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武装起义的斗争中，由于人员流失过大或缴获颇丰，往往导致枪多人少的情况出现，加之处在武装斗争的摸索阶段，领导人对于枪械处置问题还没有经验，没有统一的处理方案，在起义计划中，也很少提到起义后的枪械处理问题。本文以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为例，就各起义中领导人对富余枪支的不同处理方式作以探讨。

>>南昌起义中初尝教训

1927年夏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积极投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正准备开拔东征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革命基础较好，所部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是共产党员，第二十军军长贺龙也同情革命，军中有大量的中共党员与工农运动骨干，具备起义的条件。中央委员赶赴九江，会商起义大计，当时的计划是在南昌发动起义后，率起义部队折返广东，先取东江，获得苏联武器援助，再下广州，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7月27日，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担任书记，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8月1日凌晨，起义爆发。经过5个小时激战，起义部队拿下了南昌城。

然而，考验才刚刚开始。拿下南昌城不易，返回广东更难。起义部队以叶挺的第十一军、贺龙的第二十军为主力，大约两万余人。从江西南昌到广东汕头，有七百多公里，只能靠两条腿走。返回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从南昌到吉安，然后经过韶关沿粤汉路返回广东。这条路是大道，便于大军通行，沿途乡镇较多，获取给养较为便利，但缺点是敌军也能迅速调动，对起义部队进行围堵。另一条是从南昌到抚州，沿着赣闽交界的武夷山脉南下，经寻乌到达广东东江。这条路不利于敌军围堵，崎岖难行，而且给养困难。起义军参谋团会议讨论再三，最后为了尽快赶到东江获取苏联军援，最大程度保存实力，选择了第二条路。

对于起义部队而言，这条返回广东的道路注定充满艰辛。由于沿途地区农民运动受到国民党的巨大摧残，起义部队沿途难以得到农民援助，缺乏后勤保障。除了敌军堵截，给养困难外，枪械的处理成了起义部队的大问题。据史料记载，南昌起义成功后，起义军缴获军械颇为丰富，共七千余支枪，八十余万发子弹和数门大炮。

考虑到七百多公里的路程，沿途难以获得武器补给，还有敌人的围追堵截，势必造成枪械的短缺，起义领导人决定随军携带这批枪械弹药，以确保大队人马能安全抵达广东东江，但找不到民夫就是一个大问题。彼时的行军打仗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农民积极充当挑夫帮助北伐军搬运军用物资，解决了物资运输的大问题。可是，由于国民党的镇压与威胁，起义军难以寻找大批挑夫帮忙搬运枪械。无奈之下，起义领导只能命令每个士兵设法自行搬运武器。每位士兵要背负子弹有数百发之多。

正值盛暑，既要行军，又要打仗，还要驮运枪械弹药，这是许多士兵没有经历过的苦和累。枪在起义时是珍贵的利器，但在撤退时就是沉重的负担了。每到一个地方，百姓都不敢出来，连找碗水都很难，沿途生病掉队的情况层出不穷，枪械越发显得沉重，致使部队行进很慢。于是一些士兵偷偷丢掉了枪支弹药，或者干脆偷偷脱队。加上沿途土匪民团抢夺枪械，结果许多枪支弹药刚刚搬离南昌城就丢失不少。时任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后来在报告中提到：“当我们离开南昌时，因江西民众运动毫无一点基础，找挑夫非常困难，而得敌人子弹枪枝甚多，因此无法运送，于是为要多带子弹，只好每兵发给子弹二百五十发，甚至三百发。士兵因为天气太热，都不愿多背子弹，竟有暗将子弹投弃者。据贺氏云（即贺龙），仅军部特务营由南昌至瑞金并未作战，而损子弹达三万余发，其他各团可想而知。方由南昌出发，炮兵营因拉夫出发稍迟，又不与后卫联络，致被溃兵抢去‘大正六年式’山炮一门，平射炮两门，子弹百数十万。此二十军绝大之损失。”时任政治保卫处处长的李立三回忆：“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破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而第十一军军长叶挺也在回忆中指出：“由南昌所得之军械因运输困难，大部均遗弃于敌人。”起义部队也曾沿途设法将部分枪支送给当地农民组织武装，但因为种种顾虑，农民很少愿意接受。

8月底到达瑞金、会昌后，起义部队与钱大钧部在会昌发生激战。尽管起义部队大获全胜，但鉴于敌情变化，决定改道闽西，经过长汀、上杭返回广东东江。中途改道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枪械运输的问题。叶挺回忆会昌之战时有道：“此时因携带空枪太多（十一军约5500支，贺龙约2000支），若直接由江西回粤，因山路运输困难，无法携带，才改道折入福建省汀州，利用水道运输，并以二十五师护送。”刘伯承也在说明改道理由时指出：“然顺鄞水而下韩江船可载大批战利品—枪支（在五千左右）与大批受伤官兵，得迅速的到东江，不然无力夫以过寻邬山路，枪械、伤者均无办法。”可见，尽管沿途枪械丢失较多，但起义军尚有7000多富余的支枪。这时参谋团在决定行军路线时也不得不考虑到枪械搬运的困难。

9月5日，起义军进入福建后，周恩来感到起义军历经激战虽然获胜，但兵员与子弹的损耗将成为以后的大问题，因此致信中央催促共产国际，一旦起义军占领潮汕地区应及时提供军援。但军情瞬息万变，尚没等到回音，起义部队就在潮汕地区遭遇强敌围堵。这时起义部队因连续作战，许多枪械已经损坏，子弹也难以为继。第二十军第二师党代表陈恭后来回忆：“所有器械，连日使用，未能善为保管，以致有枪而不能用者，所在多有，机关枪更不能用。弹药缺少，无法补充。”10月初，由于敌强我弱，除了部分残军转移外，起义军大部终究不得不放弃潮汕，起义军搬运的枪支因形势危急也没能顾及。叶挺曾建议把多余的空枪运到海陆丰交给当地农军，但没有获得同意，结果这批枪支大部分被敌军黄绍竑部缴获。

在后来的总结报告中，不少南昌起义领导人都提到如果沿途能得到群众的帮助，那么不但枪械的搬运不成问题，还可以武装群众，发展革命力量。

>>湘赣秋收起义中有失有得

就在南昌起义爆发数天后，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商讨新形势下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以往忽视军事工作的倾向，特别强调了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长期注意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来自于切身体会。在大革命鼎盛时期，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75县中成立了县农会57个，乡农会6967个，会员发展到136万余人，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区域。湖南乡间已经高喊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然而，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悍然发动马日事变，解散党部机关，捕杀党员群众，使湖南一夜进入白色恐怖。以当时湖南农会会员之众，不敌许克祥一个团的武装镇压。关键问题，就是湖南作为内陆省份，农民不太容易获取枪械。马日事变后，毛泽东接待从湖南逃难来武汉的党员群众时已经感觉到，如果广大的农会成员有枪杆子，那么湖南的革命形势当有另一番景象。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有心留毛泽东在中央机关工作，但他却选择返回家乡湖南，把农民武装起来，发动秋收起义。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的毛泽东返回湖南后，担任了前敌委员会书记，并于9月11日发动湘赣边秋收起义，树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起义部队除了原武汉政府警卫团之外，都是湘赣边的工农武装，约5000余人。与南昌起义的武装主要来自正规军不同，秋收起义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工农武装，枪械不够，就以梭镖为武器。起义爆发后，由于敌强我弱，起义部队原定的攻打长沙计划未能实现，毛泽东决定率军南撤。

南昌起义领导人南下遇到的困难，毛泽东也在撤退途中遇到了。由于南下沿途遭遇袭击，军心动摇，脱队现象严重。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回忆，到达江西莲花县集合部队时，整个起义部队仅剩600余人，700余支枪。起义军已经从人比枪多变成枪比人多。于是起义军缩编为一个团，以陈浩为团长，继续撤退。

队伍何去何从，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有的人主张往南走与南昌起义主力部队会合，有的人主张解散队伍各自疏散，毛泽东都不认可。对于毛泽东来说，最紧迫的就是找一块地方休整一下，使整个部队喘口气，大家吃得上饭，伤病员得到医治，军用物资得到存放。早在筹划起义之初，毛泽东就考虑过起义万一失败后的情况，提出了“上山”这一条路。当时毛泽东看中的地方就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井冈山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既利于防备敌军进攻，又能在附近各县打土豪获取给养。但山中并非无主，两支绿林武装在井冈山盘踞多年。两支武装的首领王佐、袁文才是结拜兄弟，一个彪悍，一个圆滑，分驻山上山脚，相互呼应。无论是官军还是民团，均不能把它们剿灭。

10月3日，在古城召开的会议上，如何对待两个“山大王”就成为讨论的焦点。队伍中有人提出消灭这两支武装，但毛泽东知道这并不周全。起义队伍正面临着敌人的追剿，如果久攻井冈山不克，那么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多年周旋于官军中，王佐、袁文才早就积累了丰富的游击经验，显然也不是朝夕可破。另据一些熟知内情的党员介绍，王佐、袁文才早年深受本地地主的压迫，有浓厚的“劫富济贫”的思想。毛泽东提出，不要只想着消灭土匪，要交三山五岳的朋友，团结改造他们，这样联合起来，自身壮大了，敌人就没办法了。

毛泽东等人思考再三，提出把余下的100余支枪送出去，换取王佐、袁文才的支持。这个提议马上引起众人的反对。枪械是武装斗争的法宝，而且在枪械紧缺的湖南，每一支枪都来之不易。毛泽东决定送，而且一送就是100支，这在旁人看来未免出手太过阔绰。但冷静下来考虑，目下起义部队疲惫不堪，伤病员不断增多，枪扛着走没有用，用它打开局面，为部队换来休整空间或许更为有利。在毛泽东的反复劝说下，众人接受了送枪的提议。

10月6日，毛泽东等人来到大仓村与袁文才会面，表示愿意送上一百支枪，这使得袁文才大喜过望。袁文才派妻弟谢富生接枪后，大大减轻了敌意，不仅回赠毛泽东几百块银元，并且答应愿意帮助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落脚，同时帮助毛泽东获取王佐的支持。次日，毛泽东即得以率军进驻井冈山脚下茅坪一带。在袁文才的帮忙下，起义部队很快建立起留守处与医院，部队武器伤员辎重得到了安置。奔波近一个月的部队终于得到一个安稳的喘息之地。井冈山的大门就这样通过一百余支枪打开了。

在关键时刻，毛泽东举重若轻，灵活运用枪支，为部队争取到喘息休整机会，并开启了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大门。

——摘自《炎黄春秋》2019年第二期，

作者：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