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到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人民民主专政、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容易产生腐败，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精英路线、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宣教容易产生腐败？只要有点常识就能正确判断。

一部分人对毛泽东时代“血泪控诉”四十多年，从“zhuan制独cai”到“运动整人”，从“饿死几千万”到“贫困落后”，从“闭关锁国”到“崩溃的边缘”，从“抗美援朝让人民送死”到“搜刮民财输出革命”，当这些诬蔑不实之词被历史事实批驳的体无完肤，并且由于如今的种种问题之反面教材而不攻自破。

谣言破产之后，他们又制造了一个新的咒语——“毛泽东时代也有腐败”。连清正廉洁这一比较优势也被否定，那毛泽东时代就几乎一无是处了。对于此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卑鄙言论不能听之任之，必须给予反驳，以正视听。

本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毛泽东时代无忧无虑地度过了童年，直到成人。在生活中从来没有听说过“腐败”一词，更没有听说过“回扣”一词，至于“贿赂”，也极少见闻。这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词汇，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耳熟能详的“通用词汇”。在那个兴无灭资的年代，那个“狠斗私心一闪念”恰似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的年代，我听说过的贬义词只有 “贪污”、“腐化”、“走后门”，而且这都是来自基于斗私批修的政治运动中之批判对象，很少是听自于民间的谈资（不像现在与朋友们吃顿饭就能听到几则腐败传闻），即腐败现象很少，少到妇孺皆不知的程度。我只知道诸如刘青山、张子善案，还有……，唉，我还真说不上来。当然不正之风是一定有的，例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反对“走后门”，才知道有走后门这等事。“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思想、“及时行乐”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阶段将长期存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指导的政治运动，就是要对付这些腐朽思想，以确保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变。

当年虽然年轻，却也是接触上层较多的人。父亲是抗日干部，母亲于解放前参军，我也算那个时代的高干子弟。七十年代初家里就订阅《参考消息》，偶尔还能见到供高层阅览的内参（俗称“大参考”）。因父亲职务的需要，七十年代家里就安装了电话。母亲非常好客，做得一手好菜，家里每个星期都有客人来吃饭。各阶层人士，高朋满座，我怎么就极少听到搞不正之风、搞歪门邪道的传言呢？如果经常耳濡目染“高层的腐败”、“底层的黑道”，早就要学坏了，后来还不乘着开放搞活、价格双轨制的“春风”，利用父母的人脉资源去掘“第一桶金”吗？而事实上一把年纪了对“打点”、“回扣”之类潜规则仍然不经意。

“毛泽东时代也有腐败”，简直就是抬杠！到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人民民主专政、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容易产生腐败，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精英路线、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宣教容易产生腐败？只要有点常识就能正确判断。

毛泽东时代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努力打造“潘多拉魔盒”，要将罪恶与贪婪关起来。但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会震动这只“盒子”，造成裂缝，所以要经常修补（搞政治运动）。右派一面将毛泽东时代的票证制度、福利分房、所谓的高干纨绔子弟、征兵入党提干、所谓的干部特权、生活物资贫乏等作为那时会产生腐败的理由，另一面又极力反对打造“红色魔盒”，真是无耻！且看过来人摆事实讲道理——

关于“票证会滋生腐败”

首先，票证是计划经济的重要元素，由政府发放，而政府部门都是在党委集体领导下行政，个人权力式微，他（她）如何能私下给亲戚朋友送票证？其次，计划经济不是自由竞争制度，一切按目标需要制定计划，不多也不少，刚刚好。收入不与绩效挂钩，所谓“干多干少一个样”，也就不要靠什么关系户利益互动，不需要行贿受贿的市场行为，送票证贿赂谁嘛？再次，国家保障同类别居民都有等量的票证（一般人每月28斤，体力劳动者每月34斤，中学生每月30斤粮），是新中国对“人人生而平等”（人权宣言语）最具体的实践。最后，票证能满足生活需要，没有额外增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你每天能吃一斤大米吗？），基本够用，取消票证时我还多出了一摞粮票没有用完呢。那时的人们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大杂院里的邻居们谈资广泛，唯独没有“如何搞到票证”之说。所谓“有亲戚在什么商业部门，就很好搞到这些票证”？那要看是什么票证，粮票、油票、布票等基本生活资料控制很严，勘比印发货币，是根据户口本人口数来印发的，有一个与户口本同样重要的《粮油供应证》（俗称粮本）来比照的。你那个在商业局的亲戚能从哪里“挖”出多余的票证呢？除非编造假人口。如果是工业品，例如名牌自行车、缝纫机、香烟等，大概这种票由轻工业局临时发放，并且限于某些范围，那么通过关系搞两张倒也可能。搞不倒也无妨，因为非名牌的不用票，又不影响使用（那时没有假冒伪劣产品！）。另外，糖票、肉票、副食品票等是很多的。小时候经常帮大人买东西，我就知道豆腐票一拿一大张，上面有几十个比麻将牌还小的票，买豆制品的时候从上面撕下。我家招待客人多，食物消耗也就多，那怎么办呢？就靠老家的亲戚们补充（类似情况的人家也是如此）。我在农场时也去附近村庄采购过一只全羊、二十斤花生米带回家过年。所谓“一般老百姓要搞到一个票证，那就必须送礼”？既然票证按人口发放，能满足所需，还有必要削尖脑袋送礼去搞吗？请问一个城市有几个粮食局？有几个人能认识粮食局领导并且能送上礼？一百万市民都不是粮食局领导的亲戚朋友，送不上礼，难道都要挨饿？这完全是按照现在的做派推论出来的一派胡言！ 

关于“当官的可以搞到一两套福利分房，而一般老百姓结婚只能三代同堂，这些事情那个时代的电影都有反映。”

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干部想搞房子就能搞到吗（那时房子本来就稀缺）？老百姓都是三代同堂吗？就没有小两口独居的？也难怪，是电影虚构的嘛。不排除有个别管理房产的干部以权谋私，但不能以偏概全啊。

毛泽东时代的居者有其屋，是福利分房（国营企业负担职工的生老病死包括住房，比私营企业成本高得多），职工都有份，不是当官的才有。房型、面积根据职工的人口、工龄、职务、配偶等要素分配，干部和群众一视同仁。单位有了新房子后再调整，叫“排队点房”，按分数高低排队。如果厂长是一位老红军，你说他的分值高不高？当然就排在前面先点房；如果厂长是刚工作不久的大学生，你说他的分值能有多高？肯定排在工程师后面！排在前面的选择的房子要好些（这也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反映，不是平均主义吧）。单位不同，拥有的房产也不一样（不同的单位不均衡）。省级机关房子最多，即使门卫、驾驶员、保洁员也能分配到房子（在同一个单位里是平等的），高校的房子较少，教授的房子也不宽裕。企业房子的多寡也参差不齐。一家一套房子，夫妻双方可以选择房子多的一方分配。那些无业的、自由职业的人就住房管所分配的房子，或者祖上留下来的房子。职工子女的单位如果暂时无房，结婚后只能继续住在父母家里，甚至还有祖父母一起过，那才会“三代同堂”。这种情况不但普通职工有，干部也有。我家五口人住两间房，外婆、奶奶也时常会来小住，不也是三代同堂很拥挤吗？住房问题是逐步解决的，例如某局长既有子女又有老人还有孙子，家里是四代同堂，等单位有了新房子，会多分配一点给他，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嘛。而某办事员家庭子女多，等单位有富余的房子，也会给他调整大一点的。这些都是福利分房制度决定的。

关于“那个时代的干部子弟是最差劲的一伙人，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子女，凭借老子的地位，为所欲为，欺压百姓和欺负妇女”。

这大概是从伤痕文学及影视作品中建立的概念吧？干部子弟的好坏与家教有关，我只知道干部家庭的家教是正统的、严格的，对子女的批评是多于表扬的。我的感觉就是温暖不够呵护不够，不像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那样“护崽”。我这个高干子弟居然没有依赖感、安全感。小时候跟邻居小朋友发生冲突，父母总是批评我，以至于长大后对人都有点唯唯诺诺的。文革后期按照政策我是可以不下乡的，但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促使我履行在高中阶段的承若，毅然决然奔赴黄海滩涂接受再教育，父母也都支持。当时老干部们还没有“变坏”，即使有身居高位者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了，但对子女教育至少也要装出一副正统的样子嘛。因此认为干部子弟“是最差劲的一伙人”，“凭借老子的地位，为所欲为，欺压百姓和欺负妇女”不符合事实。虽然有极少数老干部放纵子女，但是在我父母的老战友圈子里没有见到过，更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子弟是如何“为非作歹”的。

关于“干部的福利是很多的。中央不是有特供部门吗？这不是特权又是什么？”

各级干部的福利是明文规定的，又不是暗箱操作，怎么能称为特权？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根据地干群一致、人民军队官兵一致，不分等级。建国后，还实行了一段供给制。但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律，于是设置了八级工资，25级行政级别。那种一面认为毛主席的工资与科级干部等同才不是特权，另一面又诬蔑供给制是共产风、平均主义的歪论，真是无耻！当军队为正规化实行军衔制时，毛主席反对，并且拒绝了“大元帅”军衔。认为有一点差别就是特权，就是腐败，岂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吗！所谓“好大米特供zhongnan海”，请问zhongnan海有没有付钱？让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吃一点好米，是应该的嘛，难道要让毛主席吃的米饭不能好过工人的米饭才不是特权？毛主席和工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一个几亿人口大国及大党的领袖这个位子与车间里的一个工位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嘛！要说特殊，并非是毛泽东特殊，而是“主席”这个岗位特殊嘛。比如，现在在这个岗位上的人，还能不小心让他吃被漂白的大米、吃地沟油、吃转基因吗？

国家对军烈属、革命残废军人也有照顾，民政部门会发补贴。我父亲是新四军老兵，一只脚的指头全部被炸没了，定为二等乙级残废。建国后有伤残补贴，每年36元（到上世纪末才增加），每两年发一双皮鞋，因此他基本不买鞋子。只要是革命残废军人，不论是否干部，都根据伤残等级发补贴。最近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民政部又向12.5万在乡抗日老战士每人发放3000元礼金，网友们普遍表示欢迎。说明此等福利人民是支持的，与特权沾不上边。

再看住房。那时，一栋老式洋楼（别墅）里住了六、七家，共用三个卫生间，我家五口人住两间房，也不比别人家多。家里来客时，我就跑到单身宿舍去与那些单身汉们济济。当年父亲任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务，感觉除了工资高点，没有什么别的福利嘛。听母亲讲，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在另一个城市工作，他总是把定量供应的细粮留下来探亲时带给母子们吃，自己吃杂粮，结果营养不良，腿脚轻微浮肿。

关于“为了当兵、入党、提干，什么招数都可以用”。

没有那么玄乎！就拿农场知青来讲，上山下乡本来就是权宜之计，知青们也想有朝一日返回城市，那么招工招兵招生就是机会。招收工农兵学员由组织推荐候选人，然后群众评议，根据综合素质，大家也都有数。候选人也有“拉票”行动，提前到各个宿舍发发烟，打个招呼，这也是人之常情嘛。那个时代走群众路线，也是一种民主。参军不需要推荐，报名者都可以政审、体检。每年都有招工配额，有计划按比例地逐步解决知青问题。入党要通过党员评议，提干要走组织程序，也不是个别领导说了算的。至于个别人用了什么特别的招数，当年确实没有耳闻，是后来通过伤痕文学“欣赏”到的。

关于“因为物质贫乏，为了生活的好些，就得往上爬。那时人际关系紧张、虚伪。”

这好像是在虚构小说？我的邻居们有干部、教师、工人，大家相处很融洽，互帮互助。例如某对夫妻闹矛盾，关着门打老婆，邻居们都来到他家门前，好言相劝，劝了很长时间。现在谁去管这等事啊？如果谁见到菜场有不要票的肉卖，或者得到消息有猪油卖，会立即告诉邻居们，互通信息。那时再怎么“物质贫乏”，柴米油盐都不缺，“三转一响”也不少。计划供应，没有见到哪家缺吃少穿的，没有见到哪家人面黄肌瘦的，没有见到哪家小孩不上学的，没有见到哪家人生病不去医院的，家家都有数量不等的用不完的药品。所谓“往上爬是为了生活的好些”，也是无稽之谈！我父亲是厅职干部，够高的吧，但我的那个处长邻居比我家人均居住面积还大呢，生活水平差不多嘛，他有必要“为了生活的好些往上爬”吗？每年深秋，我家和邻居们一样，也要去菜场排队买大白菜、雪里蕻，拉回来腌制越冬的咸菜。平时经常天不亮要去菜场排队买鱼，跟群众毫无二致。买米打油、买蜂窝煤都是我这个小孩子干，因为毛主席、老师及长辈们都教育我们要热爱劳动，所以我们从小就做家务事，根本就不知道“少爷”、“公子”是什么玩意儿。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物福利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自我完善，才能建设好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