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该如何开展海外“维稳”?这个问题已经日益鲜明地摆到了中国面前。不仅仅是因为海外销售市场、原料和能源供给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已经相当显著，中国海外经济权益越来越多，短期或长期停留海外的中国国民人数已经相当庞大而且还在继续快速增长，也因为其它国家对此要求越来越急切，越来越公开。声音最响亮者莫过于西方国家，自从2014年8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采访时调侃中国过去30年在国际事务中一直“搭便车”，西方政界和媒体要求中国对海外“维稳”作贡献的声浪便陡然高涨。正值“伊斯兰国”武装攻城略地、“哈里发帝国”横空出世之际，西方政界和媒体尤其急切地要求、诱导中国加大力度参与对中东“维稳”。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国王政策研究所(King's Policy Institute)访问教授尼克•巴特勒(Nick Butler)2014年8月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中国该不该参与中东维稳》，就称中国为中东乱局“有可能损失最大的国家”，声称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大国苦苦思索它们应不应该——以及如何——进行干预以阻止伊拉克解体的同时，中国却缺席了，尽管中国对伊拉克石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中国对原油及原油产品的进口依赖目前达到每日800万桶的水平，而且还在逐步增加。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2014年9月7日至9日访华，拉中国参与打击“伊斯兰国”武装也是她此行主要目的之一。

　　一、中国海外“维稳”必须独立自主

　　可以肯定，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中国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开展海外“维稳”，势所必然。实际上，中国目前的海外“维稳”规模已经不小，向不少地方派出了维和人员，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家门口的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自不待言，就是在与中国远隔重洋的非洲大陆，至迟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中国就已经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在非洲派驻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2013年首次从沈阳军区抽调大约一个营的成建制作战部队驻扎马里，2014年9月初又达成协议向南苏丹联合省、上尼罗省派出700名作战部队，以联合国维和部队身份保护当地石油设施。所谓“搭便车”云云，不过是暴露了美国统治集团内心深处的小家子气，与习主席“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快车”之说的气概不可同日而语，也是利用了国内外很多公众对情况的不了解。毕竟，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少说多做”、或曰“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的方针，不似西方国家和有的发展中大国那样吆喝多而实干少。

　　但是，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在海外“维稳”问题上也必然要有自己独立自主的思考。中国海外“维稳”直接目标是在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框架下维护中国海外权益和国民安全，即使是维护所谓的“国际社会公益”，也必须是直接间接与我国国家利益相关。我们自己寻求“有所作为”时务必积极稳妥，不可滥用几代人辛苦积累的国力资源;外人更没有任何权力要求我们把华夏儿女的鲜血生命、把中华民脂民膏虚掷于对中国无用之地，徒然为他人火中取栗，甚至是直接间接资助敌视中国的势力。考虑到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对冲突地区的干预维和总体上并不算成功，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具体做法都缺陷多多，特别是西方政治体制决定了其对外“维稳”行动常常是易反易覆，我们就更不能跟着西方的指挥棒转了。一个政策连续性强得多的大国不能听任政策反复多变的国家摆布，从而陷自己于危境。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强调一点，中国对海外“维稳”是“开展”，而非“参与”。

　　二、中国海外“维稳”的基本原则

　　在保护中国海外权益和国民人身安全、开展海外“维稳”问题上，我们需要秉承以下原则：

　　首先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传统原则，不卷入别国内部政争和别国之间的斗争，尽可能避免卷入是非漩涡，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我们不怕事，也不惹事。

　　其次，与东道国各方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友好关系，这样能够大大提高安全系数。以前也门内战各方交战非常激烈，但都对中国人很友好，对中国援建工程加以保护，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对外援助上不能被鼠目寸光的“葛朗台思维”绑架，我们应当根据本国综合国力的增长继续适度增加对外援助，丰富发展援外形式，鼓励中资企业与当地社会合理可持续分享收益。我曾经计算过，近10年来，中国援外支出占我国财政收入和GDP比重很低，仅占财政收入的千分之几、GDP的万分之几，保持和适度增加对外援助，不至于对我国经济、财政构成重大负担，却能够收获多方面利益。从2011年国内围绕援助马其顿校车的风波，到《2014年度对外援助白皮书》发布后的许多非议，都不过是源于无知短视、无事生非的非理性喧嚣，我们的某些网民和媒体应当反省。

　　第三，准确评估安全形势。我国政府在2011年利比亚动乱初起时就及时判断动乱将不可收拾，进而决定撤侨，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判断决策。

　　第四，确保我们有适当的机制和能力及时撤离风险地区。在这一点上，利比亚两次撤侨和埃及撤侨，已经体现了我们的能力。

　　第五，建立适当机制，抑制某些国民的道德风险。如果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计代价地救援海外遇险国民，那么某些国民就会自觉有恃无恐而恣意妄为，即使政府方面已经发出安全警告，甚至明令禁止前往冲突地区，他们也会寻求刺激或为追求其它目的而前往，遇险后的巨额救援成本则由财政为其“埋单”。欧美日多次发生过国民不顾政府旅行安全警告而执意出行、结果被伊斯兰恐怖组织绑架或杀害的情况，耗费了政府巨额外交资源，支付的赎金又壮大了恐怖组织实力，形成恶性循环;国内四姑娘山等地已经有过“驴友”违规走未开发路线遇险，导致地方政府承担了巨额救援成本，军警部队甚至付出牺牲代价，被救出的“驴友”则表现得极为冷漠，而且这种事情不止一起。为防止这种不可饶恕的行为屡屡重演，我们必须明确规定，在政府方面已经发出安全警告、甚至明令禁止前往冲突地区的情况下，中国公民若个人执意前往而遇险，必须自行承担救援成本。

　　最后才是我们的军队在必要时需发挥相应作用。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的那样：“理性在告诉我们，经验也在向我们证明，在必要的时候得不到武装力量的支援，商业上的强大是不可能持久的”;一个海外利益不断增长的大国最终必然要走上“仗剑经商”的道路，片面高唱“和平”只不过是助长盗匪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的气焰，关键在于目标必须限于保护自己而不是穷兵黩武、甚至为他人火中取栗而已。

　　同时，我们的海外维稳不仅要有实实在在的预期利益吸引，而且要能够凝聚社会共识支持。我们不打不义之战，也不打将被长久历史证明是正义、但在当前和可预见未来容易被鼠目寸光和心怀叵测者抹黑的战争，作战的前提是在国内外凝聚了必不可少且足够牢固的政治共识。

　　三、中国在海外武力“维稳”的区域策略

　　在动用武力开展海外“维稳”方面，根据当地同中国核心与长期利益的关联程度，我们对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策略：

　　地理相连、人缘联系紧密的东南亚是我国首要的必保之地，必要时可以投入大量兵力和长期驻守，中国不能容许自己周边生乱。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已经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中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五国应当积极考虑建立马六甲海峡联合巡逻执法机制。因为马六甲海峡是国际贸易重要物流通道，中国是这条通道的最大用户;但马六甲海峡又与其它一些东南亚海域一样海盗横行，沿岸国家现行巡防体系力不从心，建立中新泰马印马六甲海峡联合巡逻执法机制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其次是中亚，但中国在此地“维稳”务必与俄罗斯做好配合协调，也不宜长期驻守。

　　非洲是实战练兵之地，由于存在众多无法无天的匪帮横行无忌，由于中国目前在非洲经济利益不少，对非贸易额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且与非洲多数国家政府关系良好，非洲很有可能成为我军海外首次较大规模真枪实弹替天行道恢复秩序的地方，但从长期来看，地缘和人文等众多因素决定了非洲绝非我国海外“维稳”必保之地，对此资源和兵力投入应有限度。中外历史对此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正反两方面启示：

　　战国时期魏国越过赵国攻取中山，虽然一时得手，从长期来看却是为人作嫁、虚靡本国资源的战略失误。

　　秦国一度企图越过三晋攻取定陶，几乎重演魏国越过赵国攻取中山的失误;赖有范雎献上“远交近攻”策略，方才得以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并吞八荒。

　　普法战争后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国势一度蒸蒸日上，但攫取中国青岛和非洲殖民地，却只是无谓地耗费自家国力资源，损害了与中国的关系，让有用之兵在海外孤悬万里，一战战端一开就深陷绝境。

　　美国海军陆战队军歌开头第一句是“From the halls of Montezuma，To the shores of Tripoli”(从蒙特祖玛的大厅，到的黎波里海岸)，因为美军首次较大规模海外用兵是1801年派遣驱逐舰分舰队前往地中海保护美国的贸易，打击统治着今日利比亚至阿尔及利亚一带、掠卖奴役了上百万欧美“白奴”的北非巴巴里海盗，但当时美国对外战略并没有因此将北非列为必保之地，而是选择了西半球。

　　至于西方强烈主张我们卷入的西亚、北非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这条动荡不已的“伊斯兰之弧”，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决定了在可预见的未来那里是泥潭火坑，除非打起了世界大战，否则，向那里派出实战兵力应仅限于救援数量较多的中国国民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之所以要避开中东，主要原因是当前中俄、西方、持续壮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三方之间的关系犹如二战之前的苏联、西方和纳粹，中俄和西方对峙犹如二战之前苏联与西方，双方客观上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不能共存，但又都希望打击排挤对方，将伊斯兰极端主义祸水引向对方，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则竭力游走于其中而壮大自己。倘若我们如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那样在这一地带的“维稳”中投入过大力量，在伊斯兰极端主义仍将持续膨胀二十年以上的背景下，我们就会堕入西方彀中，深陷“伊斯兰陷阱”而在没有太大经济潜力的地方徒然消耗我们的国力，在中俄、西方、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三角博弈中败阵。别忘了，我们的主要经济利益和国家命脉在于东部和海路;不在西路。

　　而且，西亚北非与欧洲毗邻，历史紧密交织，那里是欧洲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那里是耶稣基督的故乡，那里是罗马陷落之后遗民衣冠南渡逃避蛮族兵锋的桃源之乡，那里是奥古斯丁出生、成长和发奋撰写《上帝之城》的地方，……正因为如此，顾维钧在凡尔赛和会上为收回山东主权而据理力争时发出了这样一句宣言——“China can not miss Shandong as same as the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直至今日，那里与欧美经济、文化和人口交流融合之广泛紧密，依然远非我国所能比拟：

　　1960年代，当时的欧共体就与除阿尔及利亚之外的所有南地中海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合作协定。1995年3月，欧洲委员会通过建立欧洲与地中海国家伙伴关系的方案，最终目标是建立囊括欧盟和南地中海国家的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马耳他、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和土耳其12个南地中海国家加入了这个“巴塞罗那进程”，利比亚也成为其观察员。经过一番演变，这个计划最终发展成为地中海联盟计划，合作囊括经贸、司法、移民、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拥有欧盟国家国籍或在欧盟国家定居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已达四五千万，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正日益浮现。在美国，黑人伊斯兰教组织“伊斯兰国家”(Nation of Islam)之类宗教组织的影响也愈发扩大，911事件之后，美国军队在海外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血战十年，伊斯兰教却在此期间成为美国发展最迅速的宗教。“文明的冲突”理论诞生于美国，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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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和其它联系不可能与美欧相提并论;这些地方秩序颠覆，对西方的冲击远远超过对我国的冲击。所以，就让西方在那里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交锋好了，我们可以提供坚定的政治支持与经济、后勤支持服务，直至一定程度的情报服务。

　　四、中国现阶段无需出兵中东保护石油供给

　　进一步考察，要求我们大规模卷入中东武力“维稳”的最重要理由是中国对该地区石油的巨大需求，但冷静客观考察，可以发现，阿拉伯目前的战乱无碍于当地石油供给的大体稳定，甚至会稳定、增加原油生产并推动油价下行。这样一来，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出兵直接参战了。

　　是的，“伊斯兰国”武装残忍嗜血，超出现代社会底线;但“残忍”不等于“无知”，“野蛮”不等于“弱智”，这是一个财务和管理系统严密堪比西方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恐怖组织，绝不是只会泄愤式破坏的流寇蟊贼，甚至正在积极向“国家机构”转型。以至于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也载文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惊叹“伊斯兰国”对占领地区实施公共管理的水平提高之快，评判这个“哈里发帝国”正在迅速适应治理国家的挑战，致使其占领区一位金匠对《纽约时报》记者评价，说他觉得自己是在跟一个令人敬重的政府打交道，而不是一群暴徒。《孙子》云：“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伊斯兰国”和“哈里发帝国”领导层冷酷而精明的头脑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圣战”大业需要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持，而在这整个区域，只有油气生产及其出口才是最稳固、最庞大的财源，他们不会杀掉能给自己下金蛋的母鸡。因此，“伊斯兰国”武装当初占领叙利亚主要石油产地代尔祖尔省之后，就大力生产石油，然后在黑市抛售，套取了巨额利润;在占领更大地域、影响力爆发式飞跃之后，面临更大的金钱需求，冷酷而精明的哈里发帝国领导层必然、也已经在更大规模上复制这套做法。同样的行为也发生在控制了重要油田的利比亚武装、库尔德武装身上。

　　同时，在当今油价形成机制之下，投机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之类卡特尔控制石油生产配额的操纵行为对油价影响重大，在相当程度上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压制石油生产配额人为维持了高油价。有关统计表明，1990年代以后国内卡特尔平均超高定价率(即用户为卡特尔支付的价格高于无卡特尔状况下价格的幅度)为22%，国际卡特尔的平均超高定价率为25%，欧佩克机制导致的油价人为抬高幅度只会比这个更高。然而，卡特尔统一行动的约束力随着成员数量增多而趋向削弱，目前的战乱恰恰显著增加了石油产区主人的数目，从而削弱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旨在维持油价的生产配额机制的约束力，而且大大增强了石油产区新主人增产的内在动机。

　　在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及其“哈里发帝国”异军突起的政治混乱中，离事实独立只差一步的库尔德自治政权6月份就拿下了伊拉克北部最大城市基尔库克市(Kirkuk)，7月进一步拿下基尔库克、巴伊哈桑(BaiHassan)两大油田生产设施，其中前者为伊拉克北部最大、全国第二大油田，探明储量24.4亿吨，并用库尔德人替换了油田的阿拉伯工人。无论是库尔德自治政权，还是哈里发帝国，他们增加本地石油生产和出口的动机都比这一轮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的巴格达政权要强烈得多，而且早已开始全面实施，巴格达的伊拉克政府也不得不接受现实。2014年9月，伊拉克阿巴迪新政府与库尔德区自治政府达成协议，从2015年1月1日起生效，其中有一项条款便是规定库尔德区自治政府有权通过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每天出口55万桶石油，等于将伊拉克原来规定的石油日产量提高了55万桶，库尔德区政府和“哈里发帝国”通过走私出口的石油还未计算在内，而这笔走私原油数量不可低估。仅就产自库尔德地区的原油而言，就早已多次发生运载库尔德地区争议原油的油轮神秘“消失”的事件，2014年8月末就有一艘价值1亿美元库尔德原油的油轮从卫星追踪系统上消失。

　　同理，其它阿拉伯产油国石油产区倘若分割落入不同武装实际控制之下，一个产油国变成事实上的多个产油“国”，竞争心态和你死我活的战争压力将驱使他们竞相增加石油出口和生产，竞相降价抢占市场份额，而不是遵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配额和目标价格。既然许多报道显示伊斯兰国武装在市场上抛售原油的价格通常只有公开市场行情的1/3乃至1/4，既然伊斯兰国武装、库尔德人、利比亚民兵之辈已经开启了油气生产和出口的全面竞争，其它那些正规政权掌管的欧佩克产油国会如何反应?他们难道就不会为了保住市场份额和收入总额而卷入以至于全面引爆“油气增产—价格下跌”的螺旋吗?其他可能涌现的“草头王”们一旦夺权得手就不会效仿吗?

　　事实是在油价暴跌的今天，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非但没有减产，反而纷纷增产：

　　欧佩克第二大产油国伊拉克2014年12月原油日均产量上升29万桶至370万桶/日，为1979年来最高水平;2015年1月原油日产量再度增加20万桶至390万桶/日的历史最高水平，甚至一度触及400万桶/日的纪录。在1月21日出席2015年达沃斯年会期间，伊拉克副总理沙瓦斯(Rowsch Nuri Shaways)明确表示伊拉克需要增加产油量，因为世界油价下跌已经令伊拉克政府收入锐减50%左右。

　　沙特阿拉伯日均产油量在1月增加22万桶至972万桶/日，且刚继位的新国王萨勒曼宣布将维持前任国王的政策。

　　安哥拉1月日均产油量增长19万桶至181万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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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总体而言，彭博社调查结果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日产油量在1月份增加了48.3万桶，达到3090.5万桶/日的高峰，而去年11月底该组织确定的成员国石油总产量目标为3000万桶/日。为了扩大产能，伊朗等国还开始向外资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因此，与市场流行、且为投机者反复炒作的观念相反，这些“地缘政治性风险”带来的变局不仅没有破坏、反而稳定和增加了原油生产，抑制了油价上涨。

　　认为地缘政治性风险一定会抬高油价的固定思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两伊战争从1980年9月22日打到1988年8月20日，双方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袭船战、袭城战一度颇为困扰波斯湾石油出口，但这并没有妨碍1986—1987年间油价暴跌腰斩，开始长达15年之久的石油熊市。我们需要认识到，地缘政治风险抬高油价的效果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成立，只有在市场供不应求、且政治动荡破坏石油产能的情况下，地缘政治性风险才会抬高油价。当前世界石油市场特点是每日供过于求数百万桶之多，且存在巨大闲置产能，政治动荡中对立双方也没有意愿破坏石油产能，而是尽可能保护石油产能，尽可能多生产多销售以增加自家收入，而且近几年世界市场油价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炒作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垄断抬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市场参与者爆炒的所谓“地缘政治性风险”非但不会减少产能，反而会促使石油产量的决策者们竞相增产，打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垄断，从而促使油价下行。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如同堂吉诃德般远征万里之外去对付并不存在的风险?

　　(本文以《中国海外“维稳”战略考》为题刊于《环球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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