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立宣言》中杰斐逊宣称：“我们认为下面这个真理是神圣的和无法否认的：人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和独立的，因而他们都应该享有与生俱来的、不能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保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用“追求幸福”的权利代替洛克的“财产权利”，这就有原则性地打破了洛克关于财产权这一自然权利论说的局限性，把广大人民的渴望和要求反映到自然权利学说中来。

 

　　在民主参与方面，主张实行普选制。杰斐逊说：“就我所知，社会最高权力的最可靠掌管人只能是人民自己。”人民本身才是政府唯一安全可靠的保管者。他认为，人民对政府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人民可自由选择和罢免自己的代表。共和制应是人民的统治，为此他坚决主张实行普选制，使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有选举权。

 

　　在舆论监督方面，杰斐逊认为，人民的舆论是民主政府的基础之一，要使舆论保持正确，就必须依靠新闻媒介和新闻自由。早在1799年初，他就写信给麦迪逊说：即将来临的夏天将是“要付出巨大精力和牺牲的时节。发动机就是报纸。每个人都必须以他的钱袋和笔杆子作出贡献”。杰斐逊认为报刊既是科学的朋友，又是自由的保障。报纸能揭露政府和官员的不法行为与阴谋，帮助民众监督政府。他认为只有出版和新闻自由才能提高人民的识别能力。他也承认民众偶尔会被错误的舆论所误导，但很快会觉悟过来。在他任总统期间，受保守派和联邦党人影响的报纸造谣中伤，攻击和诋毁政府的施政方针，但杰斐逊出于维护新闻自由的原则而听之任之，使新闻媒体监督政府的职能得以保存和成长。

 

　　在制约政府权力方面，杰斐逊认识到不同的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不同的政党不仅表达人们不同的政见，也是抑制当权党派为非作歹的重要力量。他赞成帮助不同的党派，借助反对党对政府和执政党进行监督。

 

　　这位认为“好的政府要依靠法律来稳定民心”的开国者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民主主张的受益者主体并非人民。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带有一定的激进性质，他虽支持人民反抗政府的活动，但他并非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只是基于美国民主建设的需要而向有关政府人员私下提出来的。他虽赋予人民革命的权利，但目的却不是为了人民，仅仅为了警示统治阶级。杰斐逊自始至终都认定，只有“天生的贵族”而非普通公民，才能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他希望通过学校教育能够培养出来“知情、警惕的公众”，而所谓“知情”，仅仅意味着了解某个官员的品行。他希望借助于人民的力量，加快民主建设，以期实现其党派的利益和要求。在当时，广大中等资产阶级、种植园主的利益正由于此民主制度而得以保障。普通公民依然难以获得政府职位，绅士阶层的精英社会生活依然在延伸。

 

　　性别及种族歧视。杰斐逊曾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联邦必须被看作是一个巢窟，从这里开始，整个北、南美洲将住满居民。”杰斐逊所谓的“居民”是指人口不断增长的美国白人。他曾宣称在自然法则下一切人生来平等。但他所主张的普选权只针对男性。根据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1784年新罕布什尔州、1791年特拉华等州对于选举权的规定中，几乎所有白人男性都符合标准。在教育内容上，他所提倡的女子教育也仅仅包括法国语言、舞蹈、绘画及音乐等内容，并且女子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这就与人类从根本上实现自由平等的愿望相抵触。尽管他为黑人奴隶解放做出了不懈努力，但奴隶制仍未彻底废除，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奴隶主。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也是杰斐逊本人思想的局限性。

　　政党政治演变为制度化的两党政治。杰斐逊虽然亲手组建了美国第一大民主政党，但他从未承认过政党政府的合法性。他曾宣称：“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派别，也不是两个派别之间的骑墙者”，“如果我一定要加入一个党才能进天堂，那我宁可不进天堂”。正如政治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所指出的，杰斐逊从来没有想要施行永久当权和临时的政党轮替，他是想利用民主共和党作为工具来击退联邦党。一旦击溃联邦党人的计划，杰斐逊希望他自己的政党也能够安全地隐退，恢复宪法的无党派特性，人民也将“整齐地沿着正常的自由、秩序的道路上前行，并神圣地忠于宪法”。然而事实是，民主共和党并未成为一个“结束政党的政党”，由于对立的政治见解产生冲突，政党反而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了，两党制的轮流坐庄竟然成了惯例，也使国家政策常常摇摆不定，远未实现社会“迅速回归到全面的和谐状态”。

 

　　尽管如此，杰斐逊对美国政治模式的贡献是巨大的。在他的努力下，总统的职位显示出了民主的色彩;在他的努力下，美国朝着反精英主义方向发展。然而，杰斐逊的民主构想是理想化的，他心向往之的民主事业或可称之为平民统治的事业。如果不考虑这个国家的其他社会因素，这个构想如果能够实现则会对政治稳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