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二局与陕北立足

点击：作者：白鹿西行贺安亚来源：美篇发布时间:2018-08-19 10:04:13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总算喘上了一口气。但党中央能否在这个贫瘠的高原站住脚，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建立革命大本营，还是个未知数。

蒋介石不顾抗日呼声高涨，调兵遣将，决心消灭残存的红军。中共此时的武装力量远不如长征之前，军委二局的侦察使命依然沉重。

一. 以打促谈，化干戈为玉帛

11月3日，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原红一、三军团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依旧，全军1万余人。

11月20日，东北军趁红军立足未稳，前出到直罗镇。根据二局情报，埋伏在那里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南北夹击，全歼来犯的一O九师。邹毕兆回忆：红军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在直罗镇彻底消灭了一O九师，接着在追击中消灭了一O六师的一个团，俘虏了该团团长高福源。在直罗镇战斗的几天里，曾局长经常到毛主席那里，接受任务。

东北军本不愿打内战，吃亏以后，改为广筑碉堡，封锁苏区，轻易不敢进攻了。邹毕兆说，“通过东北军的高福源团长做媒介，张学良与红军有了联系。李克农同志不断到洛川王以哲那里去，(二局)戴镜元同志随李克农同志去当译电员。

二局的钱江(左一)和林茂原(右一)协助李克农(右二)、伍修权(左二)开展西安方面工作

直罗镇战斗对东北军和张学良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十年后，张学良在美国安度余年。有人问：当年红军经过长征所剩无几，如无西安事变，中央军很可能将中共完全打败。张学良答：红军当时是打不败的。

他举了三个理由：一是他的两个师(一O九师和一一一师)，各有一万人，由郭、何两个勇将领军，与红军在陕北会战，面对装备不足的红军，两师人马却全军覆没。此事震动了整个东北军，人们才知道共军难对付。

第二，他强调红军的顽强。他说，自己是带兵的人，深知带兵之不易。而红军经过前有堵、后有追的二万五千里撤退而没垮、没散，带兵的人是利害的。

第三，他说红军内的党组织结构也很利害，也有老百姓的基础。“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红军，既然消灭不了他，莫不如和他们合作。”

张学良不同意攘外必先安内，而认为国共一致抗日，自然就会安内。

周恩来与张学良建立联络，启动合作进程，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毛泽东说，直罗镇一战“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十二月，军委机关经安塞移住瓦窑堡，二局住在瓦窑堡西五里的瓷窑。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东征时，二局移住瓦窑堡。

邹毕兆记得，1936年春节时，鲁迅给毛主席送来了腊肉，毛主席分了些给曾局长。

此时，由陕北红军到二局工作的有，冯维精、王精锐、高彩璋、李鉴禹、井润田、阿智（景生智）、李生泉。后来罗江、甄彩云也调到二局。

二. 舒困解压，渡河东征山西

陕北是个贫穷的边区，毛泽东意识到生存问题的紧迫，1935年12月决定东征。

他认为，东征山西可推动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政治上主动。军事上，可避免与东北军和西北实力派冲突，有助于建立统一战线，同时可迫使阎锡山撤回晋军，缓解绥德一带的威胁。经济上，山西较富足，便于筹款、扩军和补充。

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指挥红军东渡黄河，二局为东征提供了及时的情报。邹毕兆回忆：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夜，红军东渡黄河，由晋西一直打到同蒲路以东。二局给东征军编制了密码，也只是加复语的自编本，只有蒋介石密码的水平，还不是来去本。好在我们完全控制了蒋介石的电报，没有蒋破译了我们密码的迹象。

“东征时，我们二局一直住在瓦窑堡，所得情报，随时供给前方。周副主席经常到二局来视察工作，态度非常和蔼”。

3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曾希圣，称赞二局工作“是表现了大成绩的，这一工作虽偏技术性质的，但其意义与结果都是军事政治上一助力。前方的胜利，你们是与有劳绩的。”

红军在山西，边打边休整了2个多月。毛泽东认为东征的目的已经达到，不与国军决战，主动撤兵到陕北。

用毛泽东的话说，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短时间内，红军扩充8000余人，筹款50多万元（一说30多万）。对于贫困的红军来说，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军心大为稳定，建立陕北根据地的任务初步实现。

邹毕兆说：“五月间，东征部队转回陕北，进到陕、甘地区。彭德怀军团长给二局送了一大批斜纹布，二局同志，每人都做了一套衣服。”

二局在瓦窑堡的驻地离党中央很近。东征结束不久，邹毕兆、钱江去看望毛主席，毛泽东此照为邹毕兆当时所摄。

三. 西进陇中，三大主力会师

根据西北地区的情况，军委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进行西征，打击马鸿逵、马鸿宾，开辟新的根据地，策应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

1936年5月19日西方野战军出动，7月底完成预定任务。从西征开始，至10月22日红军3大主力会师，二局为保障西方野战军作战，发出敌情通报和报告近100份。

西征结束后，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夺取宁夏、打通苏联，配合东北军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战略设想，毛泽东命令西方野战军集结在宁夏清水河以东的豫旺堡、洪德等地转入休整备战。

秋季，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曹祥仁带领精干的二局前方工作队到西方野战军司令部，为三大主力会师和宁夏作战提供情报。

“两广事变”后，南调的胡宗南部开始从湖南回师甘肃，企图阻止红军会师。1936年9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西进，红二、红四方面军则向东北进军，在西兰大道南北2侧形成呼应之势。

四.釜底抽薪，宁夏作战流产

党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了红军下一步的部署和发展方向。9月11日，共产国际复：“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

9月14日，中共中央将上述情况电告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做出夺取宁夏的部署：指示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北上，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并准备与红一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要求红二方面军在西兰大道以南担负钳制任务；“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密切的团结以赴之”。

由于红四方面军对于西进还是北上犹疑不决，正从宝鸡西进的胡宗南部先头部队已经与第三军王均部靠拢。

24日晨，军委二局通报，毛炳文、王均部曾万钟师相继攻占通渭、马营、华家岭、会宁等地，胡宗南部进到静宁。不断向北“穷追猛进”的胡宗南部对陕甘苏区形成压力，也对渡过黄河西进的红四方面军构成严重威胁。

此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尚不具备权威性。毛泽东察觉：“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

28日，西方野战军总部改称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统一指挥3个方面军作战。二局前方工作队遂改称前总二科，曹祥仁任科长，成员有唐道德（唐明）等。

同日，军委致电各方面军首长：“目前我们已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切断并各个击破之虞”，并命令3个方面军应“立即集结在有利阵地，在数日内坚决突击，消灭胡敌先头一个师至两个师，以小部抗击靖远毛、王”。

30日，彭德怀根据前总二科的情报通报各部：北进之敌胡、王、毛分三路推进，企图乘我半渡而求决战。敌各路以夺取海、干、打、靖、大道后，齐头向北压迫。

彭德怀准备集中兵力在海原、打拉池之间的山谷地带，寻歼尾追红二方面军的第四十三和第九十七师，打击胡宗南军北进的嚣张气焰。

在此关键时刻，张国焘“釜底抽薪”，命令红五军在靖远附近的1个团西渡黄河，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撤至红一方面军侧后的兴仁堡、同心城等地，致使彭德怀不得不放弃海打战役计划。红军被迫向东转移，导致红一、红四方面军合力打击胡宗南，夺取宁夏的计划流产。

五.重兵压境，陕北安危堪忧

1936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各路大军260个团把陕北团团围住，只有制止国军进攻，中共才能扭转被动，改善生存条件。

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在南京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接触，表示只要停止进攻，红军愿意接受改编，合作抗日。但是，蒋介石一定要置红军于死地。潘汉年向中央报告，蒋企图“把红军全部赶到外蒙，给苏联来解决这个矛盾”。条件之苛刻是中共无法接受的。

1936年11月中旬，绥远抗战再度爆发，中日谈判陷于僵局，全国抗日浪潮高涨；但蒋介石仍调集20个师由甘肃会宁、静宁和宁夏固原向北进攻。毛炳文部准备西渡黄河追击红军西路军。

这一时期，彭德怀根据前总二科的侦察，不断向军委报告前线敌情：周、孔两师进占关桥堡，丁德隆部进占罗家山、王家湾，胡师李旅进占麻春堡、古西安州，马师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明日有进至上下龙池湾、何家堡的可能。国军来势凶猛，原拟在关桥堡一线诱伏、寻歼胡宗南一部的计划也因国军齐头猛进而难以实现。

红军能否在陕北挺住的问题再次突显。党中央在考虑实行放弃陕北，转进南下的“新作战计划”。

六. 消灭胡敌，逼蒋停止剿共

紧迫之际，出现战机。11月12日午夜，前总二科和军委二局先后报告胡宗南部孤军深入，正向东面的豫旺堡推进。翌日，红军开始在豫旺堡集结待机。

14日12时，彭德怀下达迂击胡宗南侧背的作战命令，并根据二科的报告通报敌情：“敌胡宗南四个师昨日进至同心城、王家团庄、九百户之线… ”

15日，军委下达命令：“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 “不击破则不能南进，因敌将继续穷追”。

为确保排除张国焘的干扰，军委强调，各兵团首长须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命令，军委和红军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

前总二科以有限的力量，严密侦控周边国民党军各部动向。18日1时和3时，彭德怀在致贺龙、任弼时等的电报，及告毛泽东电中再报敌情：胡敌第一旅企图向萌城、甜水堡进，丁师向山城堡进击。…… 周、孔两师似在豫旺县附近未动。

同日，从陕北赶来迎接朱德、张国焘的周恩来，到达洪德县河连湾的前敌总指挥部，与彭德怀共同制定了山城堡战斗的作战计划。

20日19时，前总下达21日战斗部署，通报敌军动向：敌丁、孔两师相日进占山城堡及其以东，一部于昨（十九）日与我二十八军对峙中。胡敌之第一师为其两路之预备队。曾师有进王家团庄、豫旺县之可能。判断丁、孔两师明（二十一）日有经八里铺向俞家湾子前进充分可能……。“我军以预期遭遇歼灭丁、孔两师而各个击破胡宗南主力之目的……”。

21日午后，红一军团主力与红四、红三十一军各一部同心协力，从北、东、南3面对山城堡展开向心突击。22日中午，战斗胜利结束。

胡宗南的第一军第七十八师（丁德隆师）的1个多旅被歼，该军全线后撤，迫使蒋介石暂停对红军的大规模进攻。毛炳文部也停止追击西路军，减轻了西路军背后的压力。

山城堡战斗的胜利，为红军的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地打上了一个句号，对逼蒋抗日起到积极作用，也使张学良更加坚定了与中共合作的信心，促进了东北军进一步转变。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并和平解决，河东红军主力勿需再战而摆脱危机。

七. 三路精兵，携手并肩共进

红一、四方面军1935年6月12日懋功会师之时，红四方面军共有电台5部，其中侦察台1部(二台)，统归总指挥部电务处领导(处长宋侃夫)，侦察台台长蔡威。

红四方面军侦察台技侦人员

懋功会师后，党中央和军委从红一方面军调播给红四方面军电台7部，30多名通讯技术人员，红四方面军的通讯及技侦的装备、人员因此而倍增。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召开卓木雕会议，会议期间红四方面军(又称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和三局成立。

山城堡战斗后，红四方面军二局大部分技侦人员到达陕北保安西沙道子，与军委二局合在一起，其中有在原（懋功会师前）红四方面军侦察台及通讯台工作的：马文波、陈福初、李永悌、游正刚、冯志禄、张天华、周继先、高继明、刘忠生、萧先友、况步才、何锦文、熊远绪、萧大来、彩玉、高俊民等。二局局长蔡威于1936年9月在朱尔坪病逝，遗职由罗舜初接任。

一同到达保安的，还有原红一方面军调到红四方面军通讯或侦察部门工作的：伍云甫、岳夏、罗舜初、萧森、蔡友荣、黄荣、李学春、冯云钦、郭龙飞、刘泮林、廖昌林、陈明、邱兰标、王家才、李广寿、闻述尧等。

1936年11月下旬陕北会合后，军委二局的序列为：局长曾希圣，副局长罗舜初，一科（破译）科长邹毕兆，二科（译电）科长李作鹏，三科（侦收）科长胡立教，副科长游正刚。

八.交流经验，切磋学习提高

红四方面军二局的另一部分人员则于11月底加入前总二科工作。他们是贺光华、萧全夫、谢特山、陈定鉴、罗应钦等。据伍云甫日记记述共调给前总52人。

1936年10月将台堡会师时，红二方面军共有电台9部，其中1部为侦察台(小电台)。机要科长龙舒林，指导员陈琮英，破译王永浚，队长张有年、报务主任彭富九、报务萧荣昌、孙勇、贺子明、刘宗舜等。

1936年12月，任弼时调任前敌总指挥部政委，红二方面军侦察台随任弼时一同到达前总，并入前总二科。会合后，曹祥仁仍是二科科长，龙舒林为政治协理员。电台由彭富九负责，破译由曹祥仁负责，译电由贺光华负责。彭富九回忆：“三路人马第一次合到一起，在曹祥仁领导下，大家关系很融洽，团结一心干工作，没有一点‘大帽子’、‘小帽子’的隔阂。当时四方面军戴的帽子比一、二方面军的大一些。”

军委二局著名破译专家

在前总二科，曹祥仁与红二方面军的破译专家王永浚走到了一起。王永浚回忆：我和曹科长同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地工作，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很强的判断力。每逢难字难句经过论证而得到结果时，他即高兴地说道：‘哎哟，捉住了，对了！’他破的密码又多又快，我常向他请教一些有关技侦的问题。他讲的很多，其中有两点还记得：

其一，关于寻找密码突破口问题，他说，必须从薄弱点着手，首先利用有一定规律性的矛盾，就可以尖刀直入，比较容易取得结果。但又要不拘一格，有什么特殊矛盾就利用什么特殊矛盾。

其二，关于敌情和我情的关系问题，他说，这二者有重要区别，但又有其联系性。有我情作参照，可对破译起着由此及彼的作用。从已破密报中了解敌人掌握的我情，用之于再破译，必然起着良性循环作用。他讲的这两点深化了我在实际工作中获得的体验。

为了从政治上帮助我，曹祥仁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巨著的油印本给我看，我视为至宝。读之，如登高山，对毛主席领导的英明，有了更深的感受。

九. 两手准备，把握和平机遇

蒋介石(左二)、宋美龄(左三)、张学良(左五)、杨虎城(左六)等合影

山城堡战斗后，共产党的谈判筹码增加，国民党把缩编中共军队至3000人的条件，放宽到30000人。张学良建议红军就地坚持，不要战略转移。

此时，保安的军委二局和靖边的前总二科正密切注视着国军的动向。前总二科的贺光华说：“山城堡消灭胡宗南一个旅以后，我们随前总进到靖边近郊的村庄待命。我们靠近前总住在土窑洞里，展开了工作。”

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战。11日夜至12日中午，前总二科侦获数份电报，发现西安情况异常。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副参谋长毛侃电称：“西安附近交通、通讯中断，顷接绥署接南京电，今日临潼、西安一带空气极端恶劣，张汉卿有异动”。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周福成12日致电万福麟称：“介公文（12）日被安全保护于西安。陈诚、蒋鼎文、钱大钧、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晏道刚及次关系人大多被困禁，邵元冲中弹。”

12日上午，张学良、王以哲致电中共中央，通报西安事变。中午，毛泽东召集在保安的中央领导人到他的窑洞里看张学良的急电，大家都激动不已。

军委二局和前总二科及时掌握国军的动向和国民党上层人物来往的情况，配合了中共代表团的谈判，以及事变的和平解决。

贺光华讲述了前总二科日以继夜的工作情景：从十二月十一号夜，到十二日中午，收到几份电报，因译文不全，不敢肯定，当即报告彭总。他说，你们要十分注意掌握情况。到十二日晚收到于学忠、王以哲转发张学良、杨虎城通报部队的电报，说在临潼已把蒋介石抓起来了，马上报告了彭总。

为了这个情报，电台和破译、译电的所有人员，两个昼夜没有合眼，特别是曹祥仁同志，废寝忘食、埋头苦干的工作精神更令人钦佩……。我们截获这样重要情报大家都很高兴，但都觉得疲劳了，睡着了。

军委二局的陈福初回忆：“12月13日晨8时许，我刚到办公窑洞，译电员就给我一份长报说：‘缺字很多，连不成句。’我接过来看，有的还没看懂，如兵谏、留省反省等等。曾局长来了，我说这份报很重要，但缺字太多。他接过去一看就高兴了，一面往报上填字，一面讲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大家听了后都跳起来了，高兴得直叫喊。

曾局长拿起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和党中央负责同志。他把译出来的、还没有译出来的电报都检查了一遍，并说：‘有急报，快点译出来！’他又给三科胡立教科长打电话，告诉他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要他们对东北军、西北军、在甘肃的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在河南的各中央军的电台动态注意掌握。这一大好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局，大家都欢欣鼓舞。”

彭大将军

毛泽东做了和与打的两手准备，一面由周恩来主持与蒋介石和谈，一面命令彭德怀、任弼时，置西面的胡宗南等敌人于不顾，率主力转进到东南，“向西安集中，配合张、杨首先消灭东来之敌”。

前总二科的贺光华回忆：二、三天后，军委命令来了，要前总南下进驻云阳镇。当时没有敌情和飞机顾虑，白天浩浩荡荡行军，路经豫旺堡、庆阳、淳化到云阳镇。我们二科住在镇子大街的西头，彭老总住安吴堡的一个大地主的房子里，协助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处理西安事变。

南京政府紧急调集大军

何应钦此时正从各地抽调部队到河南。二局和前总二科侦获南京当局“讨逆军”各部队的行动部署，为配合与蒋的谈判斗争提供了情报。

彭富九回忆：“我们很快掌握了‘讨逆’军的动向，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讨逆’军部分撤至河南开封，我们才开始休息。”

十. 援西远征，解梅花同上阵

几个月来西路军受到马家连续不断的攻击，处境险恶。2月15日，马家各部向西路军展开全面进攻。

在黄河东面，党中央四处寻找统战关系组织援助。1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21日，再电周恩来：“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

2月10日中共在谈判中承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尽管出兵“于军事上、政治上均不利”，毛泽东和党中央仍决心成立援西军。

援西军司令员和政委

27日，中央和军委决定组建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率第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及原红一方面军之第二十八军和骑兵第一团西进增援。前总二科划归援西军，改称援西军司令部二科。

彭富九说：“援西军二科由曹祥仁任科长。一股负责破译，由曹祥仁兼股长，二股负责校译，股长贺光华，三股负责侦收，我任股长。曾参加前总二科工作的王永浚、龙舒林、张有年奉命调回延安军委二局。”

27日晚，倪家营子失守。3月11日夜，西路军余部从三道柳沟突围，随后进入祁连山。王子纲、宋侃夫等克服困难，坚持无线电侦察工作，“还能侦悉敌人的部署位置，避免遭受堵截与追击，顺利走出了祁连山。”

马步芳、马鸿逵和马鸿宾合称“西北三马”，算上马步青，也称“西北四马”。

在黄河东面，援西军西进伊始，二科即开始紧张工作。马家电台使用的波长很短，搜寻不易。密码并不很复杂，但其各部通信所使用的回族语言很特别，乍一上手，破译困难。

彭富九回忆：“我们于2月底由云阳镇出发，向甘肃前进，边走边侦察。此前我们侦控的对象主要是中央军和周边军阀，没有听马家的电台，因为西路军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一开始找不到马家的电台，我急得不行，紧急询问军委二局，这才知道马家电台使用的波长很短，超出了我们机器的接收范围。那时没有机务员，我用在江西学到的那点电学知识，试着用调整线圈圈数的方法提高接受范围。机器改装之后勉强可以收到信号，但声音非常小，连铅笔在纸上写字的声音都可以成为干扰，所以抄报还不能太用力。记得马家的电台一出联，几个侦收员就赶紧叫我去上机，萧森很有意思，戴着耳机骂：‘什么鸟电台！声音太小了。’记忆当中，抄马家的报是我从事侦收工作以来最为困难的一次。因为信号太差，报经常抄得不全，有漏字，我们称为‘梅花报’。

“幸好曹祥仁同志破译能力强，拿着那些残缺不全的‘梅花报’钻研，在行军途中就把马家军的密码基本破开了。”

多年后，彭富九依然记得他和曹祥仁在工作中相互配合的情景：我给曹祥仁送新抄的报，他递给我一份研究过的电报，说“把码子再抄一遍”。我接过那份老报一看，所有空白处都被他写满了字，涂涂改改的，只有他自己能看明白；再瞧他，俨然成了个“大花脸”，分不清哪是墨迹，哪是燈烟，自己却浑然不觉。他就是这样连续突击了几个夜晚，靠着这些残缺不全的电报破开了“马家军”的密码。

从新疆到达延安的西路军余部

译电股长贺光华回忆：一九三七年二月底，援西军司令部和各野战军由关中平原现驻地出发，分头取捷径向镇原县城附近集结。到达镇原县的第二天，军委电报说，和西路军的电台失去联络，情况不明。刘司令员要我们迅速查清敌情，特别要搞清马步青部属和西路军的详细情况。二科的工作，起初困难很大，马家军的密本是乱码，经过十多天的工作，慢慢摸到了头绪，发现西路军向西走了。我们把情况报告给军委二局，并询问他们所得情况，回答情况不明。

我们后来截获王以哲、于学忠通报部属的电报，说红军向西逃窜了，证明我们对马家军的情报是可靠的。报告中央军委，他们要我们再查实。

又是日夜紧张工作，得到情报说红军由李先念率领数百人向西溃逃。我们立即上报中央军委。大家对西路军的失败都很痛心。……直到三月份，中央军委把西路军的情况搞准确了，才决定撤销援西军，二科也随着解散。

“在援西军二科也是曹祥仁同志的贡献最大。他废寝忘食、刻苦钻研，在很短时间内破译出了马家军的密码。” 他“为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一个无名英雄，他的光荣事迹应永载史册。”

1937年春二局部分战友合影左起: 戴镜元、王永浚、邹毕兆、曹祥仁、钱江、罗舜初

1937年4月上旬，援西军二科返回陕北，行至陕西耀县，受到特务盘查。贺光华回忆：“我们携带所有技侦文件六、七箱，从镇原县出发经三原到耀县，等待交涉进入边区的护照。为了防止发生问题，全体着便服，把密码本打扮成书本，重要密件分散携带。

等了两三天，护照要到了，并派来三辆卡车，黄昏到达洛川宿营。饭后特务来盘问，曹祥仁出示护照，他们不承认，要检查。曹祥仁不让步，僵持很久不决。经电话报告后，西安办事处以周恩来的名义命令，这批人员、物资不能检查，放他们过去。特务泄了气，灰溜溜地走了。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我们只字片纸未丢失，安全到达中央军委的驻地—延安。

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