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
1949年9月,粟裕、楚青和儿子粟戎生、粟寒生在上海合影
粟戎生
我出生在1942年,那时父亲正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进行频繁的反“扫荡”和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没时间照料我,因此,我一出生就寄养在江苏扬州的外公家。外公钦佩父亲的戎马生涯,因此为我起名叫“戎生”。后来,因为害怕敌人发现我,出于对我安全的考虑,外婆亲自把不到两岁的我送到了父母身边。从此我一直跟随他们转战全国直到全国胜利,可以说,是父亲引导我一步步走上了戎马生涯。
在父亲的引导下,我的胆量和意志都得到了锻炼。我喜欢上枪,父亲是引导我走上从军道路的启蒙老师。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我走上从军道路起了极大的示范、熏陶作用。上世纪60年代初,我高中毕业,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记得在五六岁时,父亲送给我一件特殊的礼物——一支真的小手枪。这是一支从地主家缴来的礼品手枪,射程很近,没有实战功能。他对我说:“好好学它,长大了就当兵,报效祖国。”那时,我对他的话理解还不深,但对枪我是喜爱的。在父亲的指点下,童年的我很快掌握了瞄准、击发的要领,也学会了擦拭保养枪的方法。后来我渐渐懂事了,才领悟到父亲教我爱枪的苦心,他是希望我从小立下和他一样的志向,加入到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战斗行列中来。
在战争岁月,父亲是枪不离身,即便成为高级指挥员,他腰里也总带着左轮手枪。全国解放后,他仍保持着对枪的爱好。战斗中缴获的枪、我国自己制造的枪、外国军事代表团赠送的枪,他保留了好几支。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到家,赶上他有空,就带我们去进行实弹射击。父亲的枪法很准,常常同我们比赛。
有一回,他嫌胸环靶太大,就用一节树枝插在地上,上面顶着半个乒乓球,然后让我和弟弟先打。我弟弟是区射击代表队的队员,但几十米外打这么小的东西还是头一回,他没有打中,我的射击结果也和弟弟一样,父亲笑了笑接过枪,压上子弹,拿枪瞄准,第一枪就把目标打碎了,我和弟弟暗暗叹服。各种枪,父亲都要学学,步枪、冲锋枪,机枪他都打过,而且熟习它们的性能。
训子苛刻如“后母”
父亲是个老军人,他的一言一行,既风趣,又有着军人特有的气质。他曾严肃又风趣地问我:“艰苦和死,哪个更难受?”他说:“死的过程很短暂,艰苦是要熬很长时间,要耐受。当兵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紧张。”
我一出生是由外婆哺育的,自然比较娇气。到父亲身边后,他很注重培养我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等品质。在我幼年的心目中,父亲对我要求很严,吃饭不允许挑食,夜行军时不可以啼哭,饿了冷了都不要叫喊,否则就会遭到他的喝斥。听妈妈讲,在浙西天目山地区时,我刚两岁多,父亲就教我学游泳。他把我带到一条小溪边,让我抱着一段竹筒跳进水里,我不敢下水,父亲把我抱起来,“啪”地一下扔进了水里,因为抱着一节竹筒,所以就浮起来了。
我上住宿学校时,父亲的严格让我的班主任老师心想:总参谋长对儿子怎么这样苛刻?他终于忍不住问我:“你是不是这个妈妈生的?”我照实回答:“是的。”“没错?”老师还再次问,好像家中对我的严格要求,非得用“后娘”两个字才能解释清楚。
父亲特别不满意我们边说话,边慢腾腾吃饭。他说:“我参加南昌起义前,在武昌叶挺部队教导队,要求极严,连吃饭都很紧张,一个个都是狼吞虎咽。教导队长官有时故意在饭中掺头发和沙子,你要挑拣就吃不饱。”
父亲就是以这样一种看似严厉,实则用心良苦的方式来锻炼我的胆量,因为他是一员虎将,绝对容忍不了自己的儿子是兔子胆。他说:“在战争环境中,各种条件很艰苦,从意志上、性格上、身体上都要能适应战争条件,平时就要吃苦。”
1969年秋,我所在的地空导弹部队移防到内地,训练和生活条件也逐渐好起来,但父亲偏偏不愿意让我在较为舒适的环境中工作,又把我调往北线一个进入了反侵略战争等级战备状态的野战部队。
与子言传带兵经验
我从军后,父亲经常叮嘱我要把自己的生命同祖国的安危联系起来,同战士们的生命结合起来,报效祖国,献身国防。我想,父亲同我大概是“军事父子”吧!
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如何带好兵?开始我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父亲对我讲了不少如何带好兵的诀窍。他说:“要熟悉战士,要和他们交心,这样他们才能尊重你,喜欢你;还要完全信任他们,他们才能完全信任你。做到这点,最重要的是要身先士卒。这样哪怕在最危险的时刻,战士们也会坚信你,和你一道杀开出路。”
受父亲的教育和开导,我当排长、副连长、连长期间,每到一地,对每个岗哨的哨位都亲自安排;驻地附近的几个山头都爬上去看一看,熟悉地形特点和进出道路,选定紧急疏散地域,发现天然岩洞,也一定要钻进去摸清情况,以备利用。
始终牵挂祖国统一
父亲把解放台湾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作战任务,时刻挂在心上。1949年上海刚解放,他就开始研究占领福建以后解放台湾的问题,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他为解放台湾的指挥员,他就更加深入具体地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主席又指定他担任抗美援朝作战的指挥员。由于战争年代的六次战伤和过度劳累,他突然病倒,没能到朝鲜去。抗美援朝把大量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部队和作战物资调往东北,对台作战任务被迫暂缓执行。没有想到,这一“暂缓”竟一直“缓”到了现在。
我从多方面体会到:在父亲的心里,解放台湾的任务只是暂缓并未解除。1949年他曾对我说:“全国解放以后,我带你们回湖南老家。”但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回过老家。小时候我不明白,不是已经解放了吗?不是有很好的机会和条件了吗?直到后来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人,才理解了父亲说的“全国解放”的深刻含义——一定是包括台湾和全部岛屿的解放。
在父亲的小屋里,墙上始终挂着台湾省地图,直到他去世。
我们家曾住过一位烈士的孩子,从军校毕业后回家,我父亲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的军队还叫‘解放军’而不叫‘国防军’?”他思考了一会儿,答道:“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父亲高兴地说“你可以从军校毕业了。”
直到现在,我也成一个老军人了,祖国还没有统一,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块“心病”。
当我能在人民军队中做一点工作,并担负着一定的责任的时候,我更加感激父亲的培养教育,更加怀念父亲。父亲那首深沉、激昂的《老兵乐》常响在我耳边:
半世生涯戎马间,
征骑倥偬未下鞍。
爆炸轰鸣如击鼓,
枪弹呼啸若琴弹。
(本文由粟裕大将之、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粟戎生中将口述,资料来源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
(来源:“徽章与荣誉”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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