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冀平丨铭记与思考：如何让共和国永不变色

点击：作者：石冀平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1-04-08 10:20:57

【提要】他们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们身后矗立起一个强大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他们给人民留下的须臾不可失去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将人民共和国保护好发展好，使她永不变色永葆青春，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苏联覆亡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革命的历史被大肆抹黑污名化是国家体制即将颠覆的前兆和先导，而这种操作的主体就是执政者自己培养重用的所谓人文社科人才。这种启示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请深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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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厚刚（1914.2-2001.11.1）】

石厚刚，陕西绥德人，1914年2月出生，1929年5月参加革命，193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绥德参加赤卫队，为陕北苏区的创建作出了努力。先后任红26军、红15集团军排长、团政治指导员，红15集团军78师3团政治处党总支书记，八路军115师344旅组织干事、组织股长，冀鲁豫部队115师组织科长，115师教7旅21团政治委员，华北1纵2旅政治部副主任，冀鲁豫军区2分区政治部主任、独3旅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湖西分区副政委，1943年2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过直罗镇战役、平型关战役、淮海战役。1951年10月到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1954年8月在北京军区；1959年1月任中国棉花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7月任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副院长。1985年11月离休。2001年11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父亲去世多年后，我在整理他留下的自传中看到他亲自经历的一场战斗的记述。这段记述文字虽然简短，但使我极为震撼久久不能释怀。震撼的是这次战斗的惨烈悲壮，不能释怀的是这次战斗不但未见于史料记载，更重要的是这次战斗牺牲的大量八路军战士长眠于黄河岸边无人知晓。因此特在他们为国捐躯80周年之际，将他们英勇壮烈的牺牲记录下来，以慰英灵。

1940年11月，由于冀鲁豫军区新三旅八团的政委张旭患病去太行养病，我父亲被调去担任八团代政委。该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当时主要在濮阳南部和东南部一带活动，给敌人以很大威胁。当时驻在濮阳城的日军有一个联队，伪军一千多人，二十几辆汽车，还有八辆坦克。他们老是追着我军，寻机与我决战。

当年12月份一天的凌晨3点左右，八团进驻宋南游村（现为南游村）。部队刚准备吃饭，远处传来敌人的汽车和坦克的轰鸣声和灯光，并向我方迫近。我父亲当即与吴大明团长（牺牲于解放战争）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吴大明团长率两个营沿黄河大堤向东北方向转移，我父亲带一个营加特务连一个排以黄河大堤为阵地掩护他们撤退。

大约早晨八点左右，一场真正的保卫黄河之战就在黄河大堤上展开了。日军在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从三面围了上来，我军首先对付正面冲击的敌人坦克，战士们把手榴弹捆在一起埋在坦克出击的必经之路，炸坏了两辆坦克，随后痛击发起冲击的敌军。敌人冲了几次，都被我军击退。当时我军人数只有五百多人，敌人则有一千多人，并且敌人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数量远超我军。战斗持续到下午两点左右的时候，部队伤亡过半，弹药即将告罄，这时我父亲下令坚决向南突围。刚开始突围，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直接将我父亲掀到黄河大堤下面，大腿部负伤昏了过去。等父亲醒来时部队已撤走，当时黄河大堤下还躺着五十多个牺牲的战士和无法动弹的伤员。这时日军已冲到了跟前，这些强盗发现负伤的八路军战士就用刺刀捅死或开枪打死。我父亲趴在地上，日军士兵踢了一脚看他未动，以为他死了，就没有再杀他。这个地区是游击区，群众基础不扎实加之那时百姓的生活又极其困苦，所以日军撤走后，这个村子的百姓就跑来拿牺牲战士的衣服。这时我父亲就坐在地上（站不起来）向群众喊话：我们是八路军，我们的战士为了不让日本人欺负中国，为了不让中国人当亡国奴，他们战死了。希望大家不要拿他们的衣服，并且帮助把他们掩埋吧！百姓听了这些话后，就纷纷动手将牺牲的数十名战士（这是指牺牲于大堤下的，实际牺牲的可能远不止几十名。因为早于此记述十年的回忆录中说牺牲了二三百人）就地掩埋了。

这时一位老大爷走过来看我父亲，父亲对他说您能帮我找到部队吗？这位老人非常好，他说你先在这躺着别动，现在村里有汉奸，等晚上我再来接你回村。到了晚上，老人果然带着几个儿子来了，他们将我父亲抬回了家，然后用白布将父亲的伤包扎起来，并叫他儿子连夜去找部队。第二天，他儿子回来说找到部队了。然后当天晚上，老人又叫他的几个儿子将我父亲抬回了部队。

父亲过世二十年后，我也退休了。在整理父亲留下的自传中，我看到这场血战的记载，并一直将这场战斗中牺牲的无名烈士们铭记于心。巧的是我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有一位濮阳市委党校的教授。我将我父亲对这场战斗的记述发给她，并委托她寻找这场战斗所在的村子。这位同志很热心，她将此事通报给当地党史办的同志，经过他们研究，判定一个村子很可能就是父亲记述的地方。这位同志和党史办的同志一起来到这个村子，他们向村民询问是否知道当年这场战斗的情况。由于过去八十年了，知道此事的村民基本不在人世了。幸运的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记得这件事。当时他虽然还是不大的孩子，但战斗结束后，他随家里的大人也到了战斗的现场。当时的惨状他还记得一些，尤其记得一个八路军坐在地上讲话，那显然是我父亲，而且他还知道父亲被救的事情，可惜的是那位救我父亲的老人乃至其直系亲属都已不在了。他们一行人还被带到了当年埋葬牺牲烈士的地点并照了像。

时光流转物换星移，这里早已变成了农田，金色的麦浪在微风中轻轻浮动，人们过着和平宁静的生活，再也没有了日本强盗的扫荡和残酷杀戮（据父亲回忆冀鲁豫根据地反扫荡后，很多村子的井里都被百姓的尸体填满）。而为此献出生命的八路军烈士长眠于此八十年无人知晓，既无人给他们树碑，更无人给他们立传。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儿老小在哪里？知道他们牺牲了吗？这永远不会有答案了，唯一可以慰藉的是他们战死在黄河大堤，葬于黄河之滨，英魂永远与母亲河同在！他们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们身后矗立起一个强大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他们给人民留下的须臾不可失去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将人民共和国保护好发展好，使她永不变色永葆青春，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也只有做到这一点，人民英雄才能真正永垂不朽。言及于此，就不得不谈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近些年，全国兴建了不少革命纪念地，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宣教也还进行着。但与刚建国后的那三十年相比，革命历史和革命烈士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大不如前。不但如此，甚至公开出现对革命历史和革命先烈的否定，贬损乃至谩骂。影响了新中国第一代人的著名烈士，如“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等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冲击，捍卫他们的人甚至被送上公堂，历经艰难才得以胜诉。很难想象这是发生在共产党还执掌政权的国家中。而对此负有责任的那些人，至今还享受着先烈功业的荫庇。为什么会有如此局面？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理论观点可以提供思考的基本线索：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二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必然是社会的主导意识。

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言，革命烈士流血牺牲就是为了推翻旧的社会存在——三座大山，其实质就是解决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广大人民受到了动员启发，同时也享有了革命果实。在新的社会基础上，社会的主流意识必然是对革命和革命烈士的崇敬，人民群众也绝不会允许对革命历史和革命烈士的任何诋毁。但是随着社会基本经济关系的变迁，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和贫富分化。那么这种带有一定复归色彩的社会存在，必然会导致社会意识形态上出现一个不容回避的诘问：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年的革命有意义吗，牺牲有意义吗？这种诘问最初是以“告别革命”的名义登台的，理由是革命不如改良。其后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进一步变迁，这一诘问演变为对革命的谩骂，而这种谩骂又以对民国的颂扬为内容的所谓“民国”热为依托。其逻辑线索非常之清晰：民国那么好，你们搞革命就是捣乱，耽误了中国几十年，革命不该骂？为革命而死的人不该骂？这一逻辑的呈现，实际上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初衷问题摆在了每一个执政党成员面前。如果忘了这个初衷或对初衷问题的解答有误，革命先烈的鲜血必定付之东流。就此而言，“不忘初心”之说确实提的及时并切中要害。至于如何解答初心并做到不忘初心，则必须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基本的思路。

就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必然是社会的主导意识而言，它意味着社会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会利用这个阶级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权力和资源，将本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全社会，最终使全体社会成员至少是绝大多数成员认同并接受它，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当今中国社会而言，对中国革命的贬损和谩骂虽不据思想意识的主导地位，但对中国革命历史和革命先烈的隔膜和淡漠却已相当严重。且不说普通民众，就以笔者较熟悉的高校党员教师群体来说，到革命纪念地参观，匆匆扫一眼，拉党旗合个影，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寄情于山水之间，这种现象不是个例吧？既然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国家，那么代表工人阶级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权力机关就应力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其中就包括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认同和先烈牺牲的价值认同。但是多年来与社会意识形态相关的各领域又是如何呢？

首先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在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等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意蕴的学科中，大量采用西方教材并以西学为圭臬。将留学西方或完全认同西学的所谓人才树为领军人物，给予各种头衔和优厚待遇。相关的学术刊物大部分是这类人物把持。新闻传媒领域，以网络为载体的新传媒基本为资本所控制，干了什么自不必说。关键是体制传媒也捧红了一大批极其仇视中国革命的文化人，他们对革命历史和革命领袖的咒骂让人很难想象他们有些人竟然还是中共党员或什么委员代表。这两个领域的功能是教育人引领人，尤其是教育和引领青年人，其本质是塑造国家的未来，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就是在问题最严重的前些年，最权威的纸媒还发社论，要求包容异质思维。这些所谓异质思维实际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都泛滥了，还要包容？西方统治阶级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他们包容吗？允许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广泛传播吗？一段时间里，在这些领域不是阵地意识不强守土失责问题，而是有意纵容和支持，本质就是投降。

十八大以来，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了很大改观，但有一个问题仍需高度关注：这就是在教育、文化艺术、舆论宣传等具有深切意识形态意蕴的领域，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用什么人的问题；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用谁来服务的问题。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古今中外的任何国家体制培育和供养所谓文化人，目的都是为维护体制服务，因而绝不允许反叛者大量存在。但确实有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用体制性的手段培育和供养了大量反体制（反体制是指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人，这就是苏联。其后果是秀才造反一蹴而就，国家体制顷刻颠覆。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严重教训，值得汲取。为此，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就必须头脑清醒，辨明香花和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