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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波:准备战争,是为了避免战争
点击:  作者:胡 波    来源:“爱特种部队”微信号  发布时间:2016-10-11 10:38:11

 

 

  中日近代百余年互动历史是非常深刻的反面教材,越是害怕战争,战争愈是无法避免,李鸿章如此,张学良也是如此。要想真正避免战争,首先得有不惜一战的决心和本钱。准备战争即是为了避免战争,只有做好了准备,才能给对方形成有力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中国在与日本的交往中更应如此。

 

  如前文所言,日本有走极端的传统,一旦走上极端,除非有外力强制推回,否则会坚持到底。在历史上,中国教训深刻,无论是民国政府还是新中国,都有过类似的失误。对日本总是过于依赖外交手段,希望日本内部发生变化,而忽视强力手段和措施的构建与威慑。要想维系中日间的和平,恰恰应做好万一准备。

 

  九一八事变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关东军认为东北军不堪一击,没有做好准备。事实确实如此,在1928年因中东路事件与苏联爆发的战争中,东北军战斗力低下暴露无遗,给了日本很大信心。而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因亲率主力围剿石友三,尚在关内,从军队部署和政治决心两方面,也都没有做好对日战争准备。

 

  在日本“购岛”事件中,中国虽然进行了外交试压和喊话,但没有通过实质性行动向日本释放果决信息,某种程度上促使日本错判形势。若在日本炒作“购岛”时,中国当时的海监船就突进到钓鱼岛12海里内进行常态化巡航部署,日本“购岛”一事很可能会夭折。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不能不打交道,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在这种意识之下,应当承认,即便是在两国刀兵相向的时候,中日两国国内都不乏主张两国亲善的言论和做派。

 

  针对21世纪初因历史问题而持续恶化的中日关系,中国国内早就有对日“新思维”的主张。

  主张对日本实行新思维的主要论点是,战后日本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已是民主国家,大部分民众都对战争不感兴趣,中国不能以老眼光看待日本。从人文的角度而言,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民主国家和爱好和平的人们并不能改变日本政治的运行和发展轨迹。

 

  笔者在前文已经论述过,战后的日本空有民主之形,而无民主之实;大部分民众爱不爱好战争跟战争的爆发与否也没有太强的联系,在日本的政治体制和传统下,他们参与政治的渠道和作用十分有限。

 

  须知,日本的右翼和军国主义分子始终就是一小部分人,即便在二战时期,这个观点也是成立的,大部分日本民众不过是被煽动或裹挟进来的牺牲品。因此,我们承认日本及日本民众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却不能很好的说明“对日新思维为什么是可行的”。

 

  况且关系都是双向的或多向互动的,不是某一方的委曲求全或克制就能维持稳定,新思维仅凭中方的一厢情愿是难以行得通的。妥协缓和总是需要气氛,而日本政府从来没有想制造这种气氛,反而一直在持续毒害中日关系氛围。

 

  新思维主张中国在历史问题上适当为日本减压,以换取中日关系的改善。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中国抓住历史问题不放,而是日本越来越喜欢炒作历史问题,希望靠通过美化修正历史走向政治正常化。

 

  钓鱼岛问题也是如此,对于日本而言,钓鱼岛及东海划界问题是其推动政治正常化和军事正常化的强有力抓手,日本政府通过不断炒作与中国的海洋争端,对其国内进行战略和政策动员。

 

  钓鱼岛及东海划界问题攸关主权,以日本通常的弱势政府,根本不可能有魄力做出些许重大让步。而且,钓鱼岛及东海越来越被日本当成是牵制中国崛起,从海上对中国进行围堵的重要工具。中国对日“新思维”如果有,也只能在日本同时有对华新思维的前提下才能奏效。

 

 

 

  与马立诚们稍显天真的逻辑有所不同,另一种对日“新思维”的观点主要基于现实主义视角,他们认为,

  中美是主要矛盾,中日接近“能缓解某些重要方面的对美被动境地,显著增强对美外交杠杆”。既然中美间的战略竞争愈来愈激烈,“世界老二”与“世界老大”间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形成,中国从均势战略的角度出发,也应该拉住日本。

 

  不过就如该派观点的鼻祖代表人物——时殷弘教授自己指出的那样,

  “必须认识到日本是美国在东亚的首要盟国,并且缺乏外交独立传统;不可设想在可明确预见的时期内,日美间现有和可能出现的矛盾会发展到实质性地动摇日美军事/政治同盟的地步”。

 

  加之中日间因权力转移产生的相互猜疑,日本长期与最强者结盟的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英国,二战以后与美国),中日接近即便是真理,也非常难以实践与操作。

 

  中日间的矛盾分歧是战略对抗的体现,在日本彻底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之前,日本针对中国的战略滋扰和挑衅不会停止,中国是时候丢掉幻想并严阵以待了。

 

  由日本挑起的中日战略对抗是对中国和平崛起,特别是海上权力拓展的重大考验。更重要的是,无论中国想与日本交好还是对抗,中国都需要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日本因素在中国海权发展及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面对紧张的中日关系,中国需保持平常心,应对日本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走向保持警惕,还要立足长远,不随某一两个人而动。

 

  目前日本的政策确实带有很深的“安倍”特色,日本国内虽然对此颇有异议,但分歧主要集中在方式方法和程度上,对于安倍的“强军强国”的总路线还是大致认可的。

 

  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中日关系的整体环境和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质变之前,任何日本政府都不太可能在推动中日和解方面有太大的意愿和建树。无论是对于“安倍”进行时,还是后“安倍”时代,中国对日本的政策都不应抱有过高的期望。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应该做好与日本长期斗争较量的准备,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日关系都不太可能回归正常。我们当然也要做好迎接各类转机和日本可能的橄榄枝的准备,但切不可再出现类似当年建交时的失误,为了战略利益,而在侵略历史、钓鱼岛等某些具体问题上过于慷慨大度,以至于贻害无穷。

 

  中国仍需要争取中日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不能因此就丢掉自己的原则和重大利益。当前形势下,日本政府必须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有所诚意,这也是中日关系重新正常化的基础,中国应坚持在这两大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日本是个较真的民族,锱铢必较或许对双方都有好处。

 

  有人认为,中日关系很重要,长期这样冷对抗总归不太好。我的看法是,“不能为了外交而外交”,外交的目标主要是维护国家利益,而非维持特定的正常邦交关系。如果维持中日正常关系需要中国做重大妥协,牺牲重大利益,那么这种邦交又有什么意义呢?

 

  况且,中国也有能力应对中日关系不好带来的负面影响,中日关系不睦会给中国在对美外交、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问题上造成一些麻烦和障碍,但绝非中国完全不能承受。

 

  另外,凡事得辩证来看,中日关系恶化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手,个头大小正合适,在与之较量中,既不至于伤筋动骨,也不能很容易就取得上风。中日间的对抗直接刺激了中国的外交、安全及军事等部门加强整合及提升效率的行动,锻炼了队伍、汲取了经验。而这些都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防止日本可能的再次重大挑衅,中国有必要加强战略预置和战略威慑。在历史问题及海洋争端问题上,有必要给日本政府设定一定的红线,阻止日本政府立场的继续倒退,威慑其借右翼开道,为自己暗度陈仓。同时,还必须清楚地向日本政府传达清晰的信息,让威慑落到实处,遏制住日本政府的姑息、暧昧,阻断日本走极端的路线。如果日本右翼势力发难或制造事端,即要采取有力的报复措施,必须让其知难而退。设想一下,1931年,张学良及其统率下的几十万东北军如能对擅自入侵东北的近两万关东军以坚决有力打击,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能否崛起,日本会不会全面侵华都将很难说。当然,今天已不是“刺刀见红”的时代,对日威慑的手段也并非仅限于军事,它还应包括经济、外交、法律等在内的各种手段。

 

  中日间的战略竞争态势实际已非常明显,中日力量对比日渐对日本不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越来越主动。因此,只要日本愿意维持和平,不向中国武装挑衅,中国的上上之策应是通过综合政治、外交及军事等手段在内的冷对抗,迫使日本最终妥协。

 

  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最重要盟国,中日关系走向不可避免的受到美日同盟发展的影响,在威逼日本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美国的因素。在中国快速崛起及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大背景下,美国和日本都有着强烈的动机强化彼此联系,正试图打造全球范围的现代同盟关系。

 

  不过,在美日“亲密无间”的背后,在对中国因素的认识、各自的利益需求及应对方式等关键问题上均存在尖锐矛盾:

 

  一是美日对中国“威胁”的认识有所不同,两国对华战略目标彼此难以兼容。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是“远忧”,当前的重点是防范;而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则被视为“迫在眉睫之患”,日本着实很难理解美国眼中的“度”与“平衡”。

 

  二是双方国际身份地位不同,在国家利益界定方面存在结构性偏差。美国希望日本加强在全球范围内对其霸权的支持,不希望日本在东亚惹事;而日本关注重点主要在其周边,东亚几乎是其传统安全利益的全部,其迫切希望美国在该地区对自己“力挺”。

 

  三是合作理念不同,美国像是做期货,日本则像是炒股票。美国更多是立足长远,以健全完善合作机制为推手,促使美日同盟成为其主导亚太安全机制的最重要基础,重点是让日本出更大力;而日本更看重眼下,其更关心能尽快“套现”的举措,比如针对中国的联合夺岛演习、军事部署等,试图借助美国的实力在与中国的战略较量中居于不败之地,并提高自己在亚太战略格局中的分量。

 

  因而,在美日同盟VS中国的安全结构下,中国总体上相对被动,但也不是毫无发挥空间。在与日本的较量中,对美国重在防范,但也要兼有合作利用,如在应对日本政治右倾和军事挑衅行为等方面可借助美国对日本进行适当牵制。当然,“以夷制夷”有一个“度”的把握,我们还需保持清醒头脑,切莫对美国做过高的期望。“美国有其自身的利益,对中日之间的矛盾,有时利用,有时抑制,其作用混合了激化矛盾和暂时稳定局势两个方面。对中国或日本来说,希望把美国拉到自己一边从而逼迫对方就范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更何况美日是盟国。

 

  中日两国的部分媒体已经开始炒作战争问题,双方你来我往,打着口水仗,类似“中日必有一战”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不应惧怕战争,但也不能“好战”。除非万不得已,中日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将是双输结局,中国获胜的可能性很大,但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还需要保持拥抱和平与合作机会的成熟心态。当今世界的战略对抗更多体现在外交与政治上,军事手段往往是作为后盾和威慑工具发挥作用,而非去直接攻城夺池。

 

  随着大国外交关系的复杂化,在不同领域,敌友关系会发生一定错位。中日虽然在政治、军事及外交上是竞争对手,但在经济领域又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中日关系的确很差,但依然维持着基本的外交关系和庞大的人员往来,中日间的和平纽带仍然在强化。

 

  对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中国参与对日工作的人员和部门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本着一分为二的辨证思维,应在该斗争的地方斗争,在该合作的地方合作,既要体现原则,又要保持理性。

 

  (来源:“爱特种部队”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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