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国工人运动的开展，则可以上溯到中共建党前很长时间，但考察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尤其是考察中共具有严密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则源头是毛泽东。 

1927年7月初举行的中共“一大”，在关于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的问题上，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一大”主持人（也称“会议主席”）是张国焘，毛泽东担任会议记录。八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 

回长沙后的毛泽东，首先着手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做为党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10月10日，毛泽东组织成立了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并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同时，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中共的基层组织。 

毛泽东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还有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组织工人。并两次到安源煤矿了解情况，第二次去安源时，率李立三前往，成立中共安源支部，并任命李立三出任书记。

毛泽东“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的做法，是中共高层多数“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很不屑一顾、也很轻视的。而“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的“表面形式”下的实质内容，即“深入底层人民”同甘共苦的精髓，则始终强烈的体现在毛泽东的革命目的和行为之中。因此，毛泽东身后，既受到了底层社会广大民众和中上层社会中革命忠诚者的强烈捍卫，也受到了变质者们的强烈的诋毁和污蔑。

湖南原本有一个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于1920年11月20日成立的工人组织，即“湖南劳工会”，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会员约七千人。因此，毛泽东把争取和改造“劳工会”，当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多次与黄爱和庞人铨交谈并宣讲中共主张，对改组劳工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劳工会的目的不仅在从事经济斗争，“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旧的行会式组织方式要不得，要有民主产生的人员精干的办事机构；三是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 

黄、庞等非常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并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把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黄爱还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他们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 

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组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英、日、法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黄、庞分任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当时有关的报纸写道：“……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黄爱、庞人铨也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此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途经长沙时，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他们。马林在考察了当时的中共工人运动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举行了罢工”。

毛泽东在经验之下，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便指派党内干部，组建起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这个名称，也是毛泽东的意见。同时，还组建了长沙泥木工会、长沙人力车工会、长沙笔业工会、长沙理发工会、长沙缝纫工会、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等。各工会和俱乐部的秘书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毛泽东还亲自兼任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的秘书。

当代在工人运动的“研究”和“认识”上，有意无意的存在“引导”性的误区，即，单纯的把“罢工”做为工人运动的“标志”，即使如此，中共建党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罢工示威，也即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反太平洋会议”、影响极大的罢工，也往往给“忽略”了。

工人运动的意义，最主要的是领导或指导工人产生正确的组织，并有严密的组织程序。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成功的领导工人运动，避免大量工人成为“激进者”的牺牲品。因此，综观中共初期的整个工人运动状况，明显存在着两种状态：一种是“毛泽东式”工人运动，一种是“惨案式”工人运动。

就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堪称中共工人运动的“鼻祖”。而且，从中共建党后的第一次工人罢工示威上讲，并由当代文化惯用的“谁第一谁鼻祖”的文化原则，毛泽东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共工人运动的“鼻祖”。而毛泽东创立的“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等工人组织形式，成了中共工人运动的一大亮点。

毛泽东于1921年始，先后领导了“反太平洋会议”的罢工示威，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这一系列的罢工，都是以避免流血而胜利，挽救了无数个工人兄弟的生命。其中，犹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最为著名。

早在一九二○年十一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就到安源进行考察，发现这里的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是很惨重的：每天至少劳动十二个小时，又没有安全设备，伤亡事故频发，而且，工资低微。

一九二一年冬，毛泽东两次到安源，后一次还带了李立三等前往。毛泽东对工人运动（包括农民运动）的领导，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教育和号召工人（农民）团结起来，“路上有点小石子，大老板抬脚随便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合成团，大老板搬也搬不动”（毛泽东语）。

毛泽东指示李立三利用当时社会上时兴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发现和培养骨干，建立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以取得“合法”地位。1922年1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 五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指示“一定要稳当，一下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有的人就会害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 

九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安源，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罢工，并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罢工策略，并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

罢工工作准备完善、正准备发动罢工之时，李立三受到当局的“通缉”而无法出面。毛泽东派刘少奇前往协助，李立三仍然是罢工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罢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

毛泽东之后领导的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罢工、粤汉铁路大罢工等，也同样多是“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在1921年——1923年，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共有罢工十次。其中，胜利九次，失败一次。

而脱离毛泽东领导后的李立三和刘少奇，虽然迅速崛起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但是，却也从此基本由“毛泽东式”的工人运动，转向“惨案式”的工人运动。而毛泽东，在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后，开始把中共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农民的身上，并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风暴。

当时的总shu记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对建党后的工作给予了整体性的总结“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毛泽东在注重工人运动的同时，更重视农民运动，而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则是首先从自己家开始的。1921年2月，毛泽东带着弟弟毛泽覃回韶山过春节，对弟弟妹妹们说道：“国乱民不安生，要舍家为国，走出去干点事。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那几头牛，还是让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给上下屋场的人吃”。

1923年6月12日—20日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着重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回忆道：“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在会前多已经再三提到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始终以工人、农民这个社会底层群体的命运，为自己奋斗的终生目标，企图彻底改变工人农民受剥削和压迫的历史性的悲惨命运。也正是这样，才在身后遭到了变质者的疯狂诋毁和诬陷。好在极大多数中共党人、尤其是工人农民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却力量无比庞大的群体的捍卫，才使得企图彻底诋毁和诬陷毛泽东的“黑恶势力”无法完全得逞！

参考书目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１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１９２３年８月１日，原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年纪念册》 

《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１９２３年６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