵州省沿河至秀山往返商队的安全，以解决沿河人民对棉布、百货和秀山人民对食盐的需要。

1950年3月，杨殿元第二次率队护商，600多人组成的商队带着四万多斤食盐安全抵达秀山，4月1日，商队挑运着大批棉布、针织品等生活日用品从秀山返回沿河。商队行至松桃县甘龙口的乱洞沟时，遭到了以杨卓芝为首的2000多土匪的突然袭击。乱洞沟是一条婉转六七里的峡谷，道路顺着小溪弯弯曲曲延伸，沟岸两边全是百余米高的陡坡，根本无险可依。杨殿元一面组织商队隐蔽，一面带队突围。敌人人多势众，占据着有利地形，使用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眼看着保商队员一个个壮烈牺牲，包围圈越来越小。在非常危急的时刻，负了伤的杨殿元说：“郭连长，你带队突围，我留下掩护。”当郭连长率队突出重围后，敌人集中火力向沟里射击，杨殿元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1952年，沿河县委、人民政府为杨殿元树了碑，数千军民参加了烈士追悼会，沿河县委还将烈士的事迹编写成六场歌剧《人民的好儿子》在城乡公演。

新生政权一般都会面临粮食问题。“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列宁在1918》的这句话，一直脍炙人口，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缺粮的现状。为了满足城市居民和前线官兵的最低需要，苏维埃政权采取余粮收集制，每25名产业工人就要抽调一人参加征粮队，征粮队的规模达到8万多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剿匪征粮，比苏联要困难得多，因为，这是国共两党22年战争的继续。在国民党残余势力利用粮食短缺、粮价波动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难之时，手中有没有粮食已经不再单纯地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场关系到新生人民政权能否存在的严重政治斗争。以部队为主的各地征粮工作队紧密依靠群众，日间征粮，晚上剿匪，高度发扬了艰苦勇敢的革命作风，推动征粮工作顺利完成，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同反动势力的较量中取得了伟大的确定性的胜利。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明确重点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道会门头子。此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稳、准、狠的方针，要求把剿匪和镇压反革命结合起来。1950年11月，毛泽东专门就广东、广西的剿匪部署发出指示，省委主要领导人因剿匪不力两次受到严厉批评。

根据清剿土匪的复杂性，毛泽东同志为剿匪确定了：“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即在匪情严重的地区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在一般情况下，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军事打击或政治争取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加强地方武装，进行民主改革。政策策略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指导的原则是: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以达到打击、瓦解、争取与最后消灭匪特的目的。各部队在剿匪的过程中，对大股的土匪集中优势兵力进剿，对小股土匪分区驻剿，对潜藏的散匪发动群众给予揭露。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各地剿匪部队紧紧依靠群众，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清除了中国人民长期深恶痛绝的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为保障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建立之初，仅几年的时间就彻底根除了匪患，历代王朝做不到的事，共产党做到了。在剿灭土匪的同时又和镇压反革命、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相结合，人民民主专政消除了黄赌毒，娼妓一词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难以见到。人民群众不但翻身得解放，挺直腰杆喜洋洋，而且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安全感。解放区的天，真正是晴朗的天，社会风气得到根本好转，成为开心欢乐的年代。从而粉碎了美蒋反动派的阴谋，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平安定的环境。

毛泽东晚年特别怀念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岁月，1975年春节，特意让工作人员放映剿匪故事片《难忘的战斗》，这是根据孙景瑞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当银幕上出现几垛露天粮堆在燃烧，库房也在燃烧。几个国民党匪军来回奔窜，继续仓皇烧粮。有的用汽油喷洒粮堆，有的举着火把点火⋯⋯电影真实再现了军管会组织的粮食采购队与盘踞在那里的武装土匪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行激烈斗争的情形。电影中战士为人民的情节太逼真、太可爱，毛泽东看着看着就禁不住悄悄流泪，后来便泪如泉涌，一边看一边流泪，这正是伟大领袖对人民、人民军队的深厚情感的表达。

向全国进军的战略追击已过去70多年了，回过头来看，毛泽东作为大战略家、大军事家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没有战略追击，而是划江而治，中国哪有今天的国际地位。新中国在战略追击中诞生、成长、壮大，实现了祖国大陆统一；蒋家王朝在战略追击中溃败、覆灭、逃窜，滚到了一群海岛上。大进军的胜利、中国大陆的统一，为中国人民挺直腰杆夺取抗美援朝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宜将剰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革命、继续革命的思想，对于我们总结建党一百年的经验，把革命继续下去有着重大指导意义，也是我们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法宝。让我们充分准备，迎接百年大变局，决战决胜，在“战略追击”中彻底战胜一切敌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