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加强党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建设问题，是因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党内没有再就思想方法、思想路线方面开展过重大的思想建党活动。长期以来，党的思想建设放松了。许多干部在工作中缺乏对客观规律、对人民群众和基层实践的敬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武器的自觉性降低了，一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发展起来，有的十分严重。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上在思想上建设好党已十分紧迫。

　　许多干部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只要根据中央领导讲话、上级文件、法律法规制度和以往的经验努力工作就可以了。他们不懂得小到一个单位的工作，大到治国理政、改革开放发展，都是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都离不开正确的思想方法。这些年来，我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对于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规律、对于“实事求是”原则讲得少了。许多同志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对延安时期我们党所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知半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整治了腐败问题、治理了作风问题，加强了党的纪律、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但思想建党的问题没有解决，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建设的短板突出了，严重地阻碍着党带领全国人民去实现所确定的战略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指导思想，以“三个有利于”为主要准则，我们进行了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同时，党内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方面的种种问题也发展起来：

　　1、认为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决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注重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处于矛盾运动之中，没能从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高度，坚持好党在社会主义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局部地区所出现的政治生态恶化、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的塌陷式腐败和干群关系紧张、意识形态领域一些阵地失守、一些企业劳资关系紧张、农村的改革强调了“分”而弱化了“统”等，都与在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片面性有关。

　　2、在重发展、追求政绩的驱动下，以搞土地的大开发、大项目、大工程、大跨越为内容的发展思路流行起来。这种思路重资本、土地、技术的投入，不重人的因素，把工人农民只看做生产要素和民生政策照顾的对象，背离了我们党关于相信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作为为主体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市场化的改革不仅对党内形成了巨大的腐蚀，而且造就了片面重权利、重利益的改革思维范式，把产权改革看做提高效率的万灵妙丹、社会矛盾只用利益摆平、积极性只要用钱就可以调动，结果造成利益挂帅，为了个人利益可以牺牲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为了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可以牺牲长远和全局利益，甚至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形成团团伙伙、大搞以权谋私。

　　3、我国有着两千多年官僚体制传统，现实是以科层制为基础的行政体制，“官本位”、“长官意志”的社会基础根深蒂固，官僚主义、只唯上，不唯实的作风极易发展起来，在工作中自上而下的贯彻排斥了自下而上的从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从基层中来，主观主义泛滥起来。许多领导干部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习惯于作指示、下命令，以动员大会作为部署，以检查督查考核来推进，以向下要数据材料作为对进展的了解。会议、检查、材料汇报成了主要工作方式。造成中下层领导干部的大部分工作时间被会议、督察检查、迎来送往所填满，无法深入基层接触群众，更谈不上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4、在部门化和属地化管理的体制下，干部被束缚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格局里，割断事物间的、矛盾发展过程中的联系孤立地看问题、做决策的形而上学思维发展起来。比如，农业的改革只讲“分”不讲“统”，集体经济实际被虚置，农村基层治理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失去集体经济的经济基础；在农村基层，民政部强调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部强调基层党组织建设，农业部强调承包地确权和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形不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合力；农业部门只管对农民发放补贴，不管农民是否清楚拿的是什么补贴、补贴是否有效、拿补贴的人是否种地；要求执行八项规定不与实际情况、工作效果的改善相联系，严格财务制度变成一套过细太死的规定，造成基层有事办不了，有钱无法花，连预算内的应急经费也因规定太死而无法使用；遇到执法管理权模糊的问题各部门相互推诿，都不愿跨前一步，以至于小事变大成顽症。

　　5、新的“本本主义”发展起来。遇到问题总是“有文件吗？”“有依据吗？”不愿意研究具体的情况。许多干部只讲贯彻执行上级决定和法律制度规定不走样，不讲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自己不深入基层，对来自基层的意见不倾听、不重视，在工作上不给基层留任何因地制宜的余地；只要求对上负责，不讲我们工作的最高准则是对人民负责。结果许多工作完全变成形式主义。依法治国、依规办事常常变成“以名求实”、“削足适履”。

　　6、各项工作的推进依赖于指标量化分解落实到基层、层层检查、与奖惩挂钩的分项考核，上级习惯于开会布置检查考核、向下要统计数据总结材料，甚至同样材料多个部门重复要，造成基层疲于应付。2016年湖南的一个行政村要上报各种材料竟达400余份。基层为应付不得不做表面文章，对海量的上报材料只能拍脑袋，甚至虚报统计数据。

　　7、对工作急于求成，只问结果，不问过程、方法和代价。使用干部只看政绩和上级交办任务的完成情况，不考察他的全部工作。这种环境造就了一批工作上的“猛将”，但助长起只唯上，不唯实，主观主义、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以及不折手段谋取政绩的作风。

　　8、在工作中不是勇于面对困难、突破难点，而是热衷于抓亮点，显政绩，摆成绩，集中资源搞花瓶式样板，专供领导看和媒体宣传，对难题能拖则拖，留给下一届去面对。

　　9、好大喜功，掩饰问题，回避教训。对自己主管的工作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也走过麦城，对问题总是掩饰，对总结经验教训讳疾忌医，对自我批评敷衍，有哗众取宠钻营之意，无实事求是对党和人民负责之心。

　　10、把改革看作不讲具体条件的灵丹妙药，到处生搬硬套。对近4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只讲伟大成就，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只讲改革开放是中国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不讲改革开放作为伟大的探索，不可避免地也走弯路、付代价，需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结果造成党内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等思想方法、文过饰非的作风泛滥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反对了包括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内的“四风”，但并没有提到党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没有抓住抓牢思想建党这个中心环节。结果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又很快反弹，一些地区、部门已不亚于反对“四风”之前。

　　思想方法思想路线上的这些问题，必然造成在贯彻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中央的各项决定、各级党政部门的决策时走样，严重挫伤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削弱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损害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也塑造出一大批习非为是的干部，必然影响到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的贯彻，影响到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全面从严治党以来，党内对腐败会亡党亡国有了深刻的认识，但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也会葬送党和人民的事业，许多同志还缺乏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陈云同志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反复、交换、比较”，都是思想方法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这些理论成果只有通过思想建党才能武装全党，使我们党战无不胜。以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延安整风，确保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和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

　　这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能否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加强党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线建设，决定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能否巩固、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能否扎实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能否实现的关键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分别于2013年12月13日、2015年1月13日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习近平同志在学习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

　　建议党的十九大提出思想建党的任务，把党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建设列为党的建设重要内容，落实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的任务，用思想建党推动党的各项工作。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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