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翌年，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入本科第8班。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辛亥革命的枪声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相反，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愈演愈烈。严峻的现实替代了民主共和的希望，沉浸在迷惘中的新一代有志之士探索着新的出路。在这里，毛泽东开始了与徐特立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他们为中国的前途殚精竭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苦苦求索，这对师生互为导师、相互影响，共同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用教育来改革人心”

1913年，36岁的徐特立已是享誉湖南教育界的“长沙王”，而此时20岁的毛泽东正在寻求真理和志向。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对这位断指血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老师早有耳闻。这一年，徐特立被聘请为学校教员，教授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和修身等课程。

从1913年到1919年，徐特立在湖南一师任教6年。而毛泽东从1913年到1918年暑期毕业，前后共做了5年半的师范生。其间，徐特立渊博的知识、进步的思想、高尚的品德，对毛泽东的学业和思想有相当大的帮助和影响。毛泽东曾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徐特立教育学生，非常注重言教与身教相一致。早在1911年，徐特立任善化第一高小校长时，决意“用教育来改革人心”。1912年他曾与姜济寰（时任长沙县知事）相商，拟在全县办1000所国民小学，为此他创办长沙师范，任首届校长。在湖南一师兼课期间，徐特立总是步行往返长沙师范学校，路程十余里，无论刮风下雨，他总是坚持步行。徐特立担任校长，每月拿20元工资，他把工资用来投资教育，几年下来欠债六七百元，人们说他“傻”，给他取了一个诨名“徐二镥锅”，对此，毛泽东曾有精辟的见解：徐先生办长师，不顾利害，不怕牺牲，牺牲自己的一切，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这是那些自命聪明，善于计算的人所不肯做的，所以笑他傻。徐先生常常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担在自己肩上，惯于摆烂摊子，顶烂斗笠；在没有一间房子、没有一个钱的情况下，居然创办一所规模不小的师范学校，这真是镥锅精神。这种对他的讥笑，实际上是对他的赞扬。

毛泽东十分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徐特立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摘抄书中精彩的地方。”毛泽东勤于做笔记，当时他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自学、摘抄、随感和日记等积了好几网篮。

周世钊在《我们的师表》中回忆说：“（毛泽东）在一本不很厚的《伦理学原理》，写了一万三千多字的评语。在他经常阅读的《韩昌黎全集》中，圈点、涂抹、考订、批评，朱墨纷陈，琳琅满目。他的以批判的态度接受知识遗产的主张，更发扬了徐老的说法，收到了很大的效果。”1929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那些笔记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是毛泽东1913年10月至12月的听课笔记，也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

1915年9月， 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写了一封《征友启事》。其后，聚集了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朋友。从1916年开始，这批青年学子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生活向上”。翌年冬，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开始商量组建一个团体。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徐特立大力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在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等新民学会会员帮助下，徐特立组织了一个以宣传新思潮为宗旨的健学会团体。他经常以“科学之不明，我们要学习科学；工农之不振，我们要施以教育；应当大众奋发，以血肉之躯，去护卫疆土，振兴国家”的思想去激励有志于匡时救国的青年。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徐特立感到“国家有前途、有办法，自己也觉得年轻了”。28日，省学联成立后，徐特立组织省会各校教职员，成立演讲联合会，组成50多个讲演团，开展抵制日货、惩罚奸商等反帝爱国宣传，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在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中，徐特立通过健学会带领教师向张敬尧索薪，并在城乡揭露张氏兄弟的罪恶，其后张敬尧以“通匪”罪通缉徐特立。是年9月28日，徐特立乘法国“波多斯”号货轮赴法勤工俭学。师生一别就是多年，再见面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又是另一番景象。

1926年12月中旬，徐特立在长沙望麓园与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会面，师生促膝长谈，探讨国家的命运走向。徐特立介绍了法国、比利时、德国的教育情况。毛泽东向老师介绍了大革命的性质、宗旨、目的、目标和他对革命方法、手段、道路的探索性意见，并向老师建议“走出书斋，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考察一下，体验一下”，看一看农村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变化。

1927年春，徐特立到长沙县五美乡进行了一周的调查，他发现农村“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农民协会的作用下，农村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久，徐特立放弃了他奉行多年的“教育救国论”，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坚强的老战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5月，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月，“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局下，50岁的徐特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徐特立在党组织里“真正获得了新生”。徐特立在《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中说：当时由于斗争残酷，革命队伍已引起了分化，开始了反革命的疯狂进攻和革命力量的坚决反攻的武装冲突时期，使党的一切经常生活也转变到空前的紧张，竟至使我入党没有举行入党仪式，且没有填过入党表，也没有候补期，入党即在党工作。

同年7月，徐特立同老友朱剑凡来到武汉，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见到了他的学生毛泽东。

徐特立听从毛泽东的意见，动身前往湖南，以团结更多的进步人士跟共产党走。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之后，徐特立参加南昌起义，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任党务整顿委员会委员。起义部队遇到重大挫折后，队伍南下，他任第20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1928年5月，徐特立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0年12月30日，53岁的徐特立风尘仆仆、昼伏夜行，终于来到中央苏区宁都小布镇，指挥第一次反“围剿”的毛泽东、朱德热情地迎接了徐特立。师生久别重逢，倍感亲切，一见面，毛泽东就用亲切的乡音爽朗地说：“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起来了！”朱德风趣地对徐特立说：“要说你老，你也是个老怪物，你背叛了封建社会，又看穿了资本主义的西洋镜，终于一直跑到共产主义的营垒来了！”

其后，徐特立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苏区教育工作，提出“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扫盲方法。徐特立回忆说，毛泽东很关心当时的识字运动，为着“怎样教文盲写字，模范字怎样法”，就曾跟他讨论两次，直到问题彻底得到解决才结束讨论。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与徐特立经常探讨问题、相互请教。在毛泽东遭受排挤，反“围剿”接连失利的情况下，徐特立心急如焚；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时，徐特立禁不住欢呼起来。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57岁的徐特立与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被编入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从瑞金出发长征。

在长征中，徐特立将马让给伤病员，忍着饥饿带头挖野菜，教战士识字，亲自下河探路，鼓励战士们要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对革命的乐观精神，徐特立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树立了榜样，成为红军队伍中无形的精神力量。徐特立说，长征路上“我的愉快精神如故”，“其总的原因，就在于只要党存在，红军存在，我们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我们党的自信心，群众的自信心，结合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因此就战胜了一切肉体上的困难”。

1937年1月31日（农历12月19日）是徐特立60大寿。毛泽东在1月30日就为老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贺信称赞徐特立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祝愿他健康长寿，“成为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楷模”。毛泽东的这封贺信高度评价了徐特立坚定不移、老当益壮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