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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中国对世界治理的担当
点击:  作者:梅新育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发布时间:2017-01-21 09: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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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1月17-20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正值全球治理体系从经济、政治到军事安全面临多方面挑战之际,在这场以“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为主题的年会上,中国将担当什么,中国又该怎样可持续地担当更大国际责任,分外引人瞩目。

 

  首先,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保证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为世界其他国家治理树立成功榜样,这是中国对世界治理的最大贡献。只有能够自立的个人才有资格去谈论帮助别人,只有能够自立的国家才有资格讨论为世界治理做贡献。作为占世界人口近1/6的大国,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情格外重要。个人可以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但一个国家要想可持续地贡献世界,唯一出路就是通过利己来利人。

 

  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仪,在保证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并不断改善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治理”二字。环顾世界,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对人民福利和世界治理的贡献触目可见。“中国制造”对1990年代以来美国长期的“无通胀经济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已经是经济界众所周知的事情。“中国制造”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的改善更为突出。

 

  20世纪末之前,中国商人没有大规模进入塞内加尔市场,黎巴嫩商人垄断该国批发零售市场,物资匮乏,价格高昂,牛仔裤3万西非法郎(约合人民币310元)一条,对大众堪称奢侈品,以至于当地贫穷居民普遍衣不蔽体,少年儿童普遍没有鞋子穿。中国廉价商品大规模进入后,当地居民1万西非法郎(约合人民币103元)就能解决从头到脚的衣装,衣不蔽体、儿童赤脚现象基本消失。在移动通信发展浪潮中,塞内加尔等西非国家居民也是依靠来自中国的廉价手机实现了手机推广。不仅如此,依托廉价中国商品,塞内加尔的批发、转口等业务也发展起来。(《中国商人闯荡西非的生意经》,《参考消息》,2015年3月27日。)

 

  正是通过工业化和外向型经济发展,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才得以成为本世纪初以来全世界进口增长最快的经济大国,进口增速几乎等于世界进口贸易增速两倍,通过货物和服务进口、对外直接投资等渠道拉动了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据中国《海关统计》和世贸组织2009年、2010年《世界贸易报告》数据,2000-2008年间,世界进口年均增长12%,美国、欧盟27国、日本、俄罗斯、巴西、印度年均增速分别为7%、12%、6%、21%、14%、14%(2005-2009年数据),中国进口年均增速则高达22.4%。2009年,世界进口萎缩24%,中国进口只下降了11.2%。2010年,中国进口增幅更高达38.7%。时至今日,中国不仅是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也已经与美国交替占据世界第一进口大国地位。从东南亚、巴西、安哥拉到苏丹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资源出口发达国家,再到韩国、日本、欧洲、美国等工业化国家,受益于中国进口需求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

 

  放眼更广大时空背景,正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在广袤的中国大陆建立统一、强固的秩序,东亚才得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真正开始全面工业化建设和经济社会起飞,最终成为经济社会活力最强盛区域之一,多个经济体跃居世界领先的工业化、高收入经济体。

 

  就世界经济总体而言,“十五”和“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约为14.2%;“十二五”期间,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了30.5%,跃居世界第一,同期美国和欧元区分别为17.8%和4.4%。分年度来看,2011-2015年,中国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6%、31.7%、32.5%、29.7%和30.0%,美国则分别为11.8%、20.4%、15.2%、19.6%和21.9%。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高居世界首位,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为33.2%,若按2015年价格计算,中国的贡献率为41.3%,美国为16.3%,日本为1.4%。(郭同欣:《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人民日报》,2017年1月13日。)在当前世界经济阴晴不定、西方主要大国货币财税政策变动在世界市场掀起惊涛骇浪之际,中国保证自身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就是保证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情对世界治理的贡献,还在于为别国树立成功榜样。在2016年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讲中,当时正在竞选的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有言:“强化和推广西方文明和它的成就将能比军事干涉更加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激发积极的改革,而不是试图传播不是所有人共享或者想要的普适价值。”美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中国更是长期深知这一点。

 

  其次,世界治理可以划分为经济治理与政治/安全治理,中国在经济治理方面的担当首要地体现为坚持自由贸易原则。本来,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但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回潮,特朗普组成好斗贸易班底可能进一步激化全球贸易摩擦的局面。环顾世界,接手自由贸易旗帜,舍中国其谁?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还因为从政治体制来看,在当前这个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不确定性高涨的时期,中国体制更有助于其发挥自由贸易倡导者的作用。

 

  各国民间都存在强弱不等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中、美、欧、日、俄各国皆不例外。是否将民间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转为政府的实际行动,这是政府(这里指的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广义政府部门)的决策。而在同等民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是否采取保护主义行动,取决于该国政治体制赋予保护主义势力的政治游说能力、政治决策者本人对保护主义势力的需求,以及该国“玩弄”国际规则的能力。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同国家体制和表现迥异:

 

  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更容易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取得与其实际经济实力份额不相称的政治能量。美国宪法将对外贸易政策决策权授予国会,这种体制使得美国那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或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集团能够比较容易地左右国家贸易政策走向,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更刺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道德风险恶性膨胀。须知,当年二战结束后,正是美、英等主要西方国家国会埋葬了当时的“国际贸易组织”构想,最终不得不推出“关贸总协定”来替代。今天,由于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演变,1980年代以来尤甚,他们更有能力“玩弄”以世贸组织规则为代表的国际经贸规则,在纸面上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行保护主义之实,以至于2009年次贷危机高潮期间,美国在经济刺激法案中塞进“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世贸组织总干事却不得不捏着鼻子认可这项条款未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这种能力激励他们诉诸保护主义手段。

 

  印度等视中国为经济发展最大竞争对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同样引进了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致使他们的贸易政策决策常常显得冲动多而冷静通盘考虑少,将意愿当作现实,对中国的“瑜亮情结”更时刻都在干扰印度等国的对华贸易政策。

 

  与上述国家相反,中国的政体更有利于强有力的决策者排除干扰,克服一时短期利益诱惑而去追求长期利益目标。

 

  第三,在政治/安全治理方面,中国已经做出了不少贡献,未来将做出更大贡献。本世纪初就已经是在非洲派驻维和部队最多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就打击猖獗一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等等。展望未来,除了继续以合适方式为打击“伊斯兰国”极端武装出力之外,中国能够为世界政治/安全治理做出的重大潜在贡献是通过中国-东盟、中泰、中菲合作框架把打击“三股势力”的合作延伸到泰南、菲律宾南部等地区,并借鉴湄公河联合水上巡逻机制的成功经验,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探索建立海上联合巡防机制,消除东南亚海域猖獗的海盗势力,为这处全球贸易要道创造安全环境。须知,国际海事局等机构的资料一致显示,东南亚已成世界海盗最猖獗地区,2015年东南亚发生的航海攻击案件多达178起,之前海盗泛滥的亚丁湾与索马里附近海盗则已经销声匿迹。

 

  要想可持续地担当上述世界治理责任,中国和中国的贸易伙伴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为世界治理体系承担更大担当,不是要与美国分庭抗礼实施新冷战,更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追求改良现行世界治理体系。尽管中国与美国的磕磕绊绊今年很可能会增多,特别是贸易争端可能达到白热化程度,但这基本上还是在“以斗争求团结”的范围之内。

 

  其次,中国只能适度扩大自己承担的国际责任与义务,不可能过度承担义务,而且需要责权利对称,只有这样才能可持续地承担世界治理责任。长期以来的自由贸易旗手美国已经深陷过度干预外部事务和过度透支国力的泥潭,美国需要适度收缩过度扩张的战线,保养国力,但这种有利于美国长期可持续稳定发展的调整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在一定时期内压缩美国左右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也无法与贸易保护主义截然区分开来。这一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第三,自助者人恒助之,中国为世界治理承担更大担当,特别是承担自由贸易旗手角色,为贸易伙伴特别是新兴市场贸易伙伴创造了稳定经济、发展贸易、招揽投资的机会,但能否抓住、能抓住多少,归根结底还是要取决于贸易伙伴自身改善商业环境的努力。

  在本世纪初的十年初级产品牛市期间,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制定了一系列资源民粹主义色彩浓烈的政策,严重损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等到他们本国的经济也因此大吃苦头而改弦易辙时,外商已经因为“一朝被蛇咬”而“十年怕井绳”了。遗憾的是,就是在某些长期友好的国家,近来我们也看到,少数政界人士在任职期间赞赏与中国的合作,卸任后却煽动反华情绪。他们没有考虑,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东道国政府的职责,不该要求作为外商的中国投资者承担。还有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精明不高明,把本国急需的中资投资、建设、营运的电力项目价格定得太低,导致中方投资者巨亏,他们却还希望以“友好”名义游说中方接受这个定价。燕昭王“千金买马骨,筑台自隗始”,中国的这些成功典故,愿贸易伙伴思之。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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