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上讲，战争由偶然事件构成，有些的确令人无法预料，就像拿破仑说的，“谁要想在战争中预见一切，就劝他永远不要打仗。”但人们也不胜其烦地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要在战前把情况想全、想细、想深、想透，最大限度地做到了然于胸。尤其不应该有红军时期的国民党军队一再发生的很多“想不到”。

　　藐视对手，不能科学地评估红军的决心意志。由于红军官兵来自穷苦百姓，又先后遭受了五次围剿，加之保障条件极度有限，尤其是武器装备缺乏，使得蒋介石及其军队只知自身的人员数量和物资条件优势，没有根据“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的诊断认识红军将士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坚强的决心意志，进而低估了红军的作战能力。

　　如1934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被中央红军突破后，其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在粤赣湘边界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蒋介石看了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终于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围，并产生了无法形容的困惑与恼怒：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中的事情，且毛泽东不会等到国民党军兵临城下时才做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线——五十多万的重兵，九千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官兵数万，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这么走出去了。

　　从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与广西军阀白崇禧的特使、湖南军阀何健的代表共同商讨围剿红六军团事宜后，心中打起来的如意算盘也看不到其考虑精神因素：黔、桂、湘军总兵力约有二十四个团四万多人，还有黔东南一带数量众多、民风强悍的地方民团配合，红六军团人数不到万人，武器装备远不如黔、桂、湘军，加上又是长途远征，兵力疲惫，黔、桂、湘联合围剿，全歼任、萧二匪是有把握的。

　　为了卡住毛儿盖这个咽喉，堵住红军北上，胡宗南下定决心在松潘一带布防，派了一个营的兵力驻守。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红军从卓克基出发，7天内能连续翻越三座大雪山，跨过黑水芦花地区，行程六百里，1935年7月9日红四团的先头部队到达毛儿盖时，其主力部队还没集结起来，防御工事也没修筑好。

　　思想保守，不能大胆地预见红军的战略战术。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红军善于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正如粟裕说的，“敌人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却正是我们出奇制胜的地方”。相反，国民党军队的思想过于保守，不能真正理解“战争中最有效的事就是出其不意”，以为红军也会像他们一样贪生怕死而不敢冒险、不愿牺牲而按常理出牌，所以往往措手不及。

　　如成仿吾回忆，在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上，都明确决定了北进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当时曾指出，“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自丹巴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右路纵队，首先攻占夹金山西侧的金汤镇，然后迅速翻过大雪山，突然出现在雪山脚下的险要隘口紫石关的守敌面前。右纵队司令员倪志亮和红四军军长许世友仔细研究地形后，在当地一名采药人的带领下，组织红军官兵沿着一条绝险的小路登上悬崖，绕到了紫石关守敌的背后，突然发动了袭击。负责防守的川军团长李全山还没弄明白红军是如何从悬崖绝壁上过来的，他的部队就已经顺着山路往天全县城撤退了。

　　1935年11月21日拂晓，红一军团从三面向直罗镇的敌109师发起进攻，还在睡梦中的东北军官兵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红军袭击如此突然，东北军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情报，五十七军的各师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这让师长牛元峰茫然不知所措。他认为头天下午走进镇子的时候，如果有如此数量的红军埋伏在附近，自己的四个团向四面放出的警戒哨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呢？而且红军向来惯于夜袭，可是一个晚上都睡得好好的，为什么天一亮就成了这个样子？

　　红一、三军团主力进入云南后，用红军习惯的速度急行军前进，机关队伍在昆明以东截获了军阀龙云送给薛岳的包括一批云南地形图、给养和医疗用品的物资车队。卡车停下后，薛岳的副官及里面的人一脸惊讶，因为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红军会这么快到了云南。

　　以已度人，不能客观地判断红军的战斗精神。当时的国民党军队腐败盛行、管理混乱、作风涣散，毫无战斗精神和战斗力可言。在这种环境熏陶下的军人，不自觉地会用自己的标准来推断红军，而不可能彻底地像利德尔哈特说的，“应该设身处地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想一想……”所以，根本无法理解红军的“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难以想象红军为何跑得那么快。

　　如一团长杨得志带一营夺占安顺场后，派二连化装成“中央军”从东堡子疾进至新民街渡口。防守渡口的民团把红二连当真的“中央军”招待，等二连突然命令他们缴枪，敌人愣了。他们万万想不到，昨天红军还在很远的冕宁县，今晨便像天兵降临新民街，歼川军两个连，俘虏了敌连长，并缴获了他们的一只渡船。

　　红十七师强渡澧水后，军团政委王震命令四十九团：“再走两百里路，必须抢在敌人前面，把沅江的大宴溪渡口拿下来!”当时奉命防御沅江大宴溪渡口的，是李觉纵队的一个营300多人。被红军巧取后，该营营长在王震面前一个劲儿地抓头皮：“不对不对，昨晚还接到大庸的电话，说你们在澧水的潭口，怎么一夜就到了这里了？”

　　从庆阳出去加强东北军骑兵师的甘肃省主席邓宝珊的两个团，还没有到目的地就撞上了王开湘、杨成武的四团，被歼灭了一个团。一个被红军抓住的军官说：“谁也没有想到你们红军来得这样快，我糊里糊涂就当了俘虏。”

　　欺骗部属，不能真实地宣传红军的实际情况。从舆论上抹黑、污蔑共产党及红军，把红军描绘成土匪形象，不仅可以统一官兵的思想意志，使之更好地为其卖命，还可以动员老百姓为“剿匪”服务，从而尽可能地孤立红军。这种虚假宣传可能起到暂时的效果，但也导致上上下下对红军形成了错误的判断。

　　如禄劝县的地方民团从来没有见过“中央军”，而在他们上司的宣传中，红军是一支衣冠不整，手持土枪、梭标，青面獠牙的土队伍，只有“中央军”才服装整齐，武器精良。当红四团侦察连化装成“中央军”，扛着轻一色捷克枪以整齐的队伍突然出现在城门口时，他们心中八分肯定是中央军了。但是，由于上司没有交代过要来这么多人，所以不免有些纳闷。直到被缴械后，民团的几个家伙仍疑惑不定。

　　1934年11月8日，红二十五军在河南光山县扶山寨战斗中抓获俘虏近四千人，全部就地释放，并对他们提出了简单的要求：不要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了，回家老老实实种地去吧。被释放的国民党士兵坐在地上直发愣，因为他们的长官多次对他们说，红军是一群土匪，只要被抓住就要被扒皮抽筋砍头活埋。

敌第四十一师中将师长张振汉在忠堡之战中被俘后，开始对红军政策不太了解，非常为自己的生命担心，还积极地通过各种渠道与家中联系，希望用家财换取生命。但没有想到的是不但不杀他，却请他去当红军的教员。因为就像红二军团长萧克给两千多名国民党俘虏讲话时说的，“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宣传污蔑我们共产党和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可你们都亲眼看到了，我们红军是爱护老百姓、得到老百姓的拥护的……”。

　　红军强渡乌江后，敌人为了掩盖其无能和溃败，胡吹红军有水马，并且煞有介事地说水马如何厉害，这样“水马渡乌江”的消息传遍了遵义。群众又一传十地传开了，就把红军说成天兵天将，什么过乌江有水马，上城不用梯子，有子弹打不透的盔甲---越传越神。所以占领遵义后，红四团的官兵刚放下行装，一些好奇的学生们把他们围住了，争着要看“水马”。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失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实践证明，唯有战前科学准备时，最大限度地避免那些不应该出现的想不到，才能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武部政治委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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