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2013年1月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他担任总书记不到两个月，第一次在中央党校讲话就作出这样的论断，体现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是目前有些人在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上产生不当甚至错误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习近平直面各种争论，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把这个问题讲清了、讲透了。

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论断越来越显示出深远影响。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尤其要深入领会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

纪念改革开放，在一些人那里经常有一种“忆苦思甜”“痛说革命家史”式的论证办法：

即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说得一无是处，只有问题，没有成绩，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历史的误会”，以此来反衬改革开放的正确性。

这种论证方法严重违背历史事实，其实质是否定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确立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公有制主体地位、农村集体所有制、人民民主专政等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

按照这种论证，就说不通为什么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说不通为什么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就会把改革开放简单约化为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深化改革引导向否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方向。

为此，必须首先全面客观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第一，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成就，而不能一概否定。

改革开放前 30年，实现了工业化的启动、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一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6%，增长速度远超过旧中国。按照实物指标来衡量，1952-1978年，铁路货运量年均增长8.5%，工业用电量年均增长12.6%，新增贷款年均增长8.2%，其中铁路货运量和工业用电量增长率都高于改革开放之后。

再考虑到用实物方式分配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产品并未完全进入市场，实际的经济增长率还要更高。

1979年同1952年相比，粮食总产量从16392万吨增长到30476万吨，是原来的1.86倍。

这一时期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人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68岁，小学净入学率从25%跃升到90%以上，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

此外，我国制造出“两弹一星”，开展了三线建设，获得了比较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摆脱了旧中国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局面。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评价道：

“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也毫不逊色”。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前的 30年发生过曲折，甚至出现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但是，无论同旧中国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这30年都是快速发展、成就显著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改革开放之前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第二，改革开放中释放的红利离不开改革开放前的积累，不是凭空产生的。

有的观点把改革开放前后对立起来，认为如果改革开放能提前30年就好了，中国早就是发达国家了，这是想当然的主观臆测。

旧中国就有私有制、商品经济和对外开放，但并未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局面。

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既有发展比较好的，但也有大量陷入贫困混乱的。

新中国前 30年为改革开放积攒了多方面的红利，这是改革开放成功不可或缺的前提。

一是产业红利。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从1953年的202亿元上升到1978年的 1113亿元，修建了水库总库容4200亿立方，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奠定了产业基础。

二是人力资本红利。人民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为改革开放积累了一支身体健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力资本大军，这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的。

三是国际环境红利。经过改革开放前的艰苦奋斗，中国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体系，获得了比较安全的国际环境，基本消除了重大的安全威胁，使中国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对外开放，避免了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开放中成为大国附庸的命运。

四是制度红利。改革开放前建立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动力成本。农村实行集体土地所有制，大大降低了城镇化、工业化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所以，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也需要从改革开放之前找原因，而不能割断和虚无历史。

第三，不能简单地把改革开放前后说成是错误和正确的关系，而要看到两个历史时期各有不同的历史条件。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在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

改革开放后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发展民营经济等做法，看起来似乎是对过去的“纠正”，因此有人就把改革开放前后说成是错误和正确的关系，对立起来。

这不符合事实。改革开放前后有不同的做法，主要是因为两个时期面临不同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发展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还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为了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农产品统购统销等办法。

在农业领域，只有建立集体经济，才能在国家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土、肥、水、种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改善，这和改革开放之后引入市场经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矛盾，反而为后者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还有一些领域，改革开放前后都有成功的经验。例如，在医疗领域，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医疗体制“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可见，要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全面看待两个时期在具体政策上的区别，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说成是错误和正确的对立。

从“两个不能否定”出发，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习近平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

比如，他指出：

“我们推进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要搞其他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等等。

这些论断强调的中心意思是：改革开放不是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改弦更张、推倒重来，而是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调整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不管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都是统一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下的。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只有建立这样的认识，才能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原因。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

“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

第一，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的背离。

改革开放要“改”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出于理想信念的选择，也是出于实际需要的选择，具有充分的现实依据。

梁漱溟曾说：

“中国自从西洋强大的势力过来，已经没有走资本主义的路的余地了，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让个人的福利压倒社会福利。所以共产党在中国的出现，并且成功，那是很合理的、不特别、不奇怪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既坚持改革开放，同时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尽管我们不应该脱离实际去纠缠“姓资姓社”，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要清楚，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

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物质文明发展的历程，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融合、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全球体系的融合，既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又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进一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全盘西化”。

第二，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取得的，而不是抛弃社会主义，搞什么私有化、自由化、全盘西化。

有的观点认为，

中国经济的腾飞，就是因为破除了对社会主义、对公有制、对计划经济的迷信，“不管姓资姓社”，“无所谓姓公姓私”。

这种看法是不成立的。

虽然市场经济、私营企业在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改革开放同新自由主义主张的那种绝对市场化、私有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从所有制基础看，中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公有制为主体。

从市场起作用的范围看，中国的市场总体上被限制在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经济领域、特别是一般竞争性领域，而在自然垄断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等非经济目标的领域、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社会公平的领域，都对市场的作用有一定限制。

中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解决了“市场失灵”的问题，市场不能自动解决宏观经济稳定、社会公平、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具有战略性、规模效益的行业等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特殊在市场经济前面有“社会主义”这个定语。

第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上，是一以贯之的。

习近平指出：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归根到底都是对在中国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探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重要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独立自主发展对外关系等问题上，无论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都是毫不动摇、一脉相承的，这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经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这些内容依然不能变。

回顾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深入学习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断，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把钥匙。

第一，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而不是别的新时代。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

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站到了一个更高层级的历史方位上，主要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个意味着”：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这种新起点上回顾历史，我们就能更深切地感受到，正是因为党和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有今天的成就。也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迎来更辉煌的未来。

第二，新时代既要坚持改革开放、深入总结经验，但又不能把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做法变成新的教条。

习近平指出，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

“两个不能否定”的哲学依据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启示我们，新时代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当前我国基本国情同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不一定适合现在的实际，一些领域改革的成功经验不一定适合其他领域。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赋予“改革”新的内涵，不能把过去的做法绝对化、教条化。

譬如，有人认为：

既然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积极性，那么今天就应该继续“分”下去，实行土地私有化；既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那么今天就要一味地继续缩小和限制政府的作用，把一切交给市场；既然过去引入非公有制经济增加了经济活力，今天就要继续减少、拆分甚至取消国有企业。

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是非常有害的，不可能起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作用。把一个阶段的做法看作永恒的规律，也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第三，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都需要我们认真系统总结、继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过程。

新时代要同时总结、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实践经验。实践证明正确的就继续坚持，不对的抓紧时间改，做得不到位的就补充完善，新情况、新问题出来了及时研究解决。

在改革发展的不同领域，改革开放前后都有成功的经验，如改革开放之前在坚持独立自主、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公共产品、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的经验，改革开放之后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增强市场活力、参与国际竞争、加强宏观调控等方面的经验。

如果能够把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加以融合提升，在新时代就一定能形成更加管用的办法，实现新的上升和飞跃，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稳定，“四个自信”更加稳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发挥，并且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