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功勋卓越、彪炳史册，在其诸多丰功伟绩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特别是中国历史文化实际即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今天是毛泽东逝世纪念日，我们选发几篇他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灵活运用中国历史文化智慧于治国理政的文章，以为纪念。

做领导应该干什么事，毛泽东和邓小平说过两句极为相似的话。毛泽东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邓小平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

　　出主意，就是抓方针；用干部，就是抓头头。抓住了这两条，也就抓住了做领导的根本。道理不难懂，做起来却非易事。历史上一些领导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很值得玩味。毛泽东读史，多注意此道。

如何“出主意”

领导出主意，最常见的是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发挥关键作用。提出主意的快慢和好坏，体现决策水平和谋断能力的高下。毛泽东在1959年3月的郑州会议上，曾比较三国时期几个主要集团势力核心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属不称职的领导。

　　见事早，得计早，是提出好主意的一个前提。为了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曾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的一个例子。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到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平。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这个评点，符合辽沈战役的战场实际，指出了国共双方统帅部的决策快慢之别。

　　见事早、得计早的谋断力，总是在实践中包括总结失误的经验教训中积累和增长起来的。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对有的事情可能见事早，得计早，对有的事情则未必。毛泽东曾经坦言，新中国成立后，对有些事情自己也没有料到。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总结了这样几件事：“没有预料到1957年出现这么大一个风潮，右派进攻。此外，还有两件事没有预料到，一个是反斯大林的大风潮，全世界的共产党跟着倒霉，连我们也无光彩，苏联共产党也没有光彩。再一件就是没有预料到经济指标定高了。1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小会，陈云同志讲估计完不成，这种话应该听。”反思在见事、得计问题上的不足，本质上就是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出主意。所以毛泽东1941年就讲到，“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邓小平晚年也说，他最关心的事，“一个总结经验，一个使用人才”。可见，总结经验也是“出主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终提出好主意的重要认识基础。

　　出主意、做决策不是一个人的事，通常情况下要有一个听取别人意见、汲取别人智慧的谋断过程。按毛泽东的说法，要“多召集几个会议商量，然后才能有断，所断便是善断”。刘邦被毛泽东视为“从谏如流”的一个历史典型，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详细讲了刘邦纳谏善断的几件事情：一是听张良劝说，把已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韩信封为齐王；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定都关中长安。这些见事早、得计早的主意，虽然不是刘邦提出来的，但他能及时采纳决断，作出明智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总有人给他献计，改变或完善他的想法，不能不说与他平时注意营造“出主意”的氛围有关。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的批注中，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这个判断的依据，恐怕与刘邦在“出主意”这个问题上远远超出项羽紧密相关。

　　在历史上，还有一个人的谋断决策方式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这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记载，李存勖把部属康延孝叫到家里咨询灭梁之事，康延孝认为，梁兵目前聚集在一起，我们不能硬打，只能等到他们分兵合击我们时，每处兵力就减少了，那时可“率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李存勖依此计等待时机，果然夺取了郓州。还有一次，李存勖屯兵朝城，梁朝几路大军合围压境，而李存勖却粮草匮乏，难以支撑，于是召集诸将开会想办法。结果大家都提出退兵求和的主张，李存勖不悦：“如此，吾无葬地也。”随后，他单独找部将郭崇韬商量，郭崇韬建议，部署一些兵将留守朝城，由李存勖亲率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并说这个主意他曾经和康延孝仔细商量过。李存勖依计而行，果然取胜。毛泽东读到这些事，批道：“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从李存勖灭梁和毛泽东的批语看，有四点值得玩味：一是决策之前，李存勖总是主动谋于人，一谋不行，换一个范围再谋。此为多谋、善谋。二是谋于人但并不被别人的意见牵着走，胸中有基本的判断和方向，因此他没有采纳诸将退兵求和的主张。此为能断、善断的前提。三是郭崇韬、康延孝的高明之处，是不被表面困难所吓倒，看出不利形势背后潜藏的机会，提出精兵奔袭之策，属大智大谋。四是李存勖在关键时刻有“审机独断”之举，凸显出作为团队核心人物的决策魄力。以上四点，比较具体地展示了“出主意”的领导方法和谋断过程。

　　最重要的出主意，当然是确立路线方针。对执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汉初年，刘邦、萧何推行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等政策，是符合大乱之后基本国情的聪明选择。继任者曹参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他能够确认这条路线，并且不顾非议坚持下来。正是“萧规曹随”，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础。此后汉武帝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行以法家之术为主的积极进取的执政方略。他的孙子汉宣帝坚持这一执政路线，但汉宣帝的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却劝宣帝改变这一执政方略，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兴，骂道：“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很注意汉宣帝父子的这场争论。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西汉一代，也确实是从汉元帝手上出现衰变的。由此看出，执政者确定的路线方针这个大主意，是如何鲜明地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盛衰。

怎样“用干部”

汉宣帝父子关于执政方略的争论，事实上已经涉及“出主意”与“用干部”的密切关联：行德教仁柔之道，必然要多用儒生治国；以霸王道杂之，自然要多用名法之士。对二者的关系，毛泽东1938年有过另一种提纲挈领的表述：“如果是贤明皇帝，就会是忠臣当朝，用人在贤；如果是昏君，必有奸臣当朝，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用干部的关键，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贯彻实施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名言，道出此中真谛。提出主意后，用赞成者、不赞成者、模棱两可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根本就糊里糊涂者，结果会很不一样。

　　刘备集团用关羽驻守荆州，就是一个教训。诸葛亮为关羽定的方针是“北拒曹操，东联孙吴”，但关羽无论是在性格气度上还是思想认识上，都不足以担此大任。他好意气用事，一会儿吵着要入川同马超比试武艺，一会儿又不愿同“老卒”黄忠为伍受封“五虎上将”。在内部闹闹倒也罢了，要命的是他把这种狭隘意识用在对待孙吴集团的态度上面。孙权派人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此举很吻合联吴抗曹方针，关羽却破口大骂：“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甚至威胁要斩杀来使。如此不顾大局，怎能不促使孙刘联盟瓦解，失守荆州？对此，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说道：让关羽守荆州是一着错误，他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荆州这个根据地。还说：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此人并不高明，对待同盟军搞关门主义，不讲政策。

　　毛泽东认为刘备集团在用干部的问题上也不是乏善可陈。1957年3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讲：“尽管刘备比曹操见事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这年7月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又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势单力薄的刘备集团能闯出一番局面，确与纳人用人政策有关。但刘备死后，诸葛亮在识人用人上却失误多多。马谡失守街亭即是一例。马谡是智囊型人才，刘备生前曾说他有些夸夸其谈，适宜放在帷幄之中使用，诸葛亮却偏偏放他出去做领兵主将，结果是害了他。诸葛亮晚年也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才，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姜维，终因在蜀国干部队伍中缺乏根底，难以大展其才。反观孙权集团，毛泽东认为其用干部的特点是善于拔识和培养人才，经常举的例子，是赤壁大战时让“共青团员”周瑜挂帅，以及孙权劝吕蒙多读书，从而使吕蒙继周瑜之后成长为军事统帅等。

　　在用干部的问题上，同一个人也常有前贤后昏的变化。一时英武有成的南朝梁武帝和唐明皇，便是此类典型。关于梁武帝，毛泽东读《南史》曾引唐朝罗隐的诗句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早期的梁武帝，政治头脑清楚，目标明确，也颇知军机，故帐下韦睿、曹景宗、陈庆之一班英才辈出。但其晚年却败得一塌糊涂，竟饿死于叛臣侯景的囚室。原因是他一心向佛，以佛陀心肠来施行领导行为，对亲贵大臣的种种不法恶行放纵宽容。毛泽东在这些记载文句旁逐一圈点，批注说：“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专听”、“独任”的用人之法，必然生奸成乱。梁武帝由盛而衰，根本上是不再有远大的进取目标，从“天地皆同力”到“英雄不自由”，也就势所必然。

　　唐明皇初登大位，于乱局之中澄清吏治，赏罚分明，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一班贤相，造就开元盛世。晚年却内由权奸李林甫、杨国忠当道，外纵边将安禄山、史思明骄横，终酿成安史之乱。所以毛泽东说，“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

　　“小人日进，良佐自远”，并非“良佐”们不再有价值，而是领导者不再有胸怀，或者说胸怀变了，目标变了，主意变了。依然是毛泽东说的：“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

来源：《党的文献》；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