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一些老人的讲话

点击：作者：DUIJIUDANGGE73 来源：DUIJIUDANGGE73博客发布时间:2017-02-02 12:13:15

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李焕，台湾省，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这次是给同志们介绍情况的，也算是汇报情况的。内参已经发了，大略的事情(指1987年底在拉萨的平叛)，同志们都清楚了。没错，杀人了，还不少的。这个，同志们应该已经想到了。咱们不是报社的编辑，说漂亮话不是咱们的工作。杀人，这话好说不好听，但还要说。不杀，不能平叛，对就是平叛。这个性，就是这么定。和自由啊、民族啊没关系，就是叛乱。不管别人认不认，我们就定这么个性质。这是政治(需要)。近期，这是一阵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风很盛，不过是虚的，掀起些小浪头，翻不了船。我们杀人，就是告诉那些想复辟的贵族头子们，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枪口，还是热的!　

——1988年3月《谈一些情况，讲一讲问题》，任荣，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副书记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什么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老书记(指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要有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底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卯足了力气干!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有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秦基伟，云南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

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他们对组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利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欧阳斗，北京市市长助理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

——王建煊，原中华民国财政部长，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

“关于中央的指示(指1988年4月中共关于“协助友邻国家相关机构清剿金三角地区非法武装组织”的公开指示)，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怎样执行？

中央的指示是一个筐，

把原则与大方向贴在标签上，

里面的鲜货要精挑细选，

同志们要明白这一点

……

掌握好大原则，

第一，我们精神上支持缅甸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但行动上不配合；

第二，我们谴责非法武装，但我们不承认我们保护的人是非法武装；

第三，我们要公开强调对地区武装冲突的反感，并强烈呼吁地区和平

……

同志们，这是外事工作，

不是政工工作，

我们需要灵活与智慧

希望同志们深入理解”

——普朝柱，原中共玉溪地委书记，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88年5月1日《临时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这些年搞得很红火嘛，百货大楼盖起来了，洋货也进来了，好像如今都是对的，过去都是错的嘛。

我这个人，不合群，当年跟不上主席(指毛)的步子，如今也跟不上小个子(指邓)的指挥棒。

年初，我去了趟广州，很好嘛，大产业都姓叶(指叶剑英)了！

中央没给他留位子，就用下面的产业补偿，很有手腕嘛。

去年去南京，军区也是一个铁桶，姓许(指许世友)了嘛。

再往北瞅，山陕那一片，王胡子(指王震)给自己划拉了多少？

好嘛，主席这个错，那个错，我看最错的，就是不让你们一个个占山头、当财阀嘛！

小个子为了坐稳位子，封官进爵赏产业，把这天下都分封了，很好嘛！

他老人家(指毛)在天有灵，不知会不会气得醒过来！'

——吕正操，原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1987年3月《让不让老同志说话？

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有几人是真心的呢?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不错，主席在打仗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主席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二是坚决摧毁敌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这三点，是主席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不宣传这三点，却去纠缠于军事问题，可笑啊……如今路走得不稳了，需要主席这面大旗撑腰了，等哪天又站稳了，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谁最恨大陆目前的体制?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并不是学运领袖们，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们，更不是那些民族分裂者们。没有目前的体制，领袖们就无法得到源源不断的外援，帝国主义们就无法为国民树立敌人，民族分裂者们就无法凝聚极端民意。这套体制，他们其实是最大的受益者。最敌视这套体制的，是那些体制内的、拥有决策权与审批权的、却被体制束缚不能把资本个人化的党内新贵们与重获权力的元勋们!毛用他的毕生精力，与试图建立党内资本垄断、地方家族垄断的人战斗，直到最后众叛亲离，被明曝暗贬地打入另类。如今，掌握者各种权力的元老们、新贵们，一方面借助体制威力谋求利益，一方面又憎恨组织的监管与限制，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瓦解组织体系，将巨量资本化合法化地私有。堡垒，永远从内部被攻破，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真理。　　

——刘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香港新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受益者与反对派》

这个地方（指阿富汗），一直在乱，以后会更乱。塔拉基（指原阿富汗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被处死，这应该是一个起点。当然，他（指塔拉基）也可能还活着，但无关紧要，他已经失去控制权，等于政治死亡。阿明（指原阿富汗部长会议主席）清洗了反对派，改组军队，向宗教势力妥协，最关键的是向美国人试好，这些举措，我们可以肯定，是要触怒勃列日涅夫的。他（指勃列日涅夫）现在自认为是个神，是比列宁、斯大林还高大的存在。他个人不会喜欢阿明的挑衅，苏联的地缘利益也不允许这种做法。按照老大哥的一贯作风，或者找代理人打一仗，或者自己上阵打一仗，总之，是要打仗，这点不用怀疑。

怎样的做法，符合我们的利益？

参见尼克松在印支的境遇，我们认为，苏联人赤膊上阵比较好（全场笑）。阿富汗没有越共这样硬的领导核心，但那里有一百年来的反侵略传统，还有一处处手握实权的部族、宗教首领。在我们看来，这些势力是极端反动的，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反动，他们要拼死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这一点，或许会让那位比列宁更伟大的人物头疼好久（全场笑）。我们，美国人，包括欧洲人，都会关注苏联的动向。一句话，我们不主动参与，但要默认鼓励，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让老大哥崴脚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

——刘宁一，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原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79年10月2日《在阿富汗局势通报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很关心这个（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我就我了解的情况，和大家谈谈。

现在正在谈，双方在谈，那边（指google）要求开特殊字符限制，以及公开过滤机制；咱们这边要求它转移资料，要在北上广或其他城市假服务器，差距很大。其实呢，注定谈不成的。那边在挑战我们这里的网监体系，这是政策基点的问题，没有一丝可能性。

我们这边的原则：

一要表明态度，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态；

二是要向老干部们表态，要表明我们没忘本，我们在维护声誉。

这两点，在这个范围内，只能这样说，同志们可以自己进行理解。至于最后结果，人家必然要走，我们留不住，也没想留它。走一年，走两年，它总有求着回来的时候。这个把握，中央有，我们也要有。强调一下，这就是个法律问题，定性就是这样，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开舆论中，要注意口径，否则会被内部追责，请大家特别注意。再强调一遍，这就是个法律问题！”

——李伟，原中宣部副秘书长，原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原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党委书记，2010年1月《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这次毛氏出访（指1957年毛访问苏联），在国际间反响颇大，在国内（指台湾内部）更引得群起关注。

舆情普遍认为，毛氏的这次出访，加深了与赤俄（指苏联）的关系，深化了起国际赤色集团的联盟，很成功。

我今日想说两句不同见解，供各位同仁参考：

首先，毛氏此次出访，正直赤俄内部权力争斗的峰值时间，俄酋郝氏（指赫鲁晓夫，台湾当时译作郝库夫）急需在国际赤色集团中，寻求政治支持。而毛氏在国际赤色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已作古的斯大林，正是郝氏最合适的背书者；

第二，正是基于第一点，这次毛氏出访，表象必然是赤俄极尽热情，而毛氏居主导地位。但赤俄、匪帮（指中共）双方的国力差距巨大，赤俄的基础力量远大于匪。毛氏的主导地位，是对基础国力的颠覆，其根基是不稳定的，必然在某个时间引发赤俄的反弹；

第三，毛氏本人并无妥协的性格，其在斯大林在世时，便屡有怨怼的言语。如今斯人已逝，依照毛氏的性格，必然会自任国际赤色暴乱的总头目。但赤俄毕竟国力鼎盛，郝氏虽一时有求于毛氏，却必然不会任其予取予求。到一定时刻，双方必然产生领导地位上的冲突。

综合以上三点，我认为，这次毛氏出访，不仅不是赤色同盟巩固的表现，恰恰有可能是其冲突爆发、甚至消解的先兆。一个组织，当内部权力与地位发生颠覆时，或者进行领导体系的世代更迭，或者从内部瓦解。这是必然的规律，赤俄与匪，也避免不掉的。'

——连震东，原中华民国内政部长，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原、“国安会”国家建设计划委员，1958年2月《对近期形势的一些个人研判》

“主席（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

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

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

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

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

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义？
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

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

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

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

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

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

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

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

——丁盛，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原南京军区司令员，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

现在有些同志，特别是年轻同志，对中央搞基建，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修铁路，修公路，修水坝，是花销多，收益小，是赔本的买卖。他们还认为，把钱投进生产里，能赚钱；投进计划保障里，能提高工人农民的生活。这种看法，不能说错，只能说，眼光不够长远。

咱们中国，之所以自始皇帝到如今，都是统一的国家，恰恰就在于修路与治水，这两件事情上。修了路，中央的政令才能通达全国每个角落，各地物产才能四通八达，边境线上才能一日行军；治了水，荒地才能变耕地，国家才有资源去发电，国防军工产业才有廉价的动力源。62年，我们为什么打到了藏南，却又退回来？一是苏联人大兵压境，二就是没有路，补给困难，我们怕被包了饺子。建国后，我们修了不少路，建了不少坝，但还远远不够。在西北、西南，我们还做不到72完整进兵；在中原、岭南，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水利动力。这都是我们要不惜一切，砸锅卖铁也要做的。（毛）主席当年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现在，我们还要说，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修铁路，建大坝！这是原则问题！

——叶如棠，原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1987年1月《答年轻同志们的话》

这次中央能及时出兵，我看就很好。这几年，我们把绳子放松了，对这些老贵族们客气了。人家就觉得我们好欺负了，觉得有外国人撑腰了，觉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继续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问题；根子上，还是阶级斗争。中央让一步，人家进十步；中央好言好语，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宁人，人家上房点火……

还是他老人家（指毛）说的好：有些问题，不张嘴，不动刀，是不行的！要我说，不用统计杀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这些都没意义。叫嚷自决的、自治的、独立的，有一个算一个，杀了不为过！在这点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黄经耀，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原宁夏军区司令员，1986年2月《这就是平叛，没什么可隐晦的》

这两年，我们放回了许多老贵族(指少数民族旧上层)和他们的后代。有些同志说这叫‘宽以待人’，还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远怀夷人’。我只想问在座的同志们，我们的民族政策原则是什么?主席曾说过，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阶级化，化民族冲突为阶级斗争。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团结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了贵族奴隶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完整。如今，我们却要放回那些曾经的奴隶主和宗教头子，寄希望于他们来’念我恩惠‘!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丢了阶级斗争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必将陷入历代王朝与少数民族尖锐对立的怪圈，永远不得解脱!　　

——1984年1月《大胆向中央建言几句》，李学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宁夏军区第一政委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

【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大陆开始大讲邓小平理论了，开始淡化毛泽东思想了，这是舆论界的共识。大陆为什么要这样搞呢？除了现实政治角力之外，我认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对统治权威层级的颠覆。无论这个权威是封建帝王、资本所有阶层，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信徒自居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例外。因此，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反对层级制度的斗争，其结果必然指向对新生统治集团的再次斗争。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只能实现‘全民统治阶级’，即‘没有单一功能化的官僚体系，建立全面政治权利平均化的非国家体制’。很显然，这套理论体系，对希望进行党内资本瓜分的新贵们，对希望重新获得舆论垄断的知识阶分子们，对希望重新获得私有资本流转权的新型资本家们，都是致命的枷锁。也正因如此，他们把这套思想体系打入冷宫。

——1986年《思想解放的实质与阴谋》，冯晓阳，新加坡星月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大公报》文化专刊记者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除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姬鹏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

有些事情，当时不许说，有必须控制影响的道理，但不能永远不许说，这不符合唯物主义。比如当年主席（指毛）力主入朝，一是怕苏联人掺合进来，霸住东北不走；二是要消耗掉400万投诚国军。再比如珍宝岛那几枪，两国各自给自己的激进派一颗甜枣，把调门降下来，毕竟谁都怕真打。这些我们没有刻意宣传，但党内一直没有隐瞒，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党内都不让说，我们就会垮掉。那么，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不打仗，军内就无法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不打仗，几大军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不打仗，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包袱啊！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力就体现不出来。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

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但不用太兴奋。它回来了(指香港回归)，至少是名义上回来了。不过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质上就是和当年的租界没区别。这不是贬低它，而是有话直说。这种单方面的事实独立，再结合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它发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它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总之，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我本人，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1998年4月《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李欣欣，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安春山，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 ”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是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张厉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我告诉大家，不算!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钱思亮，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长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贾静，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

——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秦基伟，云南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

大家关注了两个月，如今算是尘埃落定了(指银河号被美方强制检查一事)，可以简单总结了。咱们有内参，有内讯，还有舆情整理，相信大家都看了。大体情况就是这样，至少从我的渠道了解，咱们确实被冤枉了。当然，话不能说满。政治嘛，尤其是国际政治，暗的多，鬼得很。咱们给那边(指两伊)，总有些关联。咱们是五大国嘛，五大国踢加利(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场子，正常。这次，咱们吃了亏，至少是吃了闷亏。人家没搜出赃物来，却不给我们道歉。一个多月啊，让人家搜来查去，堵在海里，说不好听的，就是嫌犯嘛。咱们抗议了几次，没用啊。人家有盟国，有航母，有国际大管家的身份，样样都比咱们强。在国际上，人家是这个(伸大拇指)，咱们是这个(伸小拇指)。亏吃了，日子还得过。今后的日子，估计还要难过一阵子。人家想一劳永逸，把咱们解决掉嘛。几年前没解决掉，今天也要解决掉。今天在这里说，日子难过，也得过，而且很快就会好转。人家要如何，由他去。主席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我们扎好篱笆，多大的风，也刮不走屋顶的。　　

——1993年9月27日《给同志们吹吹风》，钱其琛，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必须出兵，朝鲜不能丢。但出兵是手段，不是目的。出兵把美帝赶走，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赶走美帝后，要不要再保留朝鲜，保留这个国家，我的观点是，不需要。朝鲜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对于我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必要性。让朝鲜人民加入到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朝鲜的无产阶级成为我国无产阶级一份子，这样才真正符合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主旨。这种联合，也为日后我国与苏联进行无产阶级政治联合，积累必要经验。我们必须要牢记，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主义，而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朝鲜要出兵，但朝鲜没必要立国，这就是根本利益。“　

——1950年9月《我们的目的与经验》，王稼祥，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首任驻苏联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中枢会妥协吗？这是当前华人舆论普遍关心的问题。

认为会的居多，理由是此为‘民心所向’。的确，大街小巷的繁花似锦，确实有点‘民心所向’的意味。不过，这一招在别的国家管用，在大陆，未必管用。

不要忘记，人家就是玩民心起家的，对所谓‘民心’是怎么回事，比哪一个人都更明白。

各式精英人物，想持国秉政，身登高位，这是民心吗？不，这是野心。
民心永远是求安、求富贵、求体面、求康健。这份民心，可以被野心推动，却不会为野心殉葬。

所以，中枢最可能的选择，就是强力打击野心，耐心安抚民心。一旦民心安抚住了，野心就不攻自破。

我们拭目以待。”

——蒋奉天，原《南洋商报》国际版特约评论员，原马来西亚华人媒体联合会理事，1989年5月21日《谁懂“民心”？谁为野心！》

你要反右，我就将其扩大化；你要大跃进，我就用浮夸风敷衍；

你要小四清，我就大四清；你要搞土改，我就杀富农。

你要自力更生，我就造不如买。你要整走资派，我就整基层。

你要除旧思想，我就砸文物。你要批私斗修，我就整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