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会议由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

　　首先，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承认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打好，但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红军供应不足”和“没有大规模地瓦解敌军”三个方面。

　　然后，周恩来作了副报告，直接对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

　　随后，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作了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

　　接着，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以来，严重损失的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具体表现在：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条件下夺取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在报告中为错误军事路线辩护的各种借口。

　　会议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生死攸关的大是大非面前，每一个与会者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毛泽东的发言对两种截然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无疑起到了引爆作用。

　　在关键时刻，王稼祥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

这时，朱德明确表明表态支持毛泽东。朱德历来谦虚稳重，这次发言却声色俱厉，谴责临时中央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弄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同志！

　　周恩来的发言，全力支持毛泽东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接下来，王稼祥首先提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毛泽东。

　　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

　　经过三天激烈的讨论，会议作出以下决定：

　　1、毛泽东当选为常委。

　　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讨论。

　　虽然会议没有明确让毛泽东负责全党的工作，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错误的军事路线已被抛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被确立。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作出正确的抉择，是老一代共产党人在经历挫折后，坚持实事求是，经过艰苦思考的结果，经过艰苦斗争的结果。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围绕遵义会议召开，我们的前辈都做了哪些艰苦的思考和斗争。

　　湘江战役失利后，中央红军战斗力大为削弱。毛泽东因为患病一直躺在担架上，他望着红军战士疲惫的身影陷入了沉思。

　　当初，他领着秋收起义部队奔上井冈山时，中央曾有人批评他要做山大王，他坚持住了，并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当红军刚刚站稳脚跟有所发展时，中央又命令他去攻打大城市，结果兵败郴州城；当他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开展土地革命、进行苏区政权建设时，中央又有人批评他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当苏区逐渐扩大巩固时，中央机关被迫离开上海进入苏区后，又剥夺了他的兵权，并全盘否定了他取得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他曾建议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中央却听任李德的瞎指挥，以碉堡对碉堡，作茧自缚，使苏区最终沦陷。红军损失三分之二……在这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中，他曾据理力争，效果却适得其反。

　　难道李德、博古就想把事情搞糟吗？还不是。那他们为什么三番五次地与自己作对呢？毛泽东冥思苦想，他提醒自己要冷静全面地思考，以便从庞杂的纷争中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猛然间，他想起了“对牛弹琴”这个成语，牛不识乐，对它弹琴，公明仪岂不太蠢了。博古不懂军事，一味迷信国际路线；李德年轻浮躁，对中国国情几乎一无所知。那为什么自己总不能说服他们。多少次争论，自己也是火烧火燎，也是情绪烦躁。不仅没能说服他们，还助长了他们的对立情绪。若这样下去，岂不害了红军，害了党。他开始自责，懊悔，反悟，决心转变方法，尽可能多说服一些人，不能采取说不过去就走的办法。

　　毛泽东思路畅通了，精神就振奋起来。他告诉抬担架的民工说：“你们抬着我太辛苦了，我唱个歌子给你们听好么？”

　　民工说：“主席莫客气，你想唱就唱吧”

　　毛泽东用他浓重的湖南乡音唱起了花鼓戏，逗得民工笑声不断。

　　湘江战役失利后，官兵们怨声载道，李德的瞎指挥严重损伤了他们的自信和热情。高层领导都在思考着红军未来的前途，都希望改变红军前进的方向。但要把思想凝聚起来并付诸行动，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整个红军队伍要改变行军方向，一是要做统一思想的工作，二是要通过组织程序形成决议。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老一辈共产党人为凝聚共识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在行军途中王稼祥对毛泽东说：“如果再让李德瞎指挥，我们这点本钱就要丢光了。我看还是要按照你的办法做，红军才有希望。”

　　毛泽东说：“现在不是说按哪个人的办法，而是要用科学的办法，马克思主义讲的就是科学，可是有人就是不按科学的办法去做事。”接着，他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说到仓促突围的路线，最后又说到红军今后前进的方向。

王稼祥感觉有道理，说：“李德不听怎么办？我看当前最紧要的问题是把李德的指挥权拿下来，几亿中国人民的革命前程不能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

　　两个人经过深入交谈，都认为红军每往前一步，就是离危险近了一步，应尽快找几位重要领导人谈话。王稼祥负责找张闻天、聂荣臻谈，毛泽东负责找周恩来、朱德谈。结果几位主要领导都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改变行军方向的意见。

　　王稼祥对聂荣臻说：“现在蒋介石在我们面前摆了那么多兵力，我们却要往刺刀上闯，迟早要吃大亏。我看，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应该让他出来指挥。”

　　聂荣臻说：“大多数上层领导的看法是相近的，只是这样在下面议论不行，我们应该开个会，认真来解决这个问题。”

　　高层思想基本统一了，王稼祥马上去找周恩来、博古，建议开会。

　　1934年12月1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湖南通道县召开。毛泽东说：“现在敌人在湘西、黔北布设了一个大口袋，如果我们继续北上，必将被敌人包围。根据目前的局势，我建议，应该放弃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方向进军，那里敌人力量薄弱，红军可以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到修整和补充，以争取主动局面到来。”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但李德、博古竭力反对。尤其是博古态度强硬，有些失态。

　　周恩来看意见僵持不下，一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误了军机大事。他说：“会议就开到这里吧，现在黎平驻有敌人一个团，红军不论西进、北上，他对我们都是个威胁。所以我们要先吃掉这个敌人，也好让部队休息一下。”

　　大家心里都明白，黎平在通道的正西方向，正是毛泽东主张进军的方向。打下黎平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说：“黎平占领了，我们西进的大门就打开了，解决前进方向问题的时候到了。”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城中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根据地的建议。李德、博古再次对毛泽东大发脾气，博古说：“你毛泽东不过是苏联的布尔加宁，有什么资格改变中央的决定！”布尔加宁当时是苏联的政府主席，不是实权人物，博古的这句话是想压制毛泽东的发言。毛泽东接受以往的教训，笑而不答，博古也不好再说什么。

　　周恩来抓住机会说：“对于战略方针，大家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政治局可以用表决的办法来解决，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就按原则办吧”。表决结果绝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做出《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明确了一条纪律，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条纪律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博古、李德的，也从根本上阻止了个别人决定军事行动的不正常现象。

　　红军到达遵义后，王稼祥对周恩来说：“现在黎平会议确定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了，应该是彻底解决党和红军领导问题的时候了。不然的话，一开会李德、博古就大吵大闹，这样下去会误事的。我建议快些把他们轰下去，让毛泽东出来。”

　　周恩来点头说：“你的话很有道理，反映了广大红军战士的心愿。但是，我们如何搞法，还要仔细研究。”

　　王稼祥说：“我看，最好的办法是中央马上开会，把军团以上的首长都叫来，大家一齐发言，问题就解决了。我和张闻天、聂荣臻等一些同志都谈过了，他们也是这个看法。”

　　周恩来思索了一下说：“中央开会要通过博古才行，他现在还是总负责。”

　　王稼祥说：“博古和我个人关系还好，他这个人我比较了解，思想有些僵化，自认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过于迷信王明和李德。你和他深谈一下，他也许会同意的。现在党和红军的命运处于危急关头，只有你能说服博古。”

　　周恩来说：“争取能说服博古，名正言顺地解决问题。”

　　之后周恩来又和朱德交换了意见，说：“我们和博古的分歧不是个人义气之争，事关革命前途，只能这样办了。”

　　于是，周恩来开始下功夫做博古的工作，说：“现在红军上下有些议论，主要是担忧革命前途。有人提出中央要开个会，你看如何？”看博古表示疑惑，又说：“大家关心革命，议论是正常的，与其让大家在下面议论，不如开个会，让大家充分讨论一下，也好统一思想。另外，第五次反‘围剿’已经一年多了，你作为党的总负责人应该代表中央作个总结，找出经验教训，以利今后发展。”

　　自从通道、黎平两次会议以后，博古在工作上比较重视周恩来，有些重要事情也放手让周恩来去做，说：“第五次反‘围剿’打得不好，但是经验还是有的。这个总结我负责，其他还有什么内容，你可以安排。”

　　周恩来说：“我们可以开个政治局扩大会，你作个主报告，我再作副报告。然后，大家可以发言。我们还要研究以后的工作，总之，这个会要开好。”

　　见周恩来态度真诚、坚定，博古就说：“好吧，我同意，就开个政治局扩大会。”

　　博古说到这里，周恩来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的支持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中，凯丰曾多次找聂荣臻等高级领导谈话，一谈就是半天。）

　　做通博古的工作后，周恩来又去找毛泽东，请毛泽东出来指挥。

　　毛泽东说：“我毛泽东不是天生会打仗的，无非是靠两条，一条是靠学习古人的经验，第二条是靠大家帮助。说句心里话，如果没有自己和别人失败的经验，我也不可能总结出来像‘十六字诀’之类的所谓经验。在政治上，现在让我当总负责有三条坏处：其一，我们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历来是共产国际认可的，我这个人在共产国际眼睛里形象一般，把我搞上去，共产国际会对中国革命有看法；其二，博古、李德在党内、军内一些同志思想中还有一定影响，采取把他们轰下台的办法，会引起党内、军内的思想混乱，不利于内部团结；其三，实践证明，党内、军内一个人说了算的办法不好。让我总负责，我毛泽东再犯错误怎么办呢？所以，还是集体领导好。这样，我们不用明确撤换博古，同样可以纠正他的错误路线。这三条，请你考虑一下，不是我毛泽东摆架子，事关重大，我们不得不考虑深远一点。”

　　毛泽东一番精辟的分析令周恩来从内心佩服，说：“就是说，我们要用一种办法，免去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和政治决定权，又不完全撤销他们的职务，只是变更一下他们在党内的分工。”

　　毛泽东说：“我们要把握住一点，就是只谈军事指挥问题，不谈政治路线问题，一谈路线问题，什么左呀，右呀，问题就复杂了，弄不好会弄出麻烦来。也巧，我们现在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中断了，在作战频繁的情况下，我们改变军事上的问题，以后恢复了联系，共产国际也会理解的。”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政治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英明决策。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会后，曾有人问毛泽东，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为什么当时不和他们干？毛泽东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只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解决。毛泽东还注意把推行“左”倾错误的头头和执行者严格区分对待，争取大多数同志转变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博古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决定，并严正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意见。直到10年后的七大，他还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品质。

　　总之，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在历史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在同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充分表现出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成熟。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我们党才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此革命焕然一新。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有成就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事实上已成为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我们党有一个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总书记为核心，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必将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